万里归来颜愈少——苏轼的生命修行与三教融通之路

千年英雄苏东坡（2000年世界报从一千年中全世界评出的12位千年英雄之一）

声明：苏东坡是世界千年英雄，是中国人的楷模，是人生快乐的导师。我写他，是出于对他的热爱，出于传承他融通的儒佛道精神，分享他践行的人生快乐秘方。所以本文案严格根据苏东坡本人记载，及公认可信的史料而创作。在下来的30多分钟里，愿您听懂苏东坡，从此开启快乐人生！

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一个闪耀了中国文学史千年、总能让我们会心一笑或热泪盈眶的名字——苏轼。我们爱他的“大江东去”，爱他的“明月几时有”；慕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敬他的“九死南荒吾不恨”。然而，在这些旷达的词句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走过坎坷壮阔的一生？今晚，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走进苏东坡的内心世界，探寻他如何将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超脱与佛家的了悟，熔铸成一种光芒万丈的生命实践，最终完成了中国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千古典范。

一、开篇：多元思想的幼年启蒙

1037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那片灵秀的土地上。他幼年接受的并非单一的教育。他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丰饶而开放的。

首先归功于母亲程夫人。司马光评价她“勉夫教子，底于光大”，“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她是苏轼童年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品德塑造者。她通晓经史，在苏轼十岁前父亲游学在外时，她是孩子的主要教育者。她教孩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残鸟雀”培养仁爱之心，还曾以东汉忠直儒臣范滂的故事激励幼年苏轼，塑造他“慕节义”的品格，为苏轼种下了重气节、辨是非的儒家底色。其次是父亲苏洵。苏轼晚年做梦梦见儿时读书未能完成课业被父亲检查责罚，梦醒写诗《夜梦》“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初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足见父亲课读严格。他少年时又到寿昌书院读书。他精通五经、孔孟、尚书和易经。日后“欲挺身而许国”的儒家抱负，正源于此。

而且，母亲还是虔诚佛徒。苏轼《十八罗汉颂》说，家中曾供奉十八罗汉像，母亲程夫人“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父亲也广交僧道，带幼年苏轼出入寺庙。他与弟弟苏辙阅读过佛典《旁资老聃释迦文》。这种佛教氛围也让幼年苏轼受到了耳濡目染。

另一方面，一个奇妙的缘分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苏轼的祖父苏序深信道学。在八岁那年，苏序将苏轼送至天庆观，师从“儒道兼济”的道士张易简。苏轼晚年回忆：“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 三年的学习，让他从小对《道德经》等道家经典耳熟能详，让“道”的种子——对自然规律的洞察、对超越境界的向往——悄然埋入他的心田。

据记载，张易简称当朝范仲淹、欧阳修等儒家名臣为“人杰”，也促进了苏轼“致君尧舜”儒家理想的形成。早年儒佛道并蓄的教育，为苏轼日后超越门户之见，融通三教思想奠定了最初的基石，预示了他未来广博融通的精神格局。

二、“乌台诗案”之前：以儒立身，以道佛润心

1057年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京城进士考试。文坛领袖欧阳修正好是主考官。他惊叹苏轼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说“他日必独步天下”，因误以为作者是自己的学生曾巩，为避嫌就给了第二名。后来方知是苏轼，欧阳修当着众人的面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三十年后没人记得老夫，而是苏轼。而且仁宗皇帝和太后都把苏轼当宰相苗子。一时间苏轼名动京城。

初入仕途的苏轼意气风发，以“致君尧舜”为己任，怀抱的是纯粹的儒家理想。他在《荆州十首》等早期诗文中，充盈着关切民瘼、经世济民的热忱。苏轼始终是勤政爱民的实干家。处处践行儒家“仁者爱人”的准则。早期的道佛思想，于他更多是文化的修养与心灵的调剂。他游历山水，结交僧道，诗文间已初露超然物外的苗头。然而，朝堂之上关于变法的激烈党争，与他“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发生了深刻冲突。他开始更频繁地向道佛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哲学的解答。

