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于我已是一个久远而显得陌生但却又熟悉的词,少年时候社会已经有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就是半导体管,也叫晶体管,香港人叫原子粒。但是,这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我离开半导体也已经多年。即使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名词也已经变了,不叫什么半导体管晶体管,而叫芯片或者晶片了。
只是现在我荷兰家中的音响设备,还能唤回我的记忆。爱好音响的我放弃了晶体管机玩起“胆机”,法国名牌,就是用电子管的高级音响。据说音色温暖甜润,并非资深玩家们诟病的数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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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9月,一则新闻又把我拉回了半导体的世界,那是荷兰的一家叫做Nexperia的芯片制造商,中文名字居然叫“安世半导体”。这个“安世半导体”事件的始末,并非本文论述的内容,但是,“半导体”三个字,到了12月,都不断反复出现在我撰写的新闻中。
假如当年有条件能够让我选择,我首选将是无线电专业。
假如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可能是个电器技工,起码也能混上个工程师职称,并且以此终老,绝对不会以文字谋生,在舆论场中咬文嚼字,舌剑唇枪,没有刀光剑影的也来一场厮杀,硬生生破坏了某些人类的美感,也成为其猎杀对象,让杀人与被杀陷于无形。
假如换一道历史轨迹,或者简单地说,假如掌握着我命运的某一个或者某些人,一念之差,作出另一个决定,我会是怎么的一个人?
但是,没有假如,有的只是宿命——这是我一向的观点。
一
我其实从小的理想,是个理工男。
小学作文不是有什么“我长大要做什么”一类的命题吗?四年级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作文。当时很多小同学写他们的理想是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之类,而我的理想不辉煌,居然写我想当一名勘探队员。由于与众不同,用现代语言说老师点了赞,在课堂上朗读了。其实,当时内心只是羡慕那种可以到处行走的有点野性的生活。
我甚至用父亲的一个扁平的“三个五”香烟铁盒子,作为我收集矿石标本的小仓库,用硬纸板分成格子,用棉花垫着,每格放一种标本。我的玩伴中也有人有这种爱好,于是彼此交流和交换,也玩得不亦乐乎。
上了五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到附近一位叫做梁九仔的同学家中,看到他哥哥用绕线机正在弄一个什么变压器线圈之类,工具桌摆满了各种材料和工具,居然吸引了我的关注。
到六年级,知道一位同学吕荣坤已经拨弄出一台耳塞机收听广播——后来他和我一起考上了广州实验学校——忽然就对无线电着了迷。我不想当勘探队员了,可惜已没有命题作文的机会。
于是我用零用钱,首先买了一本《少年无线电》,开始了我的自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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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时,我已经进入了中学,那本《少年无线电》,也经历了多个春秋,揉得比中学任何一本教科书都皱。
我迈开的第一步,就是装配矿石收音机,让我明白了电波接收,调谐和让电波变成声频的过程,并且逐渐添置我的家当,并完成了架设天线,用手绕线圈的操作——我梦想着,有一天也可以像同学的哥哥那样,有一台绕线机,还有自己的工作间,周围布满各种必要的工具和零件,还有万能表,示波器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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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收音机最关键的是矿石,当时有固定矿石和活动矿石两种。活动矿石价钱比较昂贵,要5毛钱,一个透明的盒子里装着所谓的矿石,一头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小旋钮,连着一个触须,不停地转动小旋钮,就可以让触须和矿石接触,找到最佳位置,这在电器铺子里随时可以买得到;固定矿石便宜,只要8分钱,但是难买,而且质量难以保证。
敬爱的父亲把我的爱好放在心上。
父亲支持我的爱好,因为他年轻时候也喜欢购买电器,电唱机、收音机什么的,因为当时家里较富裕。他有他的名词系统,例如把电子管叫“胆”,功放管叫“强放”,调谐用可变电容器叫“洒”,变压器叫“火牛”,小电阻叫“炮仗”,调节音量的电位器叫“窝林”,那可能是英语的音译。他并同意我打开家中电子管收音机的后盖,卸去旋钮,把整个内核拿出来,领略各种初级的神奇。他指着一个最大的“胆”郑重地说,这叫强放,很容易烧坏,坏了要到公安局申请拿到证明才能配上。
其实他也不懂,只是乐滋滋在后面看着自己的儿子用手在纸筒上仔细地把漆包线——我们叫漆皮线——一圈一圈地绕着,心里寄托着什么。
漆包线是从一个烧毁了的“火牛”拆下来的。
