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近代中国“现代”概念之起源

黄克武，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

编者按：《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黄克武 著，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01）涵及作者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典范转移，到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及其对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所涉主题颇丰，视角新颖，打破了学科壁垒，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

今日推送书中的《近代中国“现代”概念之起源》一文。黄克武老师本文分析了“现代”、“传统”等词汇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现代”的理解、“现代”概念对中国教育界和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黄老师指出，在中文语境下，“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是20世纪初期，到19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语才被知识界广泛使用，与现代相对应的“传统”一词也是20世纪初之后才出现的。“现代”和“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隐含着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这种意识使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致力于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的旧传统而再造一个新文明，还影响到了国家的教育体制，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同时也催生了1930年代的“近代化论”。

近代中国“现代”概念之起源

在中国传统语汇中存有源于佛教经典的“现在”，却没有“现代”。在中文中“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20世纪初期（如前所述1900年《清议报》之文章自日文引进此词），当时除了“现代”一词之外，人们还使用好几个类似词汇，来翻译英文的modern，如“摩登”“时髦”“近世”“近代”等，至19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语才变得比较普遍。

在1902年梁启超（1873—1929）的《新民说》中有一个运用此一词汇的例子，他说：“凡此皆现代各国之主动力也，而一皆自条顿人发之成之。是条顿人不啻全世界动力之主人翁也。”

梁启超《新民说》书影

在梁任公其他的作品之中，“现代”一词出现得也不多，在1904年的《余之死生观》中有：“美国博士占士李者现代著名之哲学家也。”

这两个例子中的“现代”都指“目前这个时代”。相对来说，任公文字之中使用“近世”一词的例子要多得多。

在20世纪初期，梁任公是一个引领风骚的人物，许多新名词、新观念都是由他透过研读、吸收明治日本的著作而引介到中国。在梁任公著作之中“现代”一词之罕见，可以反映20世纪初年此一词汇尚不普遍，或者说modern和“现代”之间比较稳定的语词对应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时与modern相关的字眼还有“摩登”“时髦”“近世”“近代”等，这些词汇有时各有独特的用法，有时则可相互替代。“摩登”“时髦”和流行风尚有关，“近世”“近代”“现代”则较常应用在讨论历史课题之上。

上述这些词汇的出现涉及近代中国两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一是受到进化论影响，出现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现代”意指此一发展的最新阶段；一是对于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近代国家）之特质的掌握，在此意义之下“现代”与“传统”，或者说西方的“现代”与西方的“中古”和中国的“传统”是相对的。

在中文之中，“传”与“统”两字连用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是指血统、皇位的传承，到20世纪初期受到日语汉字的影响，才产生了与英文“tradition”一词对等的含义，泛指现代之前的状况，并认为社会转型即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过渡到“现代”。

换言之，“传统”也是20世纪初年之后才有的词汇。1920年代五四运动之后，“传统”一词在报刊上才变得较为普遍（接着又有“反传统”的出现）。

以上两种有关现代的观念相互纠结，我们只能说它们着重不同的面向，前者（受进化论影响之时间观）偏向时间或阶段的描述，后者则是揭示（在西方已经出现，而在中国尚未完成的）社会与政治理想，然两者实难以截然划分。

这两种意义上的“现代”在近代中国的出现，都可以在梁任公的著作中找到端倪。有关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严复、梁启超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此不必赘论。

在进化论的影响之下，中国思想界突破以往流行的一些历史观念，如循环论（如五行终始说）、退化观（如三代史观），再融入中国传统中阶段演进论（如公羊三世论），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线性发展、逐渐进步的过程。

例如，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把历史视为一个“潮流”，而认为只要跟着这一个潮流前进，就会达到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想法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反省中国历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跟随着西方历史书写方式，将中国史区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此处之“近世”即是modern，亦即后来所通称的“现代”。任公有关中国近世史的叙述如下：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在上文中，任公认为中国的“近世”指的是一个新的历史处境。此一处境源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而导致政治形态的变化，亦即从君主专制逐步地转向“国民立宪政体”。

梁启超

上述以政体转变作为“近世”之重要特征的想法，在1901年前后梁任公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在《清议报》上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任公所写的这一篇文章深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国家学说的影响，将人类历史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扣紧在国家思想的变化之上。

换言之，他认为在出现了现代国家（任公称为“完全国家”）与国家思想之后，人类历史才“翻开”新的一页，从中古迈向近世。梁任公区别三种不同的国家思想。一是欧洲旧思想，以“神”为国家之主体；一是中国旧思想，以“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一是欧洲新思想，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

这样一来，欧洲新思想、新国家观念的出现是进入“近世”的关键。任公又说，此种思想的产生，根据“天演日进之公理”，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此一历史演进的方向，一方面是一个“不得不然”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的努力，“讲求发明而提倡之”。

这样的想法和严复在《天演论》的译注中尝试结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与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的观念很类似，严复一方面看到“任天为治”之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认识到“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

严复及其翻译的《天演论》书影

这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成为梁任公作品（尤其是《新民说》）之中的核心概念，并在近代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伴随着此一观念的传播，出现了一种对中西文明之优劣的评估，认为西方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演变却是“病态的”，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以西方的新的现代文明彻底改造中国的旧传统。

这样一来，现代与传统为二元对立，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致力于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的旧传统而再造一个新文明。

以上的思想观念不但透过知识分子的论述而流传，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的教育体制。其中“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大约在20世纪初期，逐渐成形，成为学校之中必须要教授的一门学科。

在晚清与民初，学人对于近代、近世之界定仍存着不同的视角，然大约在1920年代开始，随着罗家伦（1897—1969）、蒋廷黻（1895—1965），以及后来的郭廷以（1904—1975）等人在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教育领域的专门学科，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以西力冲击与鸦片战争作为论述主轴的教学科目，取得了优势的地位。

换言之，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即以此一战争为核心，着重于铺陈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内部的情况，以及在此之后因不克求变，而惨遭外侮威逼的窘境。简单地说，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国耻史”“国难史”。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近代”“近世”的观念随着历史课程，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这时其所指涉者乃中西接触所导致的一个充满灾难的历史处境。

但这一课程不但要求学生认识国耻与国难，也尝试追究造成此一情境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1930年代“近代化论述”的出现。

根据这个理论，鸦片战争代表了近代的西方文化战胜了中古的东方世界。因此近百年来中国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即是“近代化”的问题。从1938年蒋廷黻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到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1997年谢晋所导演的《鸦片战争》都表达出类似的诠释架构。

在蒋廷黻的观念中“近代化”环绕着科学、机械与民族主义三者，他说：

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郭廷以继承了上述蒋廷黻“近代化”的解释模式，他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1950）、《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1967）等文，即企图从历史演变中解释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何以过去数千年均能适应，而近百年不能”，这一个问题也成为他所开创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同人所关怀的核心课题（该所创于1955年），并影响到1970年代之后台湾历史研究的方向。

本文节选自黄克武所著《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