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区委屡遭敌袭，泅渡九条冰河后县委书记道：这事儿透着邪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冷得邪乎。茅东县九宝区的土地冻得硬邦邦的，河面结着厚厚的冰。这片南北不过十里、东西不足二十里的狭长地带，像被敌人攥在手心里的一根骨头——南有九里镇，北有丁庄铺，东南延陵，西南宝埝，西北白兔，东北麦溪，六个据点像六颗钉子，牢牢钉在这片土地上。上千敌伪军虎视眈眈，三天一小扫荡，五天一大清剿，把九宝区压得喘不过气来。

区大队的同志们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转移了。县委书记老周搓着冻僵的手，看着眼前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棉衣破得露出棉絮，好些人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烂了，用布条胡乱缠着。最要命的是，不管转移到哪儿，敌人总能像闻着腥味的野狗，不出三天准能扑上来。

“又牺牲了三个同志。”区大队长老李声音低沉，眼里布满血丝，“昨晚上在西王村，要不是哨兵机灵，咱们就被包饺子了。”

老周没说话，望着远处九里镇方向那黑黢黢的炮楼影子。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寒风里哗啦啦响，像招魂的幡。

冰河突围

腊月初七那晚，是最险的一次。

县区机关刚在韦甲村安顿下来，锅里的野菜粥还没煮熟，村口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放哨的小王慌慌张张冲进院子：“不好了，敌人从三面包过来了！”

老周一把抓起桌上的文件塞进灶膛，火星子腾起来，照亮他铁青的脸。“从北面走，过河！”

北面是九道河，其实是一条河弯弯曲曲拐了九道弯。夏天时河面不宽，蹚水就能过。可这是腊月，河面早冻实了。队伍摸黑赶到河边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河心一段没完全封冻，水流从冰凌缝里还丝丝地冒着白气。

后面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打在土坎上。

“下河！”老李第一个脱掉棉裤，光着腿踩进冰水里。刺骨的寒冷像无数根针扎进骨头缝里，他打了个哆嗦，咬紧牙关往前走。

同志们一个接一个下了水。那水冷得让人想叫，可谁也没出声。女同志小刘瘦弱，走到河心时腿一软，差点栽倒。旁边的老赵一把拽住她，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前挪。河水漫到胸口，棉衣浸了水沉得像铁，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过了河，上了岸，寒风一吹，湿透的衣服瞬间结冰。老李低头看自己的腿，皮肤冻成了青紫色，冰碴子在腿毛上闪闪发亮。他试着弯了弯膝盖，听见冰裂的咔嚓声。

“快，活动手脚，不能停！”老周的声音在打颤。

队伍在寒风里跌跌撞撞走了半夜，终于找到一处废弃的砖窑。窑洞里，大家挤在一起取暖，牙齿打颤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刘的脚冻伤了，肿得像个馒头，老赵正用雪给她搓——这是土法子，能防止冻疮恶化。

“这不对劲。”老周突然开口，声音在窑洞里显得特别清晰，“咱们这次转移，只有区委几个人知道落脚点。敌人怎么摸得这么准？”

窑洞里安静下来，只有外面风声呼啸。

暗处的眼

第二天，老周派了两组人秘密调查。一组由本地干部老孙带队，回韦甲村一带暗访；另一组由侦察班长陈大勇带着，化妆成卖柴的，摸进九里镇探风声。

不久，老孙这组便有了发现。

在韦甲村东头的老槐树下，他找到了放羊的栓子爷。老人裹着破棉袄，蹲在避风处抽旱烟。见老孙来了，他往四周瞅了瞅，压低声音说：“孙同志，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

“您说。”

“前些日子，九里镇那个张翻译来过村里，收了王二狗当徒弟。”

“收徒弟？”老孙皱起眉头，“张翻译收什么徒弟？”

“说是教识字，学东洋话。”栓子爷往地上磕了磕烟锅，“可怪就怪在，王二狗那小子，原本游手好闲，这些日子突然闹腾起来了，昨天还在集上买了新棉鞋。他哪儿来的钱？”

