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潘家峪1301人被日寇杀害，1年后“复仇团”击毙策划者！

腊月三十，潘善瑞又一次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点灯，只是听着屋外零星的鞭炮声：那是邻村传来的，潘家峪已经17年没有鞭炮声了。
他披上外套摸黑走到灶台前，灶膛里没有一丝灰烬，干净得像从未使用过。不仅除夕，每年的1月25日前后3天，潘善瑞全家都吃冷食、睡凉炕。
如同活着的纪念碑，这不是一个人的怪癖，而是一个村庄用生命刻进时间里的伤痛！

1941年1月24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七，潘家峪正在准备春节的食物。
村里的妇女们将珍藏的白面拿出来，男人们从地窖取出秋天存下的白菜，孩子们围着磨盘看驴子转圈，石磨里流出乳白色的浆液，那是做豆腐的原料。但他们不知道，30里外的丰润县城里，日寇精心策划的一场屠杀方案刚刚敲定。
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部内，佐佐木二郎大佐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划过地图上“潘家峪”3个字。
“冀东八路的心脏，”他说着生硬的汉语对翻译说，“春节是中国人最放松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永远忘不了的新年礼物。”
情报显示潘家峪不仅是八路军十二团的常驻基地，更是冀东抗日政权的秘密联络中枢。
很多村民都是抗日游击队成员，更让日军恼火的是，这里的地道纵横交错，村民擅长利用复杂地形打游击，多次让扫荡部队无功而返。

“彻底肃清。”佐佐木在命令书上盖下印章。1月24日深夜，3000余名日军和1000多名伪军从唐山、丰润、滦县等12个据点悄悄出动。他们故意避开大路沿着山沟向潘家峪合围。
与此同时潘家峪的民兵队长潘国林正在村口巡逻。这个26岁的汉子是村里最早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之一，他的父亲潘善瑞虽然嘴上不说，但总会在儿子深夜回家时在灶台上留一碗温热的粥。
“国林哥，你说今年鬼子会不会来捣乱？”一起放哨的年轻民兵问道。潘国林望向东边泛白的天际回答：“过年了，牲口也要歇歇。但他突然拍了拍怀里的步枪，“咱们的枪可不能歇。”
第一声枪响是在1月25日清晨6点传来的。那不是零星的枪声，而是密集的机枪扫射。潘国林猛地站起来，看见村北的山梁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黄色身影，日军已经完成了合围。
“快！通知乡亲们进地道！”他大喊着向村里跑去。但为时已晚。日军这次采用了全新的战术：他们没有急着进村，而是先用机枪封锁所有出村道路，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圈。

汉奸翻译用铁皮喇叭喊话：“乡亲们不要跑，皇军是来发粮食过年的！都到西大坑集合，按人头领白面！”
一些老人和孩子信以为真，陆续走出了家门。但青壮年们知道这肯定是陷阱，纷纷带着家人躲进地道和山中的秘密洞穴。
潘善瑞拉着老伴和两个孙子刚跑到后院地窖口，院门就被踹开了，3个日军冲进来，用刺刀抵住他的胸口喊道：“走！西大坑的集合！”
“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潘善瑞试图跟他们解释。可回应他的是枪托的重击。鲜血瞬间从他的额头流下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最后看到的是老伴紧紧搂着孙子们的背影，被日军推搡着消失在晨雾中。
上午8点，此时的西大坑已经经挤满了人。
这是一个天然的洼地，夏天蓄水，冬天结冰。此刻坑底厚厚的冰层上站着、坐着、蹲着约1500名村民。坑沿的四周架着30多挺轻重机枪，枪口黑森森地对准人群。

寒风像吹着每个人的身体。孩子们冻得大哭，母亲们解开衣襟把孩子裹进怀里。老人们蹲在地上用冻僵的手指在冰面划着无意义的线条。
潘善瑞在人群中寻找家人，终于在东侧看到了老伴花白的头发。
她正把2个孙子搂在胸前，用身体为他们挡风。他试图挤过去，但人群太密，日军又不允许移动。
“乡亲们不要怕！”汉奸翻译站在坑沿上喊话，“皇军知道大家过年困难特意来给大家发粮食！等会儿按户登记，每人5斤白面！”
一些村民窃窃私语，难道真是误会？
只有那些经历过多次扫荡的人脸色铁青，他们数着坑沿的机枪，计算着子弹的密度。