总体而言，儒家积极入世、仁政爱民的思想，是他前半生精神世界的主旋律和行动指南。这种“以儒为体，以道佛为用”的状态，在他遭遇“乌台诗案”之前，构成了其思想的基本面貌。

根据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明确记载，苏轼读书时期“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这表明庄子思想精准地表达了青年苏轼心中所感却未能清晰阐发的哲理，他早已与庄子的道家思想产生深刻共鸣。

苏辙

1056年苏轼与弟弟赴京应试，途经河南渑池韶山云门寺借宿，在墙壁上题诗，和奉闲老僧学习佛法。二人中榜后得知母亲过世，回家只见家破人亡的荒凉景象。苏轼后来写下《浰阳早发》“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带有佛教“空幻”与道家“齐物”思想的色彩。丁忧27个月后，1061年苏轼初次为官赴陕西凤翔任职重经韶山云门寺，发现老僧已圆寂，墙壁也毁坏。物是人非令苏轼感伤。他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是他对生命旅程敏锐而天才的直觉感悟，诗表达了接受变迁无常并超然向前看的豁达人生观，其哲理无意间已超越佛学的“空幻”思想。

苏轼首个职务是“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政府秘书长。他在凤翔上任以来，勤政爱民，改革“衙前之役”、疏浚扩建“东湖”，还曾到太白山道士庙为百姓祈雨，居然天降大雨。遂写下《喜雨亭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展现出儒家积极入世以民为本的思想内核。另一方面他又主动学习佛法。同事王大年“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常常为苏轼系统讲解佛法精要，让苏轼信服。从此佛家思想开始与他的儒道修养交融。苏轼在《王大年哀辞》中写：“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印证了此点。

喜雨亭记

苏轼还游览当地寺庙，与其他名僧辩理谈禅。他凤翔期间诗文中的佛教内容比重显著增加。他还三次前往终南山上清太平宫，研究道教经典《道藏》，并写诗《读道藏》“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表明他对道家虚静悟道之理的体会。因此风翔是苏轼同时深入探索佛、道两家思想的起点，为他后来在人生困境中能圆融地以儒立身、以道养生、以佛安心，奠定了坚实的三教思想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1060年所写《韩非论》、《子思论》，以及1069年写给皇帝的奏状《议学校贡举状》，都认为庄子的道家学说会消解士人进取心，视其为“异端”和“虚无淡泊之言”。当时儒家主流是反对庄子的，所以他反对庄子更多是出于官方立场和现实政治考量所作。

1065年正月，苏轼从凤翔回朝庭任职。父亲苏洵1066年4月病逝，苏轼再次守孝27个月。至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前，苏轼坚守儒家理想，恪尽职守，以民为本，秉公直谏，不避权贵。1071年因反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新法的激进，提倡“渐变、重人情”的务实理念，激怒十分欣赏他的王安石反遭其排挤。于是苏轼主动自请外任。神宗爱苏轼大才本欲任其为知州，王安石却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改为“通判杭州”。

于是1071年苏轼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杭州任通判。至乌台诗案爆发前8年多，他还相继“自我放逐”知密州、徐州、湖州。这些选择并非简单的消极避世。首先，苏轼在“道不行”的中央，儒家理想受挫后，只能选择“曲线救国”。自请外放是将“致君”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泽民”实践。在杭州浚井治湖、惠民解困，在密州抗旱灭蝗、收育弃婴，在徐州抗洪保城、筑堤防灾，在湖州诗文言事、为民请命。这都是儒家士大夫“在其位，谋其政”的积极实现。

杭州治湖

其次，自请外放是道家远祸全身的生存智慧。庄子“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自我边缘化实则是“勇于不敢”，以退为进。苏轼给苏辙的诗中写“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正体现了于繁华中主动隐匿的道家智慧。第三，苏轼之前已体会接受佛家世事无常的“空幻”思想，故能看空名利，愿意远离争斗。总之，苏轼不断主动“自我放逐”，是儒佛道思想协同作用的成熟策略。

