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1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11

李志民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也成为抗大教职学员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的教职学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也有工作，职务上分工的不同，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汇集在党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这个革命的大家庭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好“家长”。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同学一起参加操课，一起打球和散步谈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头”，很愿意接近他。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干部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具体地帮助。在生活上，校领导也从不搞特殊化即使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大家也是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

抗大前后几任校领导干部对教职学员都十分关心爱护。一九四三年十月总校开展整风运动时，由于康生大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干扰，反特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干部，特别是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徐向前同志很难过，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

当他接到党中央下达的纠正错误的指示后，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贯彻，交代各大队尽快查清情况，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干部平反，赔礼道歉，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回家过个愉快的春节。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的大队只抓生产，放松教育训练。徐向前同志从干部发展前途着想，及时指出，抗大是学校，要抓好教育训练，不能只埋头纺线。很快纠正了这个偏向，使教育训练和生产都取得好的效果。

当时，上下级机关，上下级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十分融洽，谈工作，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没有拘束，不存戒心。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很尊重上级。一九三九年九月，原驻河北灵寿县陈庄一带的抗大第二分校得知总校将要到来的消息，赶紧做好迎接总校的准备工作，加紧生产，种下四十六亩蔬菜，并派出工作团和一个学员队到敌占区边沿征粮，为总校储备好一千七百余石粮食。总校来到后，他们把种好的蔬菜和养的肥猪都留下给总校，自己轻装移驻新地区，再白手起家，重建家业，表现了高尚的风格。

抗大教职学员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动人的故事，不胜枚举。一九三六年冬的一天，抗大第一期第二科一个学员队队长张进山同志，在一次敌机空袭中，为了不暴露目标，冲出窑洞去端火盆，不幸中弹牺牲。抗大为张进山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献了花圈，表彰他为保护战友而牺牲的献身精神。

还有一些南方青年刚到陕北，寒冬季节脚都长了冻疮。金沙同志怕同学冻坏了，把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剪开，给全班每人做了一双毡袜子御寒。这种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感情，是那么真诚，那么无私!

新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虽然在军政素质，工作作风，生活习惯上不尽相同，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但大家都有搞好团结的愿望，能严格要求自己，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总校第五期学员队指导员周益宽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在工农出身的队长主动帮助下，很快熟悉了基层工作，同时他们在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抗大在“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下，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知识分子干部在政治上很快锻炼成熟，工农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很快提高。

抗大同志之间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象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九年间，从总校到分校虽然编制，机构，校址经常在变动，干部调动也很频繁，在一个单位里，往往各个地区，各个部队的干部都有，可是大家都不搞宗派，不垒山头，为了革命事业而团结战斗，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整体。

抗大不仅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关系，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总校及各分校主要是为部队培养干部，但根据地方党委的要求和斗争的需要，也经常担负短期培训地方干部的任务；有时还组织工作队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

一九四年秋，总校就曾抽调在职干部组成三个工作队，分赴晋中，豫北，冀西的游击区协助地方进行扩军工作。接着，又派出杨帆，孟进城，黎坚等一批男女干部帮助驻地附近的邢西县政府加强群众工作和锄奸工作，对巩固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政之间的关系。

抗大绝大多数同志都能自觉地遵纪守法，在总校和第一，二分校挺进敌后艰苦的行军途中，在反“扫荡”紧张的战斗环境下，有时吃不上饭，同志们宁肯挨饿，也没有人动地里的一棵庄稼。有一次反“扫荡”，张际春同志带政治部的干部在山沟里转了一天，粒米未进。队伍来到一个村庄，在一户老百姓家发现墙上挂着一串干菜叶，大家把这串菜叶煮一锅汤喝，聊以充饥。临走时，张际春同志叫人拿出二元边币挂在原处，作为赔偿，体现了我军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

抗大对于个别违法乱纪分子的处理是十分严肃的。一九三七年九月，发生了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问题枪杀陕公女学员刘茜的严重事件。案发后，罗瑞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

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真是了不起。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了文章，指出：

“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黄克功事件之后，毛泽东同志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谈恋爱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教育青年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与情操，杜绝类似黄克功事件的发生。

要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必须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所以，学员自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培养紧张的战斗作风。开始，许多知识青年不习惯，甚至发牢骚，讲怪话。

通过教育提高自觉性后，队列训练的热情高了，每周大队会操，节日全校检阅，队列动作都很整齐划一，威武雄壮。以后，全校又开展内务，卫生竞赛，逐项按学校制定的条令办事，一种良好的作风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抗大的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朝气蓬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响亮的歌声；特别是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更是热闹。

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是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负责编写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和开展体育活动，把生活搞得很有生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期第九队成立了“救亡室”。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得悉后，亲笔为他们题词：

“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九队的同志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努力办好墙报，组织读书活动，召开演讲会，辩论会，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外辅导活动，帮助同学探求抗日救亡的真理，把学习生活搞得十分活跃，成为第三期最好的一个“救亡室”。

记得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文艺晚会，并演出节目。如：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合唱过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同志也曾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抗大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好，每个大队都有业余篮球队。抗大篮球代表队的战斗力很强，与兄弟部队比赛时，经常夺得冠军。朱德，贺龙和罗瑞卿等同志都很喜欢这支球队。除篮球外，排球，乒乓球，棒球和田径等体育活动也很活跃。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在延安组建了“文艺工作团”。这是一支文艺劲旅。他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紧密配合党的斗争任务，用话剧，京剧，活报剧，曲艺，歌舞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足迹遍及陕北和晋察冀豫边区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大文工团的战斗作用和艺术成就，为抗大赢得了声誉，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