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人曾任中央红军主力团团长，为何1955年仅授上校？

1955年全军授衔那会儿，那可是个热闹的大日子。

不过你要是拿着名单仔细瞅，这里面其实藏着不少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

有些位置，在红军时期那简直就是“将军批发部”，能坐上那个位子的，按理说闭着眼都能混个金豆子。

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位爷，出身那是红军主力团的一把手，资历老得吓人，结果最后肩膀上只扛回了两杠四星的上校。

咱们都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团长”这个含金量，那是顶了天的。

你看看红1团的杨得志、红3团的黄永胜、红10团的张宗逊，后来哪个不是威风八面的开国上将？

哪怕是长征到陕北才接班红2团的梁兴初，后来也是响当当的“万岁军”军长，妥妥的中将。

可就在红一军团第一师这块金字招牌下，红1团团长杨上堃（kūn）和红13团团长陈开路，这俩在1936年就已经是主力军事主官的老资格，二十年后竟然只能站在校官的队伍里。

这中间到底咋回事？

说白了，这两人的遭遇，正好就是那个年代两种最典型的人生剧本：一个是因为脑子发热付出了惨重代价，另一个是拿身体换了胜利，结果把自己给“换”下场了。

这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有时候一步赶不上，那就是步步赶不上，回过头来再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先把时间往回倒，回到1936年的陕北。

那时侯的红一师，那阵容简直就是“全明星战队”。

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这两位后来都是上将里的狠角儿。

他们手底下的三个团，也是硬茬子。

杨上堃带红1团，陈开路带红13团，还有一个红3团团长叫黄寿发。

这三位团长，当时都是红大一期的“天子门生”，学历资历在红军堆里那是拔尖的。

特别是江西兴国来的杨上堃和福建漳平的陈开路，一个31年入伍，一个29年入伍，那是真正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战术专家。

谁能想到，这三位当时并驾齐驱的团长，后来的命这么苦：黄寿发后来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还杀老婆，直接被枪毙了，成了反面教材；而杨上堃和陈开路，则是在军旅生涯的下半场，彻底掉队了。

先聊聊杨上堃，这老兄的经历，简直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活教材。

抗战一开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115师，杨上堃当了独立团一营营长。

按正常的剧本走，他在晋察冀军区的发展应该是一路绿灯才对。

但是，1939年10月，出了档子事，把他的人生轨迹给硬生生掰弯了。

当时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树湘升官了，位置空了出来。

杨上堃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觉得这一团之长的位置，舍我其谁啊？

结果命令一下来，傻眼了，接任团长的是二营长宋玉琳，杨上堃被平调去当了第一支队的参谋长。

你说参谋长官小吗？

不小。

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崇尚带兵打仗，觉得手里有枪杆子才叫硬气。

杨上堃觉得这是上头给他穿小鞋，“明升暗降”，心里那个火啊，憋得难受。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分区有个侦察科长叫袁彪，但这几个人在一旁煽风点火。

杨上堃那时侯也是年轻气盛，脑子一热，竟然带着20多号人擅自离队，扬言要“自己出去闯个名堂”。

大家要知到，在纪律严明的八路军里，大敌当前拉队伍出走，这是啥性质？

这基本就是掉脑袋的罪过。

好在杨上堃出去吹了几天冷风，脑子清醒了，意识到这是违背原则的大错，最后主动跑回来检讨。

组织上还是宽容的，念在他以前立过不少战功，又是主动认错，就把他的党籍和军籍给保住了。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他的职务直接撸了，送去抗大反省学习。

这一去不要紧，等于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外面的世界却按下了“快进键”。

他在学校里啃书本反省的时候，正是八路军疯狂大发展、大扩编的黄金时期。

当年的老部下、老战友都在前线玩命攒经验值，职务跟坐火箭一样，从团升旅，从旅升师。

而杨上堃呢？

一直到抗战快胜利了才重新回到前线。

这一步走错，后面就全是坑。

到了解放战争，人家都是纵队司令、师长了，他只能去干保安团团长、军分区副司令这种二线活儿。

到了1955年评衔，那是得看现任职务的，给你个上校，真的已经是组织照顾老同志了。

如果说杨上堃是因为“作”了一下把自己耽误了，那陈开路的低授，就真的是让人心里发酸，那是实打实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沉寂”。

陈开路这人，打仗那就是个猛张飞，不要命的主。

抗战爆发后，他也是一路升，从营长干到团长，哪儿最危险往哪儿钻。

平型关大捷，大家都知道那是八路军露脸的一仗。

陈开路冲在最前面，结果脑袋挨了一下狠的，当场就不行了，昏迷了整整七八天。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大家都以为他挺不过来了，结果这硬汉硬是醒了。

这还不算完，到了百团大战，他又被鬼子的机枪给扫了，右胳膊被打得血肉模糊，骨头都碎了，留下了严重的残疾。

这两次重伤，基本把陈开路的身体底子给掏空了。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的，他不得不频繁离队去养伤。

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长期离开一线，那是职业生涯的大忌。

但是组织上是为了保护他啊，不忍心再让他去前线拼刺刀了。

于是，陈开路的工作被迫转型——从“打仗”变成了“练兵”。

解放战争那几年，正是各路英雄抢功劳的时候，陈开路在干嘛？

他在当晋察冀补训兵团旅长、四野补训师师长。

大家别看带着“师长”的头衔，这个“补训部队”性质不一样，就是预备队和新兵营，任务是给前线输送兵员，不是让你去攻城略地的。

这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在解放战争最关键的几年里，陈开路虽然级别不低，但是没有显赫的野战战功。

到了1955年，评衔是综合考量的，既看资历，也看战功和现职。

作为二线补训部队的师长，最后定了个上校（1960年才晋升大校）。

他的军功章不是挂在胸前给人看的，是碎在了骨头里，疼在阴雨天里。

回头看看这段历史，真挺让人感慨的。

红一团当年的政委袁升平，后来是中将；红十三团的政委郭林祥，后来更是官至上将（1988年授衔）。

而作为他们当年的老搭档，杨上堃和陈开路却停留在了校官这一层。

杨上堃的故事告诉咱们，在严密的组织体系里，个人主义的冲动是要买单的，这个单可能就是你一辈子的前途。

而陈开路的故事则更深沉，它揭开了战争残酷的一面——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能站在聚光灯下接受鲜花，有些英雄因为伤痛，不得不退到幕后，甘当铺路石。

1955年的上校军衔，对于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主力团长来说，或许是有点“低”了。

但那一枚枚勋章背后的分量，可一点没打折。

不管是为错误付出的代价，还是为胜利付出的健康，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拼图里少不了的一块。

毕竟，历史的大戏里，不光有将军们的挥斥方遒，也有校官们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陈开路后来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没抱怨过军衔低的事。

1960年，组织上给他晋升了大校，也没搞什么仪式，通知到了，换个肩章，这事就算过去了。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