杭州三年是苏轼因政治失意而首次外放的时期。在江南的佛道氛围中，其思想开始从鲜明的儒家入世观，向更为超脱、内省的佛道精神寻求慰藉与开解。他频繁游历寺庙，深受诗僧参寥子超然物外的境界影响。他也与辩才法师等僧人交流、聆听佛法。他拜访天台山道教圣地，与道士探讨哲理。

苏轼与佛印

他在《病中游祖塔院》写“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符合禅宗“平常心是道”及道家“贵身”思想。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写云散雨歇后湖天一色的澄明，正是佛家“本来清净”与道家“复归于静”境界的生动写照，其暗含庄子与时俱化、超然物外的态度，说明苏轼不再反对庄子思想。

他在杭州创作的大量诗文，不乏批评新法、反映民生疾苦色彩的作品。后被民间收录编入《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令他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这竟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

1075年苏轼主动自请外任到密州。连年天灾饥荒，盗贼横行，财政枯竭，甚至吃“杞菊羹”等野菜当饭，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主动将道家智慧融入儒家“修身”与“经世”职责中。他写《超然台记》，开始公开流露对庄子的追慕。开篇立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其“游于物之外”是核心思想。他主张用内在精神的“乐”，来超越外在境遇的“苦”，主张抽离对外物的执着，以观察者和主宰者的姿态面对世界以保持内心澄明与超脱。主张融合道家的超脱与儒家的责任，从而更豁达地履行现实责任。

苏轼《超然台记》

总之，《超然台记》既融入了庄子的“齐物、逍遥”的道家精髓，也有佛家“破执、静观”的智慧。儒佛道三种思想被苏轼冶炼成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在积极入世、担当责任的同时，精神上又能凌空观照、不为外物所役，从而实现“无所往而不乐”的生命境界，为其日后面对更残酷的政治风雨，构筑了坚实而富有韧性的精神支柱。

苏轼的豪放词代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密州所写。“老夫聊发少年狂…亲射虎，看孙郎…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面对艰苦，苏轼用豪情来提振、对抗、超越。 这是他充满力量感的呐喊。 基于他内心永不熄灭的儒家报国志向，和超然物外的庄子智慧。

甚至，1078年他在徐州任上，应蒙城县令王兢之邀撰写的《庄子祠堂记》中，他提出了“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的独创观点。这是他融通儒道寻求精神出路的产物，也是有意识的学术创新，为儒家士大夫构建了一种积极入世又超然物外的完整人格理想。

此时期苏轼的佛道思想尚带有一定的自觉锤炼和理论色彩，而不久“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将他抛入人生最低谷，这套思想经历了生死淬炼，从一种“处世策略”捶打，淬炼成深入骨髓的生命态度和救赎之道，使他在黄州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三、从“乌台诗案”到黄州： 绝境中的觉醒与“东坡居士”的诞生

1079年7月苏轼43岁时，乌台诗案爆发。

王安石是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他主政时，对于反对新法者，“说服”不了顶多是贬出京城，能坚持原则约束党争中可能的极端行为。当初他与司马光、苏轼只是“政见之争”而私交尚可。神宗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但性格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皇帝，既欣赏苏轼的才华，多次想重用他。又看重自己主导的变法大业。随着新法实施不见效果，以及听多了谗言，神宗变得猜忌与专断。

宋神宗

而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吕惠卿、王珪等热衷权术者主政，对旧党不再是“说服”，而是无原则地将“政见之争”演变成夹杂个人恩怨的“打击、清除”。司马光因此辞职编写《资治通鉴》，所以新党将名满天下的旧党核心人物苏轼，列为打击的首要目标，为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而欲置之于死地。