老孙心里咯噔一下。

另一边，陈大勇挑着两捆柴进了九里镇。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旁是些铺面。最显眼的是镇子西头那座三层炮楼，枪眼黑洞洞地对着四方。炮楼旁边，居然开着个鸦片馆，门帘厚重，透出昏黄的光和一股甜腻的怪味。

陈大勇在街角放下柴担，蹲着等买主。眼睛却把四周扫了个遍。他发现，每隔半个时辰，就有人进出鸦片馆。有些是镇上的闲汉，有些面生，像是从乡下来的。

晌午时，来了个穿黑棉袍的中年人，戴副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细小，看人时总眯着。他身后跟着个粗壮汉子，一脸横肉，腰间鼓囊囊的，明显别着家伙。

“张翻译，胡组长，您二位来了！”鸦片馆掌柜点头哈腰迎出来。

陈大勇心里一动，低下头，把破毡帽往下拉了拉。

那两人进了馆子。约莫过了一炷香时间，陈大勇看见王二狗从街那头匆匆走来，左右张望一下，也闪进了鸦片馆。

柴卖完时，陈大勇心里有谱了。

砖窑里，两路人马的情报对上了。

“张振彪，原本是县城中学的日语教员，鬼子来了就当了翻译。胡三炮，本地混混，心狠手辣，现在是特工组长。”老孙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一汇报，“这两人以教识字、收徒弟为名，在附近七八个村都发展了眼线。王二狗只是其中一个。”

老李一拳砸在土墙上：“怪不得！咱们走到哪儿，鬼子就跟到哪儿。原来有这么多眼睛盯着！”

“得拔了这两颗钉子。”老周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可怎么拔？张翻译和胡三炮平时待在九里镇，进出都有伪军跟着。炮楼就在鸦片馆旁边，枪一响，敌人立马就能冲出来。

陈大勇说话了：“我观察了三天，这两人每天未时前后必去鸦片馆抽一口，雷打不动。而且为了说话方便，他们总是在最里面的雅间，不带卫兵。”

“你的意思是……在鸦片馆里动手？”老周看向他。

“对。我带短枪队进去，速战速决。”陈大勇说，“鸦片馆里烟雾缭绕，人都迷迷糊糊的，容易得手。关键是，枪声一响，炮楼里的敌人反应过来需要时间。咱们抓了人就撤，等他们追出来，咱们早进山了。”

老周沉默了好一会儿。窑洞里只听见柴火噼啪作响。

“有几成把握？”

“七成。”陈大勇实话实说，“得找内应。鸦片馆的伙计，或者常去的客人，得有咱们的人提前踩点、接应。”

老孙突然说：“我认识一个人——刘老七，在鸦片馆当杂役。他儿子前年被鬼子打死了，心里憋着恨。我去做工作。”

深入虎穴

腊月十五，未时差一刻。

九里镇街道上冷冷清清，寒风卷着枯叶打着旋。陈大勇带着三个队员，扮成烟客，陆续进了鸦片馆。他们穿着半旧棉袍，脸色蜡黄——这是用草药汁特意抹的，像个老烟鬼。

馆子里热气熏人，一股甜腻的臭味混着汗味。十来张炕上歪歪斜斜躺着人，吞云吐雾，眼神迷离。墙角，刘老七正在收拾烟具，抬头看见陈大勇，不易察觉地点了下头。

陈大勇要了个靠里的位置躺下，眼睛眯着，余光扫向门口。

未时整，门帘一挑，张翻译和胡三炮进来了。张翻译还是那身黑棉袍，眼镜片上蒙着雾气。胡三炮敞着怀，露出里面的毛衣，腰里别着把盒子炮。

两人径直走向最里面的雅间。刘老七端着烟具跟进去，门帘落下。

陈大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一百时，他朝对面炕上的队员使了个眼色。两人起身，装作去茅房，绕到了雅间后面——那是计划中的撤退路线。

又过了半盏茶时间，雅间里传出胡三炮粗哑的声音：“老七，再拿套烟具来！”

机会来了。

陈大勇起身，晃晃悠悠走向雅间。到门口时，他猛地掀开门帘，闪身进去。几乎同时，另外两个队员从两边堵住了门。

雅间里，张翻译正侧躺在炕上，对着烟灯烧烟泡。胡三炮靠在墙边，眼皮耷拉着。见突然闯进人来，胡三炮一个激灵，伸手就往腰间摸。

陈大勇的枪已经顶在他脑门上：“别动。”