当时父亲在木器公司当采购员,有机会到广东的小城市走走,收购一些老家具和酸枝坤甸等旧木料。有一次他从江门回来,居然给我带回了两三枚固定矿石,他说是在小城市买的。那是像医药胶囊大小的玩意,用个小支架就固定了。父亲说,多买一两枚,是担心质量难以保证,其实是希望看到爱子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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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二手店买了一个耳塞机,不是那种很体面的耳筒机,买了一个便宜的单联的“洒”,开始我迈开无线电生涯的第一步。
接线不是焊接,只是用螺丝固定起来。舞弄了一段时间后,接通了天地线,居然我的矿石收音机成功了。耳塞中传来时强时弱的沙沙响声,我知道这就是电台的广播,心旌摇动,那种莫名的兴奋之情让我恨不得作为特大喜讯昭告街坊好友。
但是,整个中学阶段,我并没有实现我的无线电美梦,因为那是烧钱的爱好,而家中经济已经日渐窘困。我只能看着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窗吕荣坤慢慢进步,偶尔到他住在宝岗球场后面的家中,羡慕地看他开始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听他讲他的长远计划。他已经升级了,不玩矿石收音机,一枚米粒大的二极管就胜过那笨拙的矿石,检波效率杠杠的。他还要买三极管,装配一部可以随声携带的用喇叭放音的收音机;而时代也在前进,各种小型的半导体器件逐渐问世,尽管中国大陆仍然很稀缺。
于是,我也做着我的长远计划,把早餐钱零用钱和压岁钱储存起来,逐件零件添置。我中学时代,就只买了一根磁棒,140公分的,缺门的稀罕货 ,却是半导体收音机一个重要零件。当时我和吕荣坤逛到洪德路,恰好在一家电器铺子看到有货,他怂恿我买,因为很难碰得到。
后来,我的磁棒藏在一个小柜子里,和那本《少年无线电》等了其他的伙伴足足三年,而吕荣坤却完成了他的升级。
对了,中学时代,好像是8年级,曾经有一次机会,说是推荐一些同学学习无线电,名额有限,每班一个。我报了名,自然落选了。在功放管也要凭公安局购买的年代,这个专业可是非常敏感的啊,怎么轮得到我呢!
三
但是,当我从广州实验学校转到第二轻工业学校就读后,我的理想正一步步地实现,因为,中专学校有补贴,每月15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而且我从没有给家里缴纳什么伙食费,父母也宠我,没有向我要求什么。我被市实甩出来的种种委屈和不愉快,早已一扫而光。
广州实验学校,十年一贯制,去你的吧!这里才是我的归宿。
我在二轻中专学习的是小提琴制作,在长征提琴厂半工半读。其实我因为有了钱,整天想着玩收音机,对木头并不感兴趣。我几乎跑遍了市区的无线电铺子,专卖廉价品的服务部,还有各种的旧货店,至今仍然叫得出当年的位置,哪怕这个城市已经换了幅豪华的面孔。班上也有两三位喜欢此道的同学,也常常互相上门观摩切磋,也有人已经有了成效,如陈志文同学,当时已经装了一部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他父亲在香港,有购买各种零件的路子。
对于我来说,有了钱第一件要添置的是一把小电烙铁。不要大功率的,25瓦就足够。但是广州很难碰得到,据说只能到上海买。
又是父亲的爱子情怀感动了上帝,他居然从小城镇带回一把新的上海产的小烙铁。
他还为我解决了在收音机底板的钻孔问题。因为还没有资金添置手摇钻,父亲有一把木工用的钻,还有钻头,来回扯动,足以穿透那用作底板的褐色纤维板,好在上面打上焊接零件的空心小铆钉。但是木钻头太大,在广州工具厂工作的姐夫,带回了小小的钢钻,装在木钻上也凑合着用。
我已经有了一根磁棒,接下来先买了一枚二极管,就用二极管代替矿石,完成了一次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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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维持着,资金积累着,知识长进着,梦想延伸着。《少年无线电》之外又买了《少年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候,除了专门给少年无线电爱好者编写的《少年半导体收音机》是我的葵花宝典,还有每月一本的《无线电》杂志也是我的挚爱,但我不是每期都买,因为大部分内容对于我来说还是太艰深。缺乏基础,没有老师,只能挑选最为实用的文章反复地看,想象着那个神奇的二进位制的世界,头脑让电波形象化地流动着。
平时逛街,就爱看那些电器商店中的陈列和维修收音机铺子师傅们的操作,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也爱挤在商店柜台前的人群中,聆听先行者如何指点江山,在电子元件的世界中大捭大阖,纵横驰骋。甚至稍后作为革命小将大串联到了上海,这个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也独自一人到虹口区的一家电子器材商店,挤在满身汗味的革命小将中间,到柜台前比较了上海的二极管三极管的价格,看那心仪的三极管“大毡帽”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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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书本上介绍最多的苏联产品,П6B 三极管是一种低频管,我们叫“大毡帽”。