1079年4月20日苏轼到湖州上任，5月份他的《湖州谢上表》到达朝中，政敌对此和他以前的一些诗文进行了刻意曲解，以“讥讽朝政、谤讪中外臣僚”为罪名，逐步点燃了神宗的怒火。

首先是御史何正臣发难。6月27日他弹劾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所写“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是妄自尊大，公然嘲讽朝廷生事扰民。

继而7月2日，御史舒亶上章，对苏轼以前部分诗句断章取义，这里仅列举几例。

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诗原意是：自谦只通经典而不懂法律，无法辅佐皇帝成为尧舜。被指控罪名是讽刺皇帝无能用法律教导、监督官吏。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原意是讽刺青苗法、助役法致使农民为领钱交税频繁进城，子弟只学会了城里口音。被指控罪名是反对青苗法，认为其无益农事，导致农民荒废耕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原意是描述山民因盐法严苛、长期无盐可食的困苦，他们不可能象圣人听《韶》乐般不知肉味。被指控是攻击朝廷的盐禁法。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原意是赞颂桧树根茎正直，只有地下的蛰龙知晓。被指控为讽刺皇帝，是大逆不道。

而当天，曾因未为生母服丧遭苏轼讥讽的御史李定，为报私怨而指控苏轼有四宗罪，彻底激怒了神宗：一“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指责苏轼此前已有非议新政言论，皇帝宽容不予追究，但他不知悔改，恶行愈演愈烈，辜负圣恩。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强调苏轼“悖逆狂妄”之言，已在朝廷内外广泛传播，造成极坏影响。三“言伪而辨，行伪而坚”：指控苏轼言论虚伪且蛊惑人心，行为顽劣固执、不守法度，按照古法当诛。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指责苏轼因怨恨自己不被重用，就公开诋毁、否定皇帝力推的新政。

神宗最忌讳全面否定新政、动摇君主权威，这两个核心痛点终于被李定所编“四宗罪”触痛，便下令逮捕苏轼。

7月28日，御史台官员皇甫遵带人，到湖州公堂上直接抓捕苏轼，逮捕过程十分粗暴。史料记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苏轼自述当时“自期必死”，尊严扫地万念俱灰。而从湖州押解到汴京的二十多天，犹如“一路示众”。苏轼在过长江时甚至“便欲自投江”及绝食求死，因吏卒紧密看守而未果。

8月18日被投入御史台狭小阴暗的“百尺深井”长达130天里，苏轼遭受了多方面的虐待：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连狱吏都凌辱他。他因此做好了死的准备，写下两首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给弟弟的“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令神宗感动。最终在包括曹太后、王安石、章惇等多方营救下，苏轼免除死刑，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是被地方监管的“政治犯”。

苏轼在黄州作品

乌台诗案是苏轼思想的“强制性重大转折”。此前佛道是修养与兴趣，此后则成为在极端困境中维系生存、安顿心灵的根本依凭。

1080年2月，苏轼被押到达黄州，暂寓定慧院。巨大的落差使他深感“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内心充满惊悸、孤寂与迷茫。他几个月来都惊魂甫定，但儒家“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让他闭门反思，昼伏夜出。他写信给好友滕达道说：“谪居黄州，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一天晚上他在江边，见一孤鸿在寒冷的树枝间飞来飞去，最终落在一沙洲上。于是写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其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反映了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不苟合以及被主流抛弃的孤独与清冷。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为求心灵安宁，他不久将安国寺作为自新的道场。定期去沐浴，赋予“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的象征意义。他“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通过禅定达到“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的状态，涤荡“往来于心”的荣辱得失。安国寺长老继连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让苏轼深受启发。成都大慈寺僧友惟简派遣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僧友道潜在元丰六年亲赴黄州陪伴苏轼近一年，佛印和尚写信来“劳问”，这些超越世俗的友谊，是其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加上有规律的佛教修行，他实现了深刻的精神净化。

