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书首印10万册”成为过去式，编辑如何守住出版的尊严？

文/王璇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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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当一位从业17年的“老编辑”回望来时路，会怎样来总结自己的职业旅程？是一人年造货码洋近5000万元的骄人战绩？是参与编辑的重点项目不断加印？还是从基层编辑到部门负责人的职位跃迁？在编辑王璇看来，具体业绩并不足以总结一个人的职业经历，在陌生领域学会自洽、在单打独斗中锻炼独立性、在新岗位上挖掘自身新的价值、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这些或许才是一个编辑最可贵的成长。

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刚从11月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回来。这次展会让人百感交集：坚持11年参展，今年第一次没有举办任何现场活动。原因很现实——活动可能带来的销售利润，已经覆盖不了摊位的租金。不出意外，我们位于展场入口拐角“黄金位置”的摊位，销售实洋创下历史新低。

回顾17年从业生涯，我责编的图书不乏10万册起印的案例。而今，加印过万册已属万幸，个别图书的首印数来到了千字头。

在一个充满诸多不确定的时代谈“成长”，特别难。

王璇

入行：在码洋“泡沫”中“单兵作战”

我的职业起点，充满了某种“错位”的戏剧性。

大学时，我学的是工业设计，终日与画产品图、建模为伴。初入出版行业时，是想成为一名图书装帧设计师，然而，一个略显无奈的现实是：在美术社，并没有专职的设计师岗位，只有需要兼职做设计的图书编辑。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在童书的田间地头兜兜转转多年下来，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是从未涉足过与大学专业相关的领域。

在这漫长的“错位”中，我逐渐发现，做书与做产品，在底层逻辑上惊人地相似：工业设计需要洞察用户需求、考量材料成本与特性、遵循人体工程学；而策划一本书，同样需要精准定位读者、权衡印制成本与工艺、追求阅读的体验与美感。

有时候也会调侃自己：大学同学毕业后，有的设计手机，有的制造汽车，而我，在打造图书——本质上，我们都在完成一个“产品”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曾经的“错位”，原来是一场“殊途同归”。

我的内心渐渐归位。成长的第一课，大概就是学会与“错位”共处。

成为编辑后，我最初负责的是儿童网游IP图书的内容开发，一做就是10年，其间接触过的IP，名字能列出一长串：赛尔号、摩尔庄园、小花仙、奥拉星、熊出没、超级飞侠、贝肯熊……

那是一个行业肆意生长的年代，也是行业的黄金年代。最高峰时我一人年造货码洋近5000万元。虽然天天加班，但一个刚入行的新手编辑，在巨大的码洋数字冲击下，再苦也是兴奋的。那时甚至不敢请假，把一年总码洋平均到每天，仿佛少干一天，就损失了几十万元。为了追赶生产进度，我甚至从家里搬来台式机和笔记本，请制版公司的员工直接进驻编辑部上班。

IP图书内容虽看似简单，实则对节奏、速度和技术转化能力要求极高。出版节奏一慢，市场就会被同行或盗版抢占。当手里七八个品种同时赶工时，考验的就是编辑的统筹与灵活应变能力。同时，由于起印量动辄10万册，内容质量不容有失，否则后面的麻烦接踵而至，热心的小读者会争相来和编辑老师聊他们的“大发现”。

除了本职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盗版。有一年出差至济南，在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里，看到满墙的《精灵大图鉴》盗版书。光是这个品类，盗版版本就超过100种。那一刻的感受，至今难忘。时至今日，我们所面临的市场困境，依旧与盗版这类长期存在的“环境痼疾”不无关系。

现在回想，那段经历的价值，并非是一年高过一年的码洋数字，而是在实战中被迫养成的一切靠自己摸索的独立性。它让我成了一个能扛事、能决断的“单兵”，这是初入职场的人得到的最好的淬炼。

沉淀：从“我想做什么”到“我能做好什么”

然而，码洋“泡沫”之下的焦虑，在入行第5年左右达到顶峰——没有成长。

曾经并肩作战的编辑不下10余人，后来都因各种原因离开。一些人直言“看不上”这类书，也曾抱怨自己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

看到身边编辑在各领域百花齐放，而自己的工作年复一年，毫无创新和突破。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编辑的职业追求到底是什么？

