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为何反对国徽用康乾线条？她只说：去霍去病墓前看看

1950年，清华大学的老师们和学生们，正为国徽设计吵得不可开交。林徽因躺在病床上，手里拿着一张画好的国徽图纸，看了一眼就摇着头说“不行”。这张图是清华团队熬了好几十个通宵做出来的，画着玉璧、天安门，边缘还绕着一圈圈花哨的卷草纹，看着特别精致，但林徽因就是不认可。

其实早在一年前，国徽设计就已经是个大难题了。1949年6月，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负责设计国旗、国歌和国徽。7月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征集启事，老百姓热情特别高，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112件稿件、900幅国徽图案。可等大家坐下来挑选时才发现，这些图案没一个能让人满意的——有的画得太简单，跟商店的商标似的；有的堆了一堆花纹，看着像办喜事用的装饰品，根本撑不起国家象征的样子。 9月底，毛泽东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敲定了国旗、国歌，唯独国徽没定下来。主席一锤定音：“设计小组继续工作，再好好改改。”没办法，筹备会只好请了两支最厉害的美术队伍来比拼，一支是清华大学，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带队；另一支是中央美术学院，两边一起较劲，重新设计国徽。

梁思成是组长，但实际操心最多的还是林徽因。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老祖宗留下的古建筑，对各种传统花纹特别有研究。可那时候她已经生病十年了，身体特别弱，连画细一点的线条都费劲，却还是天天抱着图纸琢磨。团队里的学生们觉得，康乾盛世的时候中国国力强，那时候的花纹做得细、看着华丽，用来设计国徽肯定好看。于是他们就给天安门画了密密麻麻的花纹，边角上也刻满了复杂的纹路，画完一看，亮闪闪的确实精致。 可林徽因一看就皱起了眉头，她声音不大，但说得特别肯定：“这不行，这种美是死的。”学生们有点不服气，小声嘀咕：“这花纹多好看啊，看着多太平。”林徽因没跟他们争，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去陕西的霍去病墓看看就知道了。”

学生们带着一肚子疑惑，跑到了陕西霍去病墓。一看到那里的石雕，大家瞬间就懂了。那尊最有名的《马踏匈奴》石雕，没有一点花哨的装饰，线条粗粗的、造型笨笨的，但往那儿一站，就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硬气，那是两千多年前汉朝的气势，看着就让人觉得有力量。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林徽因不是觉得康乾的花纹不好看，而是觉得那种繁复的花纹太死板，透着一股封闭保守的劲儿；而汉朝的石雕，虽然简单，却藏着开拓进取的精气神，这才是新中国该有的样子。

从陕西回来，学生们立刻推翻了之前的设计，连夜重新画图。他们把那些花哨的康乾花纹全删掉了，用简单硬朗的直线条勾勒天安门的轮廓，把清代的花边换成了汉朝简约的云纹，又仔细画了麦穗和齿轮，每一笔都力求简洁有力。那时候，梁思成也因为过度劳累病倒了，夫妻俩就一起躺在病床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推敲图纸，有时候讨论到深夜，家里的桌子上、沙发上，到处都是国徽的设计稿。

其实在这之前，林徽因和团队已经试过好几次了。1949年10月，她和莫宗江一起设计过一款玉璧形状的国徽，但后来发现，圆形的玉璧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钱币，不太合适。1950年6月，她忍着病痛，给当时负责国徽审核的沈雁冰（茅盾）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一款方形的国徽设计方案。信里她不小心把“茅盾”写成了“矛盾”，说话也带着老一辈人的口气，比如不说“民族艺术的气息”，而说“民族艺术老底气息”。那款方形国徽用了敦煌壁画的颜色，金的、红的、绿的，看着热闹又不俗气，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够庄重，没能被选中。不过，她在信里说的“国徽要从中国老祖宗的艺术里来，不能学西洋的花哨样式”，一直没变过。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徽审核会议。当清华团队的新方案摆到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五星照耀着天安门，天安门的轮廓简洁大气，麦穗和齿轮的线条清晰有力，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周总理看了之后，立刻点头说：“这才是咱们新中国该有的国徽样子！” 后来，雕塑教授高庄带着学生们，顶着夏天的酷暑，把平面的国徽图案做成了立体的浮雕模型。为了让国徽更好看、更庄重，他还悄悄调整了天安门的大小和华表的位置，为此专门给毛主席写信说明理由，最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了国徽图案。这时候，距离开国大典已经快一年了——去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还没挂国徽，只挂着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如今，这枚凝结着所有人心血的国徽，终于补上了那份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