当年5月29日，苏轼的家眷到达黄州。在黄州太守关照下，从定慧院迁居至江边驿所临皋亭。这里环境开阔，江水“饮食沐浴皆取焉”，让他联想到故乡峨眉的雪水，给了他精神慰藉。他写下《临皋闲题》“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表明他在被动的“闲置”中，能消解对“常主”（世俗名位）的执着，转而主动拥抱自然与当下。其精神融入了佛教的“无常观”与道家的“齐物论”，标志着其思想从初到黄州的“惊悸孤寂”，向“随缘自适、心纳万物”的旷达阶段转变。

困境中的人心情是复杂的。中秋节苏轼写下《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表达了对人生虚幻性的深刻体认、身处绝境的孤寂苍凉，以及在苦闷中对光明与温情的本能渴望。展现了苏轼思想中悲观、脆弱却无比真实的一面。

当然，苏轼虽然广泛吸收佛道思想以安顿身心，但其行动的根本驱动力和最高价值追求，始终源于儒家。黄州当年爆发瘟疫，他将儒家的仁爱之心化为济世之行，以天下苍生为重，违背对好友巢谷的誓言，公开秘方“圣散子”活人无数；他听说黄州、鄂州一带有因贫瘠而溺婴的恶习，“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于是联合安国寺长老继连和富商古耕道等人，创立“救儿会”，并发文倡议地方官和富人采取措施救助婴儿。这些都生动体现了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精神，将“穷则独善其身”升华为“善他人”的善治实践，是“仁爱”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卓越践行。

关于苏轼在黄州学佛，是理性实用地吸收。他在给毕仲举的信中阐明自己学佛“期于静而达”，警惕流于“懒、放”，主张取其所需以“自洗濯”。从下面所述他学道的实践也得到印证。

由于经历大狱，初到黄州又水土不服、乳母病逝等变故，苏轼倍感生命脆弱。当年冬至，他在天庆观借得道堂，闭关49天修炼弟弟苏辙所授“胎息法”，还练习“采日月华”等道家气功，与亦僧亦道的吴复古深入交流养生之道。他学道主要是应对身心困境的养生实践。

到黄州第二年，苏轼在友人帮助下，在城东坡数十亩废弃营地的瓦砾荆棘中开垦出麦田菜圃，实现从精神到生活的双重扎根。这种“躬耕”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儒家“民生在勤”思想的亲身实践，是对民瘼的深切体察。在《东坡八首》中，他记录劳作艰辛“日炙风吹面如墨”，“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及“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表明其思想轨迹从对过往官员生活的批判与剥离，转向对躬耕自足新生活的欣然接受与精神皈依。体现了儒家君子固穷、自力更生的坚韧精神。而耕种暗合道家“道法自然”的精髓，且与佛家的平等观照契合。

他在东坡上建五间“雪堂”，作为起居交友之所，过着“身耕妻蚕，聊以卒岁”的生活，将儒家的家庭伦理落实于患难与共的日常。因白居易贬谪升迁经历与他相似，并写有《东坡种花》、《步东坡》等诗。更重要的是，苏轼非常推崇陶渊明，与其田园生活精神高度契合。于是给自己取名“东坡居士”。“居士”表明其居家学佛者的身份，标志着他思想与身份认同进入一个融通儒佛道的新阶段。所以“东坡”不仅是一块土地，更是一个象征，代表苏轼将高远的思想拉回地面，在具体的、辛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找到了融合三教精神的现实根基。

在困境中，他开发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羹”、“东坡饼”、学习西蜀道友杨世昌的蜜酒酿造法，这不仅是“苦中作乐”，更是一种修行和体悟生命的方式。吃不起贵的肉，不如关注当下，好好吃廉价猪肉，体现了 “平常心是道” 的佛教精神，还融合了儒家的入世务实和道家的随遇而安的智慧，是一种积极而超然的生活哲学。他在最低处实现了对生活的热爱与掌控，达到“心安”的至高境界。