张翻译手里的烟枪“啪嗒”掉在炕席上，烟泡烧糊了，冒出难闻的焦味。他眼镜后的眼睛瞪得老大：“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陈大勇声音冰冷，“胡三炮，把你的枪慢慢拿出来，用两根手指。”

胡三炮脸色变了变，还是照做了。枪被缴下时，他突然扯着嗓子喊：“来——”

“人”字还没出口，陈大勇的枪托已经砸在他腮帮上。胡三炮闷哼一声，吐出两颗带血的牙。

“捆上，嘴塞住。”陈大勇命令。

队员们动作麻利，用早就准备好的麻绳把两人捆了个结实。张翻译浑身发抖，尿湿了裤子，腥臊味混在鸦片烟味里，令人作呕。

“走后门。”陈大勇说。

刘老七已经打开了雅间后窗。窗外是条窄巷，拴着两匹马——这是事先备好的。队员们把两人像麻袋一样扔上马背，自己也翻身上马。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等炮楼里的伪军听到动静冲出来时，巷子里只剩下马蹄印和几片枯叶。

雪夜枪声

马队没有直接回根据地，而是在山里绕了两圈，确定没有尾巴，才转向西北一处废弃的山神庙。

庙里，老周和老李已经等着了。松明火把噼啪燃烧，把神像的影子投在墙上，晃动着，像在看这场人间审判。

张翻译被拖下马时，已经瘫软如泥。胡三炮倒是硬气，瞪着眼，嘴里塞着破布，呜呜地吼。

老周走到两人面前，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

“张振彪，胡三炮。”他开口，声音在山神庙里回荡，“你们替日本人做事，害死了我们十七个同志。那些同志，有跟你们一样教过书的，有土生土长的庄稼人，最大的四十二，最小的才十九。”

张翻译突然哭起来：“我……我是被迫的……我不干，他们就要杀我全家……”

“被迫？”老李一步上前，眼睛通红，“王庄的王寡妇，儿子才十六，被你们的人指认是‘通匪’，活活用刺刀挑死。她也是被迫的？韦甲村的老赵头，就因为给咱们队伍藏过一夜粮食，被你们吊在树上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吐血死了。他也是被迫的？”

胡三炮突然挣扎起来，额头青筋暴起。

老周摆摆手，庙里安静下来。

“还有什么要说的？”他问。

张翻译哭喊着求饶，语无伦次。胡三炮别过头，一言不发。

老周转身，面向庙门外茫茫夜色。雪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起来，细细的，在风里斜斜地飘。

“执行吧。”

陈大勇和两个队员把两人拖到庙后山坡。雪地上，两双脚划出深深的痕迹。

枪声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清脆，两声，干脆利落。

余波

张翻译和胡三炮被锄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九宝区。

九里镇的特工组第二天就撤走了——组长都没了，剩下的人谁还敢待？炮楼里的日本兵失去了这些地头蛇当耳目，一下子成了瞎子聋子。他们不敢轻易下乡，夜里也不敢睡踏实，总觉得黑暗里随时会飞出子弹。

腊月二十，九里镇据点撤了。伪军“清乡”中队没走，但中队长托人悄悄递话：愿意给八路军送情报，只求留条活路。

老周答应了。眼下还吃不掉这股伪军，不如先稳住，让它变成咱们的眼线。

春节前，九宝区难得地安稳了半个月。区大队抓紧时间整训，乡亲们偷偷送来粮食、棉衣。栓子爷赶着羊路过驻地时，把两只野兔挂在树枝上，什么也没说，哼着山歌走了。

腊月二十八，又下雪了。老周站在山坡上，望着九里镇方向。那座炮楼还在，但旗子已经换了——现在是伪军的旗。

“开春后，咱们得把炮楼也拔了。”老李在旁边说。

老周点点头，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很快消散。他想起那个冰河突围的夜晚，同志们冻成冰棍的样子；想起山神庙雪地上的那两声枪响；想起这半年牺牲的二十多位同志。

路还长，斗争还得继续。但至少，这个冬天最冷的日子，算是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