家人安慰说：“你知道吗？‘码农’，一辈子都在敲代码。这世上，很多人一生就只做一件事，不奇怪。”

这话有道理，但听来却像一种温柔的“诡辩”。我甚至把这句话写进了当年的年度小结，并表态：虽然不爱，但职责所在，我一定会用责任心坚持下去，就像“码农”一样。

好在，责任心与求变，从不冲突。

深思熟虑后，从小喜欢漫画的我，重温了蔡志忠先生的全系列漫画，将新的方向定在了“漫画科普文化常识”上。蔡老先生画了一辈子，也未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文化漫画的码农”呢？

找准方向后我便卯足了劲在漫画知识类读物上深耕：2019年，策划筹备了两年的“漫画诗词人物传”系列获得了“中国原动力”扶持计划；第二年，新策划的“老师开讲啦！中小学生文化常识”系列再次入选。那几年我重新斗志昂扬，想要在新的领域大干一场。

可现实的“骨感”再次显现。这期间，社里陆续安排了不少重点和着急结项的项目，必须优先跟进。而知识类原创作品的组稿本就困难重重，漫画项目就这样一次次被搁置在一边。

后来，社里让我主持编辑部工作，职能上的重大改变让前期“单兵作战”的劣势暴露出来了——不擅长人事管理、对童书细分领域图书不够熟悉。

我痛苦了很久：难道就不能安心做个只想做好书的基层编辑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这也是每个编辑“成长”中残酷而真实的一课——从“我想做什么”到“我能做好什么”的转变，并努力在“错位”的岗位上，挖掘出新的价值。

2018年，参与编辑的科普主题读物《大国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果》（简称“《大国重器》”）出版，成为社里首个艺术与科普相结合的成功案例。该书出版后多次加印，每一次加印背后，都是编辑持续查阅新闻、咨询作者及专家、核实数据、增补新内容的成果。其间，还联络各地科普馆、图书馆及学校举办了数十场科技成果图片展，并与多地出版社达成了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转化。

《大国重器》（第1~17版）

虽然每年花在这本“老书”上的时间很长，但它让我明白，编辑的“沉淀”，不仅是开创，更是对经典品种的长期守护。

探寻：在寒冬中寻找火光

接手编辑部后，迎头撞上了市场的“寒冬”。部门数据断崖式下跌，最初的一年充满了自我怀疑——“这部门不会在我手里完了吧？”冷静下来，唯有适应。为“汤小团”打造漫画版，与科普达人“不刷题的吴姥姥”团队合作（），将社里的老书拿出来一一复盘，寻找新的可能……

在这期间大家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一套绘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与《大国重器》这类重点主题读物不同，《好吃的旅行车》“出身”平凡，2020年首印4000册，几年间销量不温不火，勉强卖完。2023年，在编辑部的坚持之下，该书虽然获得了续约的机会，但其动销数据让营销部门对加印毫无信心，续约一年多都未曾提印。

转机出现在2024年。编辑部多次推荐后，营销同事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一位大V愿意试水，首印4000套。预售链接上线后一小时，几千套售罄，前线火速要求加单！

消息传来，营销老师几乎是跑着冲进编辑部喊加印。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当时领导外出开会，无人审批。带货团队下了最后通牒：“最后6分钟，必须确定！”

最终，大家顶住压力，找到领导线上审批，在体制内出版社完成了6分钟的极限流程。

这一次，加印4万套。

《好吃的旅行车》

适应：放下过去，着眼未来

写到这里，按照惯例，似乎该谈一谈沉淀后的成果、低谷之后的反弹。图书数据（奖项、销量）的确是衡量一个编辑最直观的标尺。但我想在成长的自述中“任性”一次：任何一个图书项目的成功，都是团队、作者、渠道、运气乃至时代算法共同作用的结果。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的好书很多，也获得过不少荣誉。获奖的编辑大有人在，我，只是编辑群体里的一个缩影。

我想，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一个编辑最可贵的成长，不再是奖状的厚度，而是适应不断变化的一切的韧性。客户在换、市场在变、读者的兴趣如风，社里的方针也在调整。你可能今天策划了一个被所有人都认可的选题，等书出来时，世界已经变了模样。