耕种之余他撰写《苏氏易传》、《论语说》初稿，是自己黄州时期深刻的内省与哲学构建，解答个人在巨大命运落差面前如何自处的人生根本问题。这是儒家“修身”与“为生民立命”的最高体现—通过探究天人之际的至理，完成自我的精神涅槃和人格重建，不只安顿自己，更为无数身处逆境者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以“立言”形式实现“不朽”。

这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他借助儒家经典框架，系统梳理和安顿自身佛道思想的理性尝试。他明确提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认为三教殊途同归“相反而相为用”、“和而不同、为我所用”。这标志着他已超越门户之见，致力于在学理层面构建一个包容三教的宏大思想体系。

1082年正月20日，他与友人潘丙、郭遘出郊寻春至女王城，发现去年同一天也与友人来过此地。遂作词《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词中“人如秋鸿来有信”，将人生的迁徙与际遇视作大道循环，体现了道家顺应自然节律的智慧，也透露出对自然规律与人间情谊的信任。而“事如春梦了无痕”既有佛教“诸法皆空”“心无所住”思想，劝人破执；也有道家“虚静、坐忘”哲理，倡导超然、回归空明状态。总的来说表达了接纳无常，也不失对生命中信守之事的珍视。认清虚幻，依然热爱生活。

所以，在黄州，苏轼达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写出了宋词第一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大江东去”的宏大时空消解“早生华发”的个人悲慨，完成历史与个体、恢弘与虚无的哲学对话。“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表现了旷达超脱之心；

《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外在风雨被内化为心灵修行，展现出“忘怀得失、倔强旷放”的凛然风节，儒家君子固穷的坚毅、佛家不住于相的禅心、道家顺应自然的超脱，共同铸就“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终极平和。

紧接着他创作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先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道家式宇宙慨叹，继而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法性常住佛理化解，最终归结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的当下适意。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齐物逍遥、佛家的性空妙有，在此水乳交融。他的词作境界从“幽人独往来”的惊魂未定、从“世事一场大梦”的悲凉，走向“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从容。

总之，在人生最低谷，他的思想并未走向虚无的逃世，而是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安顿生命的意义。他将个人的苦难体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为后世无数身处逆境者，提供了一剂精神良药。黄州因他更成为一座中国士大夫在困境中实现精神突围与升华的永恒坐标。

回望“乌台诗案”，它诚然是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但若没有这断崖式的坠落与撕心裂肺的研磨，中国历史上，或许只会多一位才华横溢的官员苏轼，却永远不会有那位在泥泞中开出思想与艺术之花的、光风霁月的苏东坡。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四、重归庙堂的张力与持守（1084-1094）

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暮春，苏轼告别生活了四年两个月的黄州，到1094年哲宗绍圣元年盛夏他被贬岭南惠州，其间恰好十年。

这十年，苏轼从贬官一路擢升为帝王近臣，旋即又因党争激化而坠入更深的贬谪深渊。这是一位伟大灵魂在时代裂变的夹缝中，践行其政治理想、淬炼其生命哲学的关键十年。他没有“吸取教训”变得圆滑，依然因其“不合时宜”的独立与真诚，坚守儒家“致君尧舜”理想，坚持儒家“以人为本、仁政爱民”的原则。他始终是政治风暴中心秉持独立理性的士大夫。

1084年三月，神宗皇帝手诏，将苏轼向京城方向调动任汝州知州团练副使。因幼子夭折路费用尽，苏轼恳请暂居常州。途中游庐山，访石钟山，还去金陵拜访了归隐的王安石。

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幼年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苏轼等旧党大臣，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先是起复为知登州，到任五日，又被召还朝，历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短短一年，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代皇帝起草诏令的“内相”与士林领袖。

此期间，司马光意图尽废新法，甚至包括“免役法”。苏轼基于任地方官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免役法”，与司马光激烈争论，震惊朝野。与王安石变法时期他只与新党“政见不同”相比，现在被两党都不容，成为“独行者”。幸好司马光尚能庇护苏轼。但司马光1086年10月11日去世后，旧党以地域和学术思想分裂成三派：程颐为首的“洛党”、追随苏轼的“蜀党”和刘挚为首的“朔党”。其内耗迅速加剧，苏轼不断遭到洛、朔两党弹劾，指控多涉“诽谤先帝”等严厉罪名。

