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大别山，红25军留下138人发展为师，政委却离奇失踪成悬案

一九三四年深秋，鄂豫皖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调动大批部队，包围圈不断收紧。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罗山的花山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马上突围。

四天后的十一月十六日黎明，这支近三千人的队伍从罗山县何家冲（今属信阳）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

主力转移后，根据地必须有人牵制敌人。军领导决定留下一支小部队，共一百三十八人，以原第七十五连战士为主。他们每人只配发五发子弹和半斤炒米，任务是就地开展游击战。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部队后来会发展成四千多人的红七十四师。更出乎意料的是，带队政委李隆贵几年后竟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连同十八名战士和全师军饷，一起消失在大山之中，再无音讯。

主力红军一走，所有压力都落到这一百三十八人肩上。带队干部李隆贵是江西兴国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从宣传员逐步成长为指导员，熟悉山地游击战术。

敌人很快展开“清剿”，部队不能硬拼，必须先保存实力。李隆贵把队伍转移到大别山深处的金刚台山区。这里山高林密，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便于隐蔽。

主力走后的这个冬天格外艰难。这支游击队粮食很快吃完，战士们只能寻找野果、挖掘草根，连苦涩的松针也摘来充饥。但隐蔽不是长久之计，李隆贵带着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在山洞里找到一种含硝的土壤。他们支起铁锅熬制，成功造出黑火药，填进竹筒制成土地雷。

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末，他们得知国民党军一个排准备押送物资经过商城附近的白马寨。当时寨内正好有一户人家出殡办白事。李隆贵挑选二十余名机灵战士，换上孝服混入送葬队伍。

唢呐声中，棺材抬到敌兵面前。突然棺材盖掀开，里面的人持枪跃出。敌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缴械。这一仗，他们缴获一挺重机枪、十几支步枪，以及几担粮食，暂时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白马寨战斗规模虽小，却像一声响锣，让分散在周边的同志听到了消息。此后，一些失散的红军战士和当地游击队员陆续前来会合。到一九三五年夏天，部队已发展到七百余人。

同年七月，上级指示成立鄂豫陕特委进行统一领导。十月，特委决定整合商洛、鄂北地区的几支游击武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部队在商南十里坪召开整编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由作战经验丰富的陈先瑞担任，政委仍为李隆贵。全师编为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共计四百多人。

部队壮大后，战术也更加灵活。他们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专挑薄弱环节打击。一九三六年春，部队在青铜关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当时正下雨，战士们把棉被浸上桐油披在身上，既防雨又防弹。

待敌军全部进入狭窄山谷，两侧山崖推下上百个点燃的油桶，烈火瞬间封住道路。随后枪声密集响起，敌军一个整营被歼灭。

李隆贵不仅指挥作战，还关心军民医疗问题。他在镇安一带建立简易医院，带领卫生员上山采集黄芩、柴胡等草药，用土法加工治病。当时疥疮流行，他们用硫磺混合猪油制成药膏，疗效明显。

许多老乡记得，李政委整天在山里奔波，灰军装补丁摞补丁，手上总带着采药划伤的新口子。

转眼进入一九三七年。此时山外时局已变，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红七十四师接到命令，向湖北黄安一带集中，准备改编为抗日队伍。

在四月的一个清晨，山间浓雾弥漫，能见度只有几步远。按计划，政委李隆贵带领一支十八人的小分队先行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探查前往集结地的安全路线，顺便运送全师的一千二百块银元的军饷。

出发前夜，有战士隐约听见李隆贵屋内有低声交谈，似有争执，但听不分明。第二天拂晓，李隆贵在路旁石头上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半，把半截“老刀牌”香烟按熄，随即带队走入白雾。

中午，后续部队来到汇合地点后，却发现营地空无一人。灶中炭火微红，锅里还煮有野菜。地上散落着二十多块银元，不远处的石缝里塞着几张撕碎的地图。而李隆贵从不离身的皮文件包在溪边被发现时已浸满水。

部队之后连续搜寻七天，找遍附近山谷山洞，没有发现战斗打斗的痕迹、血迹或弹壳。这十八人和一千多块银元如同被大山和浓雾吞噬，消失无影。

李隆贵等人的突然失踪留下了重重谜团，首先是那一千多块银元。这是全师经费，现场只找回二十三块。若是遭遇土匪或敌军，钱财应被劫掠一空。若是内部出事，大部分银元又去向何处？

而李隆贵按熄在路边的半截“老刀牌”烟头也令人不解。这种香烟当时只有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国民党军官才能享用，山里极难见到。李隆贵平日只抽旱烟。

李隆贵失踪的日期现在也有分歧，有资料记载为四月十二日，但另一些记录显示此后几天还有人以他的名义进行联络。

建国之后，有老同志推测，李隆贵可能还担负其他的绝密任务，如联络附近的零散地方武装。但这些仅仅是猜测，至今并没有找到书面证据。

就在前些年，有登山爱好者在金刚台一处偏僻的石缝中发现一块严重锈蚀的旧怀表，表壳上模糊刻有一个“李”字，表链材质和当年红军军装扣子相同。这一个偶然发现，又为这段往事增添了一层迷雾。

几十年过去，这事的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但山里的老人仍从父辈口中听到故事，代代相传。

老人们说，李政委平易近人。有人记得在小时候给家里挑水时，时常被穿灰军装、右肩有深蓝补丁的李隆贵接过扁担。他们说李政委打仗善于动脑，见山里猎户用弩箭，便与人琢磨改造出大型弩机，可同时发射数箭，让前来“清剿”的敌人吃了苦头。老乡后来把这事编成故事，至今还在讲述。

李隆贵失踪后，很长一段时间老乡们都不愿相信。有人说，每逢大雾天，山里仿佛还能隐约听到队伍行进的脚步声与咳嗽声。因此每年清明前后，总有人悄悄到进山路口烧几张黄纸，低声念叨，为红军指路，盼他们回家。

政委失踪，但红七十四师并没有散。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八月，这支在金刚台山区成长起来的队伍，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他们告别熟悉的山水和乡亲，向东开赴抗日战场。

游击战的经验被带到新战场。一九三八年初，在合肥以西丘陵地带，他们借助地形隐蔽，用改造的弩箭悄无声息消灭日军岗哨，继而火攻突袭，全歼一支日军运输队。此时，最初的一百三十八人火种，已成长为五千多人的抗日力量。

八十多年过去，山雾依旧晨聚晚散，金刚台上的映山红年年盛开如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