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作家94年人生：断线重缝，地震泪痕未干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有连续十年的时间，我每天都眺望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它像是从天而降，终有一日会重新升入高空并消失不见。那时我的身高大约只有三个苹果叠起来那么高，因为脸颊红润，家里人总唤我为“小苹果”；我的姐姐基齐亚则被大家称为“基基”。

当年，我和妹妹住在巴黎贝特朗街的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里，那座建筑如今已成了土耳其驻法国大使馆。多年前我重返法国，试图靠近那道通往贝特朗街的铁栅栏。两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纽扣繁多且戴着硬顶圆顶帽的法国宪兵命令我们立即散开。我们当时只想透过栅栏看一眼曾经的花园，那仅仅是属于我们的童年花园。

我弟弟扬的保姆卢佩总是格外引人注目。我和姐姐总爱炫耀这个比我小14岁的弟弟——他出生时，我们的父亲刚从战场归来。当时那几名宪兵曾问：“你们是从殖民地来的吗？”在那个年代，法国人似乎总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仿佛连墨西哥的龙舌兰也是他们的殖民地。

“我是墨西哥人。”我用法语法回答。姐姐基齐亚则生气地对我说，没必要向这些“仆人”解释什么。或许正因为我总爱提问，后来才做了这么多职业采访。

每天下午三四点，我们都要被带去“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手持小木棍沿着贝尔通街飞奔，追逐滚动的铁环，那是当时被迫进行的体能锻炼。

在塞纳河畔的石堤上漫步，穿过巴黎第十六区，对我们而言既是学习之旅，也是充满未知的初次冒险。当时的河水呈铅灰色，透着危险的气息；恋人们选择在那幽会，而法国歌手夏尔·特内尚未唱响那些赞美塞纳河与法国的经典歌曲。

在那时八九岁的孩子眼中，真正的敌人并非冰冷的河水，而是被街头巷尾称为“德国佬”的德国侵略者。

在那段快乐的时光里，我们总是牵着女家庭教师的手归家。在临近贝通街的鹅卵石河岸边，我们常玩“马车夫与马儿”的游戏，而我永远扮演那匹奔跑的马。直到基齐亚去世，我似乎一直都在扮演这个角色。如今，我那笨拙的小碎步已不复往日的欢快，尽管我仍坚持在墨西哥奇马利斯塔克的阿尔瓦罗·奥布雷贡纪念碑前散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比我们走得更远。战争爆发前，她每个工作日都会穿过塞纳河上的一座座桥梁，前往意大利籍法国时装设计师埃尔莎·夏帕瑞丽的工作室。直到战争全面爆发，她才转而驾驶救护车。战前，母亲常穿着埃尔莎设计的“亮粉色”连衣裙出席各种舞会；我的父亲就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举办的某场舞会上与她相识。

在那间著名的高级时装屋里，德裔美国影星玛琳·黛德丽和墨西哥影星多洛雷斯·德尔·里奥都曾是常客。母亲告诉我，多洛雷斯拥有极其完美的身体细节，而玛琳·黛德丽则比她更爱照镜子，表现得更为挑剔且自信。

埃尔莎·夏帕瑞丽常借给母亲昂贵的晚礼服。在某些午后，母亲会带我们去时装屋，店员们总会赠予我们一些“亮粉色”的布料碎片，让我们给洋娃娃缝制裙装。尽管我们姐妹俩无论如何努力，那时的针脚总显得笨拙不堪。 后来，我迷上了缝制那些边饰上沾满泪痕的方巾。

或许正因这段与缝纫相关的记忆，在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发生时，我对圣安东尼奥阿巴德的缝纫女工们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当我和埃娃琳娜·科罗娜在坍塌成废墟的建筑前相拥而泣时，身旁的汽车正载着满脸惊恐的人们缓缓驶过。那些断裂的缝线，最终编织成了我对生命最沉痛也最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