于是1089年苏轼连上四道札子，坚决请求外放，出任杭州知州。再来杭州，是他儒家济世情怀的辉煌实践。他动员20万民工，系统疏浚西湖筑“苏堤”，并建三塔为界。他治理瘟疫，并建立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此时他已将黄州的苦难沉淀为更务实的力量。其佛道思想，主要“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的姿态，与他杰出的政务相结合。

1091年，他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但很快再遭攻讦，数月后外放颍州知州。1092年，改任扬州知州，同年九月又被召还朝，任兵部尚书，后转礼部尚书，副宰相级，达到仕途顶峰。然而1093年9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随后苏轼主动请求外放出任定州知州，成为他地方官生涯的最后一站。

哲宗对祖母高太后及元祐旧臣积怨已久，亲政后决心“绍述”（继承）父亲神宗新法，重新启用新党，开始清算“元祐党人”。与神宗时代尚有政策辩论空间不同，哲宗时期新党的首要目标不是理政，而是彻底清除“元祐旧臣”。作为旧党旗帜性人物的苏轼，外放在地方，仍然屡屡批评时弊为民请命。这“一肚子不合时宜”，在非黑即白的党争中，首当其冲成为攻击靶子。

这次新党发动打击的核心人物是宰相章惇。章惇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同在陕西为官，是性情相投的好友。后两人因政见对立关系疏远。但苏轼乌台诗案落难时，章惇仍参与营救。然而高太后听政重用旧党时，苏辙上书抨击章惇，章惇作为新党被贬，苏轼未施援手。因此可能被章惇视为背叛，埋下怨恨种子。在哲宗亲政重用章惇时，为了巩固权位，彻底清除旧党势力，并向哲宗证明自己立场，章惇变得冷酷无情。他对苏轼的打击，夹杂着个人恩怨。

1094年闰四月，御史来之邵等人，指控苏轼在掌制诰时所作文字有“讥斥先朝、“污诋圣考””之罪。苏轼先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等头衔，贬为左朝奉郎、知英州。6月，在赴英州途中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短短数月连降数级，直抵岭南。

元祐高升期，是苏轼儒家济世理想的一次集中释放。它清晰地证明，苏轼无法为政治理想而牺牲个人的思想独立与道德判断。佛道思想赋予他的通透与不执，虽然在此阶段退居幕后，却如同一张精神安全网，使他未能完全被权力体系同化，也为下一次跌落做好了心理准备。

五、惠州：瘴疠之地的从容与深化

1094年8月，苏轼抵达惠州。与15年前押往黄州时惊魂未定不同，此次被贬他展现出惊人的平静与超然。同黄州恋阙之心尚未泯灭相比，在惠州则变得彻底的随遇而安。他的朋友有官有民，有僧有道，有很多地方官前来拜访。他们陪伴苏轼登山临水，或诗酒酬唱，或馈赠物资。他的佛老思想成分比前面10年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将自身与道士葛洪、诗人陶渊明并列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葛洪在罗浮山终老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处江湖之远”的精神原型；他全面唱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其与“归去来兮”的灵魂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标志其隐逸思想达到顶峰。

他很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他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在《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有趣的是，他在《纵笔》中写“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记载这句引起了章惇不满，遂将苏轼贬往有“鬼门关”之称的海南儋州。

1096年苏轼在惠州购置白鹤峰地基，次年新居落成，取名“德有邻堂”，中有书房“思无邪斋”，二者命名均体现儒家思想，前者重道德感召，后者取自《诗经》“思无邪”以表纯正之心。儒家修养与佛道心境已完全统合于日常生活，从黄州时期用于排遣痛苦的“工具”，深化为对生命本质“念念不住”、“万相俱空”的体认。

