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贺子珍想复出工作，谭震林得知后亲自联系，提出一个要求

1949年2月末，哈尔滨的松花江堤岸还挂着冰凌。清晨，贺子珍披着一件深灰呢子大衣站在窗前，密集的蒸汽火车鸣笛声让她忽然意识到：战火散去，新时代就要落地生根，而自己却在闲置。前一天夜里，她又一次整宿未眠，脑海里全是娇娇和岸青在北平读书的画面。

回国已近两年，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两个孩子身上。孩子被毛泽东接走后，空荡荡的屋子让日子突然变得漫长。几个朋友见她日渐消瘦，劝她出去走动，她却摆摆手：“忙一点就好了。”可这种“忙”必须有目标，仅靠散步和读书无法压住思念。

正巧，东北局下发了一份调研材料，提到此前在苏联疗养的革命干部大多渴望重返岗位。贺子珍看完，连夜写信给组织，直截了当：愿随时到需要的地方报到。信寄出第三天，窗外大雪，手杖声敲在木楼梯上——贺怡来了。妹妹递过一张刚到的电报：“浙东急需妇女工作骨干，可来？”落款：谭震林。

贺子珍和谭震林相识很早。井冈山时期，两人在山脚挑粮沟里互换过一只空水壶。那份并肩的默契，经年未淡。她没多犹豫，简单收拾几件行李，双手抚过挂在墙上的孩子合影，低声道：“妈妈去干活，很快再见。”

3月5日，哈尔滨至天津的列车缓缓启动。车厢里有人认出了这位曾经随红军长征的女战士，轻声说：“英雄也会寂寞啊。”贺子珍望着窗外倒退的白桦林，心里却像拨开了雾。到达天津后，她再转京沪线，一路南下。半程夜里，列车临时停车检修。车灯昏黄，车厢门口的对话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浙东要建妇联，你有经验，我放心。”这是谭震林亲自赶到济南站与她会面的第一句话。

谭震林并未直接给职务，而是提出一个要求：“到杭州后，先下到区妇代会待三个月，了解基层，然后才能进市里。”他说这话时语速不快，却透着熟悉的倔劲，“你在国际儿童院管过几十个孩子，但乡下妇女的难事更碎更杂，先听她们说。”贺子珍点头，没有讨价还价。

抵达杭州那天是3月中旬，西湖边的柳条刚冒芽。市总工会临时把一间二层小楼腾出来给她。桌椅陈旧，却干净。她每天拎着帆布包，挤在手摇船里渡钱塘江，到萧山、余杭、富阳几个区，一户户访问。养蚕女工反映蚕种不足，茶农妇女抱怨土改后缺技术，她一律记录，晚上对着煤油灯整理。

有一次雨夜，她在临平镇赶集回程，被泥水溅了一身。同行的乡妇女抖着蓑衣，半开玩笑地说：“贺主任，你也怕冷吧？”贺子珍脱口而出：“怕冷的人打不了长征。”一句话惹得大家哈哈笑，距离瞬间被消融。

三个月很快过去。市妇联正式成立，谭震林履行承诺，任命贺子珍为杭州市妇联副主任，分管生产互助和女工教育。文件下达到那天，贺子珍正在城西缝纫培训班里教学员如何修改军装。有人递来任命书，她抖了抖袖子，神情平静，只是把脚边那只旧帆布包提得更紧。

接下来的日程排得满满：纫机调拨、子女托育、扫盲夜校。杭州解放初期，物资匮乏，连黑板都要用木炭在门板上画。她跑供销社要石灰粉，自己和水做浆糊贴宣传画。晚上回到宿舍，常常一条腿还踩着凳子，就在日记本上圈圈点点记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局限于妇女工作。那年夏收缺人手，市里临时组织突击队支援郊区，她主动要求带队。麦田里气温逼近40摄氏度，她用毛巾系住头，弯腰割麦，动作和农村姑娘没两样。一个十七八岁的新志愿者忍不住小声嘟囔：“主任，这活儿不该您干。”贺子珍拿镰刀指了指身后成片金黄：“革命就是为让这些麦子长得更好，不从地里看问题，看什么文件都空。”

北平方面也时有来信。毛岸青勤学刻苦，娇娇爱画画。每封信她都细读，却从不显露情绪。偶尔深夜翻到孩子们的来信，她会起身烧壶热水，把第二天的计划重新排一遍，让思念转化为工作清单。

年底，杭州市妇联评选模范集体。汇报会上，有人提议把表彰名额让给贺子珍，她立即摇头：“一个人脱队，就不是长征队伍了。”最终，她坚持把荣誉给了龙井茶合作社的女采茶队。

1949年12月，中央发来电报，对各地妇联干部深入生产一线的做法给予肯定，其中点名表扬杭州经验。谭震林把电报影印一份送到她办公室，短短一句批示：“初心不改，可喜。”她看完，把电报夹进笔记本，没有多言。

这一年即将结束，杭州街巷处处张灯结彩准备迎新。夜幕下，西湖水面映出零星灯火。贺子珍从市府大门出来，步伐不急不缓。冷风吹起衣摆，她把围巾扯高一点，抬头望向北方。江上汽笛声再响，辛苦一天的人们在灯影里散去，城市脉动清晰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