上午9点半情况突变。一队日军突然冲进人群，将青壮年男子强行拉出来，用绳子绑成一串。
潘国林也在其中，他试图反抗，但被两个日军按倒在地，枪托雨点般砸在他头上。
“你们要干什么？！”有村民大喊。回答他的是枪声。一个试图保护儿子的老人被当场射杀，鲜血喷在洁白的冰面上。
恐慌像瘟疫般蔓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但坑沿的机枪立即鸣枪示警。子弹打在冰面上溅起冰碴和碎屑。
“全部起来！去潘家大院！”日军改变了命令。直到这时很多村民才意识到：西大坑只是屠杀的中转站。真正的刑场是那个有着高墙大院的潘家地主宅院。
潘家大院占地三亩二分，青砖灰瓦，是村里最气派的建筑。平时村里开大会、唱戏都在这里，院墙一丈多高，大门是厚重的榆木。
此刻这座大院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屠宰场。

日军将村民驱赶进院后，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墙头、房顶、甚至院外的大树上，都架起了机枪。更残忍的是日军提前在院内堆放了大量柴草、秸秆，并在上面浇了煤油，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活口。
村民被分成3部分：青壮年男性集中在院子东侧，妇女儿童在西侧，老弱在中间。
潘善瑞因为额头流血，被归入“老弱”组。他拼命向西侧张望，终于在人缝中看到了老伴和孙子。
他们的目光在寒冷的空气中相遇。老伴对他轻轻摇头，意思是“别冲动”。她把两个孙子紧紧搂在怀里，用身体为他们筑起最后一道屏障。
上午10点整，佐佐木二郎出现在正房台阶上。这个45岁的日本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手里握着一把军刀。
他通过翻译说了不到3句话：“潘家峪，通匪的重灾区。今天是你们赎罪的日子。”

话音刚落，屠杀开始了。第一轮机枪扫射对准的是东侧的青壮年。
子弹如疾风骤雨般倾泻而下，站在前排的人像被无形的大手推倒，成片的村民倒下，鲜血喷溅在青砖墙上。
潘国林在枪响的瞬间扑倒在地，顺势滚到一个石碾后面。子弹打在石碾上撞出火星。他从缝隙中看到乡亲们一个个倒下，看到血汇成小溪，沿着砖缝流淌。他咬破嘴唇，咸腥的血味充满口腔。
日寇不是简单的扫射，而是一场持续数小时的虐杀表演。日军分成若干小组，轮番上阵：有的用步枪点射试图逃跑的人，有的用手榴弹炸密集的人群。
潘善瑞所在的“老弱”组是第3批被屠杀的。当机枪转向他们时，他做出了一个本能的动作，扑倒在地装死。子弹从头顶飞过时他感到温热的液体溅在脸上，那是旁边老人的血。

更残忍的是火焰。下午2点左右，日军点燃了预先准备好的柴草。煤油遇火即燃，烈焰冲天而起。
未被枪弹打死的人在火海中翻滚、惨叫，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整个大院。
潘善瑞感到后背灼热，衣服烧着了。他拼命翻滚，压灭身上的火苗，然后一动不动趴在两具尸体下面。浓烟呛得他几乎窒息，但他不敢咳嗽，不敢动弹。
火海中他听到了孙子稚嫩的哭声，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只有火焰燃烧的噼啪声和日军狰狞的笑声。
这场屠杀持续了整整9个小时。
日军在傍晚6点撤离。他们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烧毁了村里1398间房屋中的大部分。离开前，还向尸体堆投掷了手榴弹，确保没有活口。

潘善瑞是在深夜醒来的：后背的烧伤因为低温没有恶化，覆在身上的尸体挡住了火焰。他推开已经僵硬的尸体，从人堆里爬了出来。
眼前的景象让他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人间。潘家大院变成了真正的焚尸场。焦黑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已经炭化无法辨认。
他在尸体中寻找家人。先找到了老伴，她蜷缩成保护性的姿态，怀里是两个孙子的小小骨架。3人的骨肉熔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潘善瑞跪在废墟中，没有眼泪，没有声音。他就那么跪着，直到天色微明。
陆续有其他幸存者出现。有的是躲在地道里逃过一劫，有的是在屠杀开始时跳墙逃跑成功，有的是像潘善瑞一样装死幸存。
最后清点全村1500多人，幸存者仅203人。

潘国林也活了下来。他在石碾后装死，日军离开后他从狗洞爬出大院。
当他在废墟中找到父亲时，两个男人没有拥抱，没有痛哭只是默默地对视。
他们在废墟中寻找、辨认、记录。这项工作做了3天3夜。最终的数字是1301人，其中妇女儿童658名。
没有棺材，没有寿衣。幸存者们用门板、炕席裹住尸体，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巨大的合葬墓。下葬那天天空飘起了小雪，像是上天落下的纸钱。
潘善瑞在墓前跪了一夜。
天亮时他对儿子说：“从今天起，咱家除夕不生火，不吃热食，直到报仇那天！