当然，苏轼在惠州捐资修桥，推广农技，解决军民纠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践行仁爱，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始终坚守儒家担当。

他将贬谪地当成了可爱的故乡，其达观是庄子“安时处顺”与禅宗“当下即净土”思想的完美融合。他将中原文化深入带到岭南，以更纯粹、更生活化的方式传播文明。其人格魅力与生活艺术，使得贬谪地成了文化浸润地。他的“融合”状态，开始向更自如的“融通”境界进化。

六、儋州：天涯海角的澄明与不朽

1097年四月，苏轼被再贬海南儋州。海南是宋朝贬谪最偏远的地方，处罚仅次于死刑。他行前在《与王敏仲书》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他携幼子苏过跨海于七月二日抵达儋州。有段时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曾在桄榔林中筑茅屋桄榔庵容身。因水土不服、缺医少药而得病，一度做好了死的准备。

在绝境之中，他依然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写下《试笔自书》“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 ’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他融合佛家的“无住”与道家的“齐物”思想，将个人的孤岛感，消解于万物皆在“大化”之中的宇宙视野。

正如他在《和陶西田获早稻》所写“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他在生存的底线，积极开凿水井、劝课农桑、传播医学，创办“载酒堂”开坛讲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位进士符确。正如他赠给姜唐佐的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登船离开海南之际，他写下《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是对地理与文化偏见的彻底超越，标志着他的生命自由而通达，可以根须深植于任何土壤并开花结果，完全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至高境界。他写下“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可见他内心一片光明澄澈，惶惑渣滓早已涤荡一空。儒家“孔颜乐处”、道家“复归于朴”、佛家“明心见性”，在此完美合一。

在儋州，他最终修订完成“经学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这意味着，在生命尽头，他思想的归宿和基石，依然是儒家经典。他以一生的颠沛流离为注脚，为儒家思想注入了鲜活的生命体验与超脱的哲学维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他证明，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内心的绝对自由与平静。

在如此荒远、险恶与贫瘠的儋州，他实践了儒家“教化”的最高理想，超越了儒道佛的门户之见，纯然是文化生命本能的光大。“天地境界”一词最能形容他此时的状态。因此，儋州三年成为他“平生功业”的巅峰，标志着其人格从黄惠时期的“旷达”臻于“天地境界”的完满。

后来他在临终前写人生总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以高度的反讽与超然的智慧，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意之地，定义为人格与思想成就最辉煌的功业之碑。在生命尽头，承认自己政治“立功”上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勇气和解脱。在三州：他为民办实事，将个人的苦难转化为泽被他人的文化功德；他文学创作达到巅峰，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立言”与“立德”。其最大的功业已非朝廷的册封，而是在极端困厄中完成的精神创造与文化贡献，此为真正的“不朽”。在三州，他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士大夫，历经磨难，逐步淬炼为一位“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哲人。这彻底颠倒了传统士大夫以“立功”于朝堂为核心的价值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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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尾：万里归来颜愈少

亲爱的朋友们，苏轼的故事，不是一个天才一帆风顺的传奇，而是一个凡人如何用思想与性情，将苦难酿成美酒的史诗。他以儒家为躯干，挺立起担当的脊梁；以道家为气血，养就了通透的性情；以佛家为心魂，洞彻了生命的本质。最终，他成就了一种“情理圆融、出入自在”的智慧人生。正如学者所言，其文化性格是“儒佛道融会贯通的圆融通脱境界”，这成为了后世士人应对困境的典范。

千年之后，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时代的变迁、个人的得失时，东坡的身影依然清晰。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躲避风雨，而是在风雨中“吟啸且徐行”；最高的成就，未必是功名利禄，而是像他一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让生命“起舞弄清影”，找到那份“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与笃定。

他的一生，是一场伟大的修行。而这场修行最美的果实，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那颗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热爱生活的——赤子之心。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