可以说,在提琴厂的三年多时间,我用心最多的是学习小提琴演奏和看无线电书籍。在木材和器材之间,我更偏爱后者。
我们的同行星海民族乐器厂,有师傅正在研制电子琵琶,实际上在琵琶上装上一个半导体放大器,让音量扩大。我天真地想,小提琴也可以这样做,于是更加铁心钻研无线电技术。
我总算看懂了电路图,懂得如何分别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和发射极,懂得简单用万能表就分辨三极管的好坏和质量,囫囵吞下了一些名词,朦胧知道电波如何变成音频,推动喇叭发出声音,需要些什么基本元件。
我从旧货店买回来第一枚二手的П6B ,按图索骥,成功装配了第一台单管机,接着是双管机,用稍为便宜的舌簧喇叭收听了来自空气中的电波,完成了第二次飞跃。
我好高骛远着。
那几年我的助学金,几乎都花在各种零件和工具上。手摇钻有了,也从便宜的直流毫安表过度到袖珍万能表了,半导体收音机的元件也越来越多且价格也是我当时负担得起的了。
那时的中专也叫半工半读学校,而我是半工多读。在长征提琴厂的三年,我不仅学到了基本的木工手艺,而且小提琴入了门,更重要的,是让我实现了我的无线电梦,无师自通地从装配单管再生式,到两管来复式,逐渐到四管以上的超外差式。那是可以携带着在街上边走路边欣赏音乐的玩意,好不自豪。
虽然,最后我没有达成制作电子小提琴的理想,因为三年毕业后我必须奔赴海南岛的橡胶农场,我躺平了, 成为无业的街道青年。虽然过了两年多前途茫茫心神不定的日子,但是我的技艺和知识积累,让我的生活还过得挺充实,更让我有了对付上门动员我上山下乡的朝阳群众和工人叔叔的武器。阿姨和叔叔来到家中,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看着我摆弄各种电子原件,一声不吭地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全然不理会他们口中关于“广阔天地”的大道理,渐渐也觉得没趣。他们也只是登门对动员对象又完成了一次再教育,就可以交差了事,走了。
我懂得更多了,什么中频变压器,输出输入变压器,动圈式喇叭,微调,耦合,反馈等等。而社会也进步着,从空气“洒”到细小的云母“洒”。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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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替亲人装配收音机。我几位亲属都委托我装上了颇为满意的六管超外差收音机。
那时姐姐和姐夫同住,首先享受我的成果的是姐夫,他一天到晚就捧着那塑料盒子的小半导体收音机,深夜就收听其实不反动的“反动电台”。
什么?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收听敌台?
那是中波段低端的一个香港电台,只要机器调整得好,能够覆盖整个中波波段,再利用磁棒天线的指向性,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可以听到跟当时中国大陆不一样的绵软声音,轻松的广告音乐。有时需要把收音器倾斜一个角度摆放,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也有效果,即使我家距离宝岗的干扰电台不远。
姐夫乐此不疲,而我也以能否收听这个香港电台为调试的最高标准,而且也开始试着装配短波段的,因为短波可以收听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时候我一边帮助母亲糊纸袋,一边从买回来的旧书找到一些无线电杂志,把适合我水平的文字储存起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也开拓了我的眼界。
在海幢街蝇营狗苟的那段时间,我重新遇到另一位中学的同学叶邦彦,成了志同道合的一对。我稍后将专门写写我和叶邦彦,这位后来的华南工学院教授的故事。
叶邦彦继续在广州实验学校读到9年级,但是以身体条件为理由也没有上山下乡,因此也留在城里吃了一阵子闲饭。他住在旧少年宫门口的南安坊一栋小洋房的二楼,这个地方属于海幢街的二居委,因此,五居委的我和二居委的叶邦彦重新有了交集。
我和他中学时代接触也颇多,而且他是我的偶像之一。他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爱画画,爱玩乐器,一手仿宋体写得漂亮,以致我后来的日记也模仿他的字体。
我们彼此串门多了起来。
开始时谈分手后彼此的去向,后来是讨论大家都爱好的小提琴,印制五线谱,自制板胡。后来在我的感染下,他也开始迷上半导体收音机,一发不可收拾。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人特聪明,父亲是红会医院的会计师,也支持儿子学这学那,看到儿子在我的感染下和指导下,居然也装成了半导体收音机,也对我另眼相看。
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先进,已经过度到印刷电路,那是用带铜箔的层压板制作的,不用焊线,只需要把原件位置和电路设计后,用油漆把需要的部分覆盖,不要的部分用三氯化铁把铜箔腐蚀掉,就形成完整的电路板,把元件插入焊接就行了。
这已经有点现代芯片的雏形了。
与此同时,这种爱好成为了当时作为待业青年的我谋生赚取一点点生活费的手段。
母亲的经商基因似乎在我身上显现,我到处搜索便宜的元器件,新新旧旧,装成可以正常收听的整机,出售给二手店或者寄售铺子,往往能够有些赚头。