惨案发生后第7天，冀东军分区的干部来到潘家峪。他们带来了粮食、药品，还有一项特殊的提议：组建“潘家峪复仇团”。
“不是要你们去送死，”军分区政委刘诚光说，“是要你们把仇恨变成战斗力。
我们会提供最好的训练，最好的装备。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服从指挥，不能蛮干。”
最初报名的只有7个人，都是青壮年幸存者。潘国林第一个写下名字，他在报名表“参军动机”一栏只写了两个字：“报仇。”
第2天，人数增加到23人。第3天，57人。最后复仇团固定为120人，全部是潘家峪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或家属。

训练在潘家峪周边的深山中展开。八路军派来了最好的教官，课程包括射击、爆破、侦察、游击战术。训练强度之大，让见惯生死的老兵都动容。
教官赵永福后来回忆说道：“他们练瞄准，一趴就是一天，胳膊肿得抬不起来也不休息。
有个叫潘树旺的小伙子，全家11口全死了，他练刺杀时对着草人一遍遍喊家人的名字，嗓子都喊出血。”
复仇团的第一战是在1941年4月，目标是滦县的一个伪军据点。战斗规模不大，但复仇团打得异常勇猛。他们不要俘虏，见穿黄军装的就杀。
战后清点，30多个伪军无一活口。
“复仇团”逐渐成熟，他们配合八路军主力在丰润、滦县、唐山一带神出鬼没，专打日军的运输队和小股部队。
到1942年夏天，“复仇团”参与大小战斗40多次，歼敌300余人，成为冀东日军闻风丧胆的“幽灵部队”。

但他们的终极目标始终没变：找到佐佐木二郎。
1942年7月机会来临。冀东军分区获得确切情报：佐佐木将亲自带队，对丰润西部山区进行“梳篦式扫荡”。军分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刘家桥一带打一次歼灭战。
复仇团主动请缨担任主攻。战前会议上潘国林摊开地图：“刘家桥地形我们熟。这里、这里、这里，可以设伏兵。
佐佐木的车队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这是唯一能通行卡车的路。”
“你怎么确定他会来？”有人问。
潘国林指着地图上一个点：“因为这里是新的秘密联络站。我们放出的假情报说，冀东行署机关就在这里。
以佐佐木的性格一定会亲自来“立功”。”
7月17日夜，复仇团和八路军一部共400余人进入伏击位置。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在两侧山坡挖好掩体，并安排了观察哨和撤退路线。

18日凌晨4点，观察哨传来消息：佐佐木的车队出动了。6点20分，车队进入伏击圈。
前面是两辆三轮摩托开道，中间是三辆卡车，后面是一辆黑色轿车，正是佐佐木的座驾。
当地雷爆炸时，第一辆摩托被掀翻。紧接着复仇团的所有火力同时开火。日军虽然遭到突袭，但反应迅速，立即以卡车为掩体组织反击。
战斗进入白热化。复仇团占据地形优势，但日军火力强大，且作战经验丰富。双方在不到200米的山路上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都洒满鲜血。
潘国林带领突击队从侧面迂回，试图接近佐佐木的轿车。他们冒着弹雨前进，不断有人倒下，但没有人后退。
“看见那个拿刀的了吗？”潘国林指着轿车旁一个挥舞军刀的军官。
几名神枪手同时瞄准。当枪声响起，只看见佐佐木身体一震，军刀脱手。但他没有倒下，反而更加疯狂地指挥抵抗。

潘国林端起机枪，一个点射打在佐佐木胸前。这个制造了潘家峪惨案的恶魔终于倒下，眼睛瞪得滚圆，似乎不相信自己会死在中国农民的手中。
指挥官阵亡，日军陷入混乱。八路军主力趁机发起总攻，战斗在上午9点结束。
战斗结束清点：150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其中包括大佐1名、少佐2名，俘虏伪军12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潘国林站在佐佐木尸体前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单，那是潘家峪死难者的名册。
他念了几个名字，然后对天空说：“爹、娘、乡亲们，我们给你们报仇了。”在场的复仇团战士全都哭了。这是惨案发生后一年半，他们第一次流泪。
潘家峪复仇团后来被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参加了后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潘国林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牺牲，时任营长。他留给父亲的唯一遗物是一枚军功章和一句话：“告诉爹，咱家的灶台可以生火了。”
但潘善瑞没有改变他的习惯。每年的除夕他依然不生火，不过他们会在餐桌上点燃一根蜡烛，微弱的光芒在寒夜中摇曳，既是对逝者的缅怀，也是对生者的提醒：
有些记忆，必须代代相传，有些教训，永远不该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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