编辑的价值，不再局限于打造爆款，更体现在如何于不确定性中，守住出版的尊严与底线。

前两天回顾2025年的工作，发现自己责编出版的图书仅一本。查阅记录，这本原创儿童科普读物第一张样稿竟始于2018年，这个时间让我感到汗颜。而新入职的编辑小Y，因负责的项目大多与我配合，今年交出了一份“零”新书的成绩单。我打趣她：“若是在按个人出书量考核的编辑部，咱俩今年怕是‘颗粒无收’了。”

这个看似玩笑的自嘲，却是当下编辑们面对角色转变的真实情况——编辑的重心，早已从纯粹的案头工作，转向了与客户沟通、活动策划及多方协调等更为繁杂的事务。

很多人说，编辑应主导图书从策划到推广的全流程。但现实是，面对大部分普通图书，编辑常感到“主导不动”——比起“图书产品的主导人”，编辑更像是“复杂生态的协调者”。

重点项目往往能获得上下一致的资源支持，编辑看似“主导”，其实只是顺势而为。而对于更多普通项目，因为缺乏资源和认可，编辑的努力就像一场孤独的“推销”，大部分时候是在做“无用功”。

正如前文所说的两个案例，《大国重器》是“天之骄子”，编辑要做好的是守护与深耕；《好吃的旅行车》则像“草根逆袭”，编辑需要为其争取与破局。

然而，无论是“守护”还是“争取”，都无法保证每个项目都成功。

《好吃的旅行车》之后，我找到一套条件相近的绘本《三只小猪》，期望如法炮制，营销老师也积极向渠道推荐，却至今无人接盘。

是书不好吗？只是时代的“玩法”变了：每一本好书都像在参加“选秀”，在运气与实力的双重考验下，等待那“鲤鱼跃龙门”的一刻。

现在，我常对部门的编辑说，策划选题时，必须先思考它出版后能在哪里落地，平台在哪里，如果无法先打动自己社里的营销和中盘渠道，“你认为的好书”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不要觉得委屈。在流量与算法的时代，我们都在平等地学习适应。

尾声：在“夕阳”里，做自己的太阳

入行时就听说，出版是夕阳产业。当时Kindle刚崛起，一些老编辑预言“纸质书将死”。

也听说过社里挂历时代的辉煌，书商用麻袋装着现金在门口排队。直到某一年，挂历突然卖不动了——电脑普及了，时代就这样轻描淡写地翻过了一页。

如今，人口红利已然吃尽，我们不再是“在增长的电梯里做俯卧撑”，而是要在逆风中，接受真正的生存能力考验。

那么，到底什么是编辑的成长？

对我而言，它终于不再是头衔和奖状，而是学会 “放下”与“拿起”：放下过去“成功的包袱”，也放下对“我想做什么”的执念；拿起不断学习的空杯，拿起适应变化的韧性，拿起在方寸之间（哪怕只有1000册的起印量）也要坚持创新和寻找机会的勇气。

十年书海不得闲，一张一页思华年。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到一本本书苦尽甘来的喜悦，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或许这就是成长，于不确定性中发热发光，成为自己的太阳。

出版人的黄金时代或许过去了，但这恰恰是考验我们在危机中的生存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开始。

路还长，我们边走边学。

落笔之际，尚有几句心声想与读者分享。

首先，必须感谢我的分管领导和总编辑。我曾特地请示，若此文不提任何图书案例与社内荣誉，未尽到为社争光的义务，是否可行？承蒙二位领导包容，他们鼓励我卸下包袱，真诚地写下自己的职业思考。这份理解与支持，我深怀感激。

同样要感谢《出版商务周报》的编辑，正是这份稿件邀约以及“多增加案例”的高要求，促使我回顾梳理了这些年的工作点滴。补充案例的过程，也是一次重新发现。让抽象的“成长”回归到具体的工作实践，这篇文章才真正有了与同行们交流的价值。

最后，作为一名苏美童书人，我想说，我们的好书远不止文中提及的这些，文学、科普、绘本、艺术等领域皆有耕耘。如果本文有幸被渠道与平台的朋友们看到，并对我们产生了一丝兴趣，请联系我。期待与您携手，为我们共同相信的好书，大干一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务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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