我记得,我最疯狂的举动,是在当时已经改作寄售商店的六榕寺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回一台有毛病的珠江牌八管超外差中短波成品机,让我拨弄好了,重新发出声音,卖给了一位从农村来的熟人,赚了二十块。他也很高兴。
我和叶邦彦开始讨论大功率管,录音机和电视机。
我们也商量着,到附近农村地区的小工厂打工,但始终没有去成。
我们终于熬到了可以重新获得一份有薪酬工作的机会了,尽管是低人一等的街道工厂。叶邦彦好一点,他进了海珠区机械厂,当了车工;我进了海幢街的利群五金机械社,名义是钳工实际的杂工。
他依旧在理工的道路上前行,而我却因为上调街道办事处而成了一个主管文化宣传的小干部。
我们也经常碰面,因为我们都拉小提琴,是海珠区宣传队的乐手。他对半导体的兴趣依然,而我却因为阅读了很多从母亲糊纸袋的旧书中寻回的文学名著,发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了文学的自我启蒙,完成了灵魂的洗涤,渐渐对文字发生了兴趣。
于是,在1977年那个令人激动的年代,我们双双考上了大学,他进了广东工学院,继续探讨他的金属切削,并在这个领域结出了硕果;而我成了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后来的教师,后来的作家。
别了,我的无线电!我的理工基因!收起我的电烙铁,袖珍万能表也让叶邦彦摔坏了,而我在我自己打的小书桌旁,开始了在文字海洋中的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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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各异,友谊永存,现在回国,我们也有机会也聚一聚。他继续年轻时候的各种话题,一如小时候的性格,抓住一个话题就喋喋不休,旁征博引。只是,现在只有我听的份儿,我那些小儿科的无线电知识,已经被现代科技巨人的铁拳砸个粉身碎骨,永世翻不了身了。
不过,在学习无线电的过程中,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潘洪昌,开米铺的街坊九屉的二儿子,玩伴潘海昌的哥哥,宝玉直街小学的学长。他后来申请去了香港,回来探亲也进来家中坐坐看看我这个小弟弟。他知道我在玩半导体,就主动说下次回来给我带几枚“原子粒”,并且兑现了诺言。
于是,我从香港的“原子粒”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广阔,半导体在国外已经很先进,很普及,起码从当时殖民地的香港传来了这样的信息。
五
在荷兰出生长大的小儿子前年中学毕业了,个子颇高,模样颇帅,人颇聪明。他中学毕业那年,用巴喇巴喇的荷兰语和妈妈说,他想毕业之后先停一年,到社会闯一闯,看看什么行业是他喜欢也适合他发展的,然后才决定自己的职业方向。他还对妈妈说,这是目前荷兰中学生中很流行的一种做法,休学一年,做些喜欢的事。
这小家伙,猴精猴精的,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因为荷兰王室的二公主三公主,都是这个主意。
那一年夏初,荷兰王室二公主亚历克西娅在威尔士的大西洋世界联合学院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在不久前半年一次的王室拍照活动中,她表示明年她将停学一年,然后再重新开始学习。她当时说:“停学期间,将是一些旅行、工作和其他的事务。可以说计划很多,但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在荷兰,从王室公主到平民,从学生到雇员,都可以有这种自由的选择,比方说,可以适当时候躺平一下,享受享受,充充电。
做些喜欢的事?小儿子喜欢过什么?我一直很关心他的选择,他喜欢过摄影,喜欢过做视频,喜欢过修汽车,喜欢过这喜欢过那,就是没有决定自己最终喜欢什么。我想,荷兰长大的孩子,父母对他们是一筹莫展的,特别是随着他们年岁和社会经验的增值。
我心中暗暗地说,你走你的路吧,孩子。所幸,在荷兰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下,你可以随心所欲作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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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终于上了大学,学习电机专业。家中已有了他的工作室,他的汽车和摩托车,用监控摄像头好好保护起来。幸福啊!我还惊喜地发现,他有我的理工基因,也有那股做事情的狠劲,会是个成功的理工男。
但是,对于父辈,我们经历过时代风雨,世态炎凉,也总算熬过来了。假如——又说假如?不说假如了——我感恩所有的一切,所遇到的一切,认识的好人和不好的人,碰到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感恩我的父母。
我的文科爱好与成为职业,也有好处,这让我晚年仍然保持着看书和写写文章的习惯,可以回忆与思考。假如我是个理工男而退休的呢?可能只是玩些其他的玩意,比如说打打牌搓搓麻将玩玩乐器,甚至也可能和老太太跳跳广场舞,绝对没有以闭门不出看书写作为乐这样的兴致了。
我喜欢现在这种生活。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12月14 日)
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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