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寨县会议上，万里哽咽怒问：一家四口只有一条裤子，何颜以对啊

那年冬天，金寨的山里特别冷。

可比天气更冷的，是屋子里那种沉默。

屋里坐着三个女人，一个老太太，两个姑娘。

都蜷在柴堆里，谁也不敢起身。

不是怕生人，是因为她们连裤子都没有。

那天是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刚换了书记，万里。

刚上任没多久，他就决定到大别山走一趟。

其实这地方他早听说过，红色老区，出过不少将军，可也穷得出名。

可没想到，是穷成这样。

这事儿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

万里那天不走安排好的路线，下车随便拐进了一个村子。

说白了，就是想看看真正的农村长什么样。

一眼看见那间茅草屋，他让司机停了车。

门是掩着的，屋里没灯，火塘冷得发灰。

几个人一进去，屋里那三个人就像被惊到的鸟，死死抱着自己不动。

“她们为什么不说话？”

旁边的县干部脸色难看，低声说：“没穿裤子，不好意思站起来。”

万里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土炕上破了洞的棉被。

“几天没做饭了？”

“好像已经两天。”

屋里没有米，也没有柴。

只有风，从破窗缝里呼呼地往里灌。

他没再问。

只是走出来时，眼圈已经红了。

回到县里，他立刻叫了个会。

没有寒暄，没有铺垫，帽子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他坐下，沉了半天，才哽着嗓子问了那句话：

“一家四口只有一条裤子，我们拿什么脸去见他们？”

在场的县市干部都愣了。

有的低头，有的干脆眼泪也下来了。

这不是演戏。

那年头，安徽的农村真的是饿成那样了。

凤阳县一个县，就有一万三千多人外出讨饭。

各地给省委打报告，全是申请救济粮的。

省里粮库本就不多，能调的早调完了。

可下面还在饿。

可最刺眼的，不是饿，而是有干部说：“他们就是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当时一下就火了。

他拍桌子，指着那人问：“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要是吃得饱，他会愿意讨饭？”

会议室一下变得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那会儿的安徽，不只是金寨，整个大别山地区都一样。

山多地少，地里产不出多少东西。

再加上“学大寨”那套集体化模式，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种地？很多地方连年吃紧，连种子都靠借。

万里是懂农业的。

他年轻时候干过农村工作，知道问题在哪儿。

可要改，不容易。

他不急着动笔。

先是用了半年时间，到处跑。

基层调研，自己看。

他不信汇报材料，也不走典型路线。

车子常常开着开着就停，见个村庄就下去转转。

很多干部都跟不上他的节奏，说他太较真。

可他就是要看到真相。

那次金寨回来后，他先是亲自协调粮食和棉花，给老区先救了急。14万斤棉花，50万斤粮食，一车车地往山里送。

不是按人口分，而是他亲自定的重点村，连被褥都给配上。

可这只是应急。

他心里清楚，靠救济是救不活农村的。

根上，还是生产方式不对。

1978年1月，安徽省委开了个扩大会议。

会上，他提出了一份草案，叫“省委农村工作六条”。

核心非常明确：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

农民可以搞副业，可以有自主决策权，产品可以拿到市场去卖。

这在当时，是很冒险的。

全国还在学大寨，讲的是集体、统一、计划经济。

个人承包、自由买卖这些，很多人都觉得是“走资本主义路”。

但万里坚持：“不让农民吃饱肚子，讲什么主义都没意义。”

有人反对。

也有人担心。

他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我负责。

出事算我的。”

“省委六条”很快就在几个县试点。

一个叫小岗村的地方，第一个干了“包产到户”。

十八户农民按下了红手印，签了生死状。

他们不是不怕，而是实在没法活了。

结果没几个月，粮食产量翻了几倍。

队里第一次有了余粮，每家每户都能吃上饱饭。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北京。

一年后，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写进了“包产到户、包干到组”的内容。

农村改革从安徽，点燃了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