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捕，其兄拿一张空白支票给特务：放了我弟弟，数额随你写

一张来自香港的空白支票，就这么轻飘飘地拍在了特务头子的办公桌上。

送礼的人心都在滴血，嘴上还得硬气：“只要放了我弟弟，上面的数额随你填。”

这事儿发生在1948年的重庆，那个金圆券擦屁股都嫌硬、所有人都在疯抢硬通货的年头，这一张纸，那就是通往海外豪宅的单程票，是下半辈子躺平的资本。

谁能不动心？

连杀人如麻的军统头子徐远举都把底线降到了地底裤。

结果呢？

谁也没想到，这笔看着稳赚不赔、甚至是“双赢”的买卖，竟然被那个关在牢里、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年轻人亲手撕了个粉碎。

这哪是谈生意啊，这分明是在玩命。

在那个人人都在为后路发疯的年代，有些东西比黄金更硬，比命更值钱。

事情还得从1948年3月说起，那时候国民党高层的心态基本就是“崩溃疗法”。

一份叫《挺进报》的地下刊物，居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案头，旁边还附了一封警告信。

这操作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相当于把刀架在了朱绍良的脖子上问“你感不感动”。

朱绍良当时就炸了，死命令直接压到了徐远举头上。

徐远举这时候也急啊，为了保住乌纱帽，更为了在跑路前最后捞一笔政治资本，那是疯狗一样全城乱咬。

到了4月，地下党一个联络点出事了，抓了一批年轻人。

徐远举扫了一眼名单，眼珠子都亮了——刘国志。

这刘国志是谁？

徐远举这老特务眼毒得很，翻开卷宗一查，果然是条大鱼。

四川泸州赫赫有名的大富豪之子，标准的顶级“富二代”。

在徐远举这种老油条看来，这种人最可爱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搞革命通常就是图个新鲜，那是少爷秧子寻求刺激的浪漫幻想。

皮肉娇嫩得很，从小锦衣玉食，哪受过罪啊？

只要刑具往那儿一摆，不用动真格的，光是烙铁那股糊味儿飘过去，这帮少爷基本上就得吓得尿裤子，哭着喊着要把祖宗十八代都交代出来。

徐远举心里那个美啊，觉得这不光是个突破口，搞不好还是棵摇钱树。

结果审讯室里的场面，直接把徐远举的脸都打肿了。

不管特务怎么吼，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冷冷地回三个字：“不知道。”

徐远举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指着满墙挂着血肉渣子的刑具就开始搞心理战：“你家里金山银山的，想怎么造作不行？

非得把命搭上？

看看这些玩意儿，你那身板能扛几下？”

刘国志连正眼都没瞧他，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这下好了，徐远举恼羞成怒，老虎凳、辣椒水、电刑，只要是能折腾人的招数全上了。

那具在特务眼里“细皮嫩肉”的身躯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好几次。

泼醒了接着审，醒过来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咬紧牙关，一个字没有。

这哪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少爷？

这分明就是块砸不烂的铜豌豆。

对于有些人来说，肉体可以被毁灭，但骨头是碎不了的。

硬的不行，徐远举只能先把人扔进白公馆。

这时候，刘国志的五哥刘国琪听说了，火急火燎地从香港飞回重庆。

刘家那是生意人，信奉的逻辑很简单：这世上没有钱摆平不了的事儿，如果有，那就是钱不够多。

特别是国民党这帮官僚，那贪婪的嘴脸谁不知道？

刘国琪带着纯金的烟盒、瑞士名表，那是真的下了血本，把重庆特务机关上上下下打点了个遍。

这招确实好使，原本凶神恶煞的徐远举见了真金白银，那张脸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大家都懂，政权都要完犊子了，这时候抓谁放谁根本不是原则问题，纯粹就是个价格问题。

徐远举虽然贪，但还得在那帮上级面前装装样子，于是给了个台阶：放人没问题，但刘国志必须在报纸上公开发个“退党声明”。

刘国琪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送分题啊，拿着这根救命稻草就冲进监狱。

看到弟弟被打得不成人样，当哥哥的心都碎了。

他拿出那份声明，几乎是跪求弟弟签字：“老弟啊，签个字咱们就回家，车都在外面等着了！”

谁知道，满身是伤的刘国志看了一眼那张纸，直接给怼回去了：“五哥，我死了还有党，等于没死；要是背叛组织，我活着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营救，就在这兄弟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对话中谈崩了。

刘国琪是真不死心，又跑回香港筹了一大笔钱。

这一回，他祭出了那个终极杀招——空白支票。

他又一次坐到了徐远举对面。

这时候战局对国民党来说已经是兵败如山倒，徐远举只想着赶紧把口袋装满好跑路。

看着那张支票，徐远举彻底不要脸了，底线再次被击穿：“不退党也行，哪怕写个悔过书，走个过场，我就放人。”

这基本就是特务机关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甚至可以说，徐远举这是在“求”刘国志赶紧滚蛋，好让他能心安理得地把这笔巨款揣兜里。

当信仰遇到金钱，总有人会把那个看似无价的筹码扔进垃圾桶。

刘国琪太了解弟弟那个倔脾气了，他甚至都没敢让弟弟动笔，自己代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悔过书，只要弟弟签个名按个手印就行。

再次见面的时候，刘国琪那是真的哭成泪人了：“国志啊，外面世道乱成一锅粥了，再不走命都没了！

当初你罢课也就是一时冲动，签个字，哪怕是骗骗他们也行啊，咱们走吧。”

看着为了救自己不惜倾家荡产、低声下气求人的哥哥，刘国志心里能好受吗？

肯定不是滋味。

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张纸不仅仅是一个签名，那是投名状，是对信仰的背叛，更是往那些牺牲战友的脸上抹黑。

在这个烂透了的世道里，他必须守住心里最后那点干净地方。

“五哥，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我自愿为人民牺牲，你们别管我了。”

刘国志含着泪，把那份悔过书推开了。

那一刻，审讯室里的空气估计都凝固了。

一边是代表着活路、代表着豪门富贵和亲情的金钱妥协；另一边是通向死亡、却通向精神永生的死磕到底。

富可敌国的家世救不了他，因为是他自己亲手切断了那条通往苟且偷生的路。

徐远举看着那张没法兑现的支票，估计肺都要气炸了。

他是真想不通，为什么这世上有人会为了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主义，拒绝唾手可得的生路。

他这辈子都搞不懂，对于刘国志这样的共产党人来说，有些东西比命重，比那些黄白之物更贵。

历史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那种在生与死面前还敢犯傻的硬骨头。

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屠杀。

刘国志在狱中写下了一首《就义诗》，然后从容地走了出去。

那一年，他才28岁。

枪声响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倒下了，但他用血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世界上，真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真有比活着更重要的选择。

那张被拒绝的空白支票，最后成了那个旧时代金钱万能逻辑的墓志铭，也成了刘国志信仰丰碑上最扎眼的一笔注脚。

参考资料：

重庆市档案馆编，《重庆解放前夕重大事件档案选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相关人物原型记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