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馆地名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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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音zàng）经馆是一个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文化地名。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它因“雍和宫藏经楼”坐落于此，以及信喇嘛教的多为藏人而得名。笔者查阅清代档案史料，发现藏经馆地名其实另有来历，并由此钩沉出清代文献纂修的一段历史。

一、因何而称：藏经馆名称谜团

2022年3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规自委”）对外公布了第一批《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其中就有藏经馆胡同。这条胡同属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紧邻雍和宫东墙，呈南北走向，北端曲折，似“Y”形。据藏经馆胡同名牌介绍：“藏经馆胡同清朝属镶黄旗，因雍和宫的藏经楼得名。又因为信喇嘛教的多为藏人，故而得名‘藏经馆’。民国时期沿用了这一名称，1949年后正式称为‘藏经馆胡同’，并在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铜厂子并入。”在《北京地名典》《北京胡同志》《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以及北京市规自委网站公布的地名历史沿革信息中（见图1），关于“藏经馆”地名由来的介绍，皆与上面胡同名牌记录的内容一致。另外，以上资料都提及藏经楼在“胡同北口”这一位置信息。可以说，关于藏经馆地名的由来，“藏经楼”“藏人”之说基本代表了官方说法。

图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关于“藏经馆胡同”来历的介绍截图

在笔者看来，上述说法颇值得商榷。首先，藏经馆之“藏”并不来自“藏人”。雍和宫是乾隆九年（1744）由乾隆皇帝下旨改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皇家寺院，雍和宫的学僧也是奉旨由蒙古四部按额选送的，此为历史惯例。建寺280年来，雍和宫一直都是以招收蒙古族喇嘛为主的，不存在“信喇嘛教的都是藏人”之说。“藏”读音为zàng，是汉语历来对佛教道教经典的总称。“藏”有包含、蕴积之义，佛教、道教经典包含蕴积有无量法义，故曰“藏”。其次，从字面上看，藏经楼与藏经馆虽一字之差，但“楼”与“馆”含义明显不同。如果藏经馆真是藏经楼，那缘何“楼”改称“馆”了呢？雍和宫到底有没有这个藏经之楼呢？

通过查阅清代雍和宫相关档案史料，笔者发现其中从未出现过“藏经楼”这个建筑名称。在功能上与之相近的、频繁出现在档案中的倒是有一个“后佛楼”，有时也作“北楼”“佛楼”。乾隆九年，雍和宫由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皇家寺庙。除寺庙主体外，还包括东书院和后佛楼两部分。东书院供皇帝拈香供佛前后休憩之用。后佛楼位于雍和宫东书院北部，承担着汉传佛教和道教道场、小佛像制作工坊及库房等多种功能，并非专门贮藏佛典的藏经楼。因此，雍和宫并不存在“藏经楼”，藏经馆来自“雍和宫藏经楼”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

二、庐山真面：本是清代官方刻藏机构

提到“藏经馆”，人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藏经”二字上，从而忽略了“馆”的含义。许慎《说文解字》：“馆，舍也。从食官声。”“馆”的本义是供膳食之处，如茶馆、饭馆、酒馆。后来逐渐成为古代官署的名称，如驿馆，尤其侧重指一些文化工作场所，如报馆、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在清代，“馆”作为官方编纂史书的专门组织机构遍地开花，修书开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例开之馆，如圣训馆，实录馆、玉牒馆，每届修书时开馆，书成即闭馆。有长开之馆，如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等。还有特开之馆，如明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馆等，是特为编纂某书而设的临时性机构。藏经馆即属于这类特开之馆。众所周知，雍正皇帝笃信佛教，曾亲撰佛学著作，于佛理方面卓然成家。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认为前朝各代大藏经编纂多有缺陷，遂下令广集前朝各代大藏经经本，在明刻《北藏》本基础上增添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由官方重刊雕造汉文《大藏经》。藏经馆由此成立。

藏经馆设在贤良寺，具体位置在今东城区金鱼 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如今贤良寺及其寺 内建筑都已不在。这个贤良寺原为雍正十三弟怡亲 王允祥的故邸，雍正八年（1730）允祥病故后，雍正 将其王府改为汉传佛教寺庙“贤良寺”。藏经馆成立 后，雍正遍召国内高僧齐聚贤良寺，对历代藏经加以整理校对。关于藏经馆人员构成及具体分工情况，在《大清三藏圣教目录》“总理藏经馆事务”一节中有 明确记载：官员和僧人共有133人，其中庄亲王允 禄、和亲王弘昼任“总理藏经馆事务”大臣，主持刻经 事宜，其余人等分任“校阅官”“监督”“监造”“总率”“带领分晰语录”“带领校阅藏经”“分领校阅”“校阅”等职。除此之外，还招募刻字匠、刷印匠、木匠、折 配匠、界画匠、合背匠等800余人参与其事。

经过两年的收集、整理、校阅，藏经馆于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第一阶段的校勘编纂工作。雍正皇帝亲自为全书作序，即《御制重刊藏经序》。随后，第二阶段的雕版印刷工作又进行了四年。乾隆三年（1738），这部官刻汉文《大藏经》终告完成，后世称之为《乾隆版大藏经》，又称“清藏”或“龙藏”。它集佛教的经、律、论于一体，为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版雕刻典籍，是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

三、星轨交辉：馆与宫的缘分

藏经馆本在贤良寺，为何作为地名落脚在雍和宫附近呢？《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的几则档案为我们解开了疑惑。雍正十三年（1735），内务府交营造司的一则文书提及：“闰四月初一日，郎中黑德等来传：奉王等饬交，柏林寺西面内大臣海望所建房屋一间（座），现既已辟为藏经馆，将此交营造司，行文雍阶段后，要容纳各类工匠几百余人，雕刻完成近8万多块经板，贤良寺一处必不堪敷用，需要开辟分馆。考虑到藏经馆刻印藏经的工作性质，最有可能在其他寺庙附近另选地点。此时，雍和宫东面由内大臣海望主持建造的一座官房宅院正好空置，便被辟为藏经馆。关于藏经馆的具体房屋间数，史料也有明确记载：“······雍和宫东面原系藏经馆房屋一座九十四间、楼七间、屋外东西两旁厢房二十间、楼五间、小顺房一座共四十八间、游廊二十二间、临街房十二间······。”从中可知雍和宫这处藏经馆占用房屋之规模。乾隆元年（1736），雍和宫日常往来文书还有“藏经馆来文，造水瓮四个，领用长一丈五尺二寸粗五寸杉木一根”的记录，其中，所造“水瓮”、所支领“杉木”等正是雕造工作所需之用品，侧面证实了藏经馆的工作内容。另外，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上，笔者发现还有一处标注为“藏经馆”的所在，就在贤良寺东侧的石大人胡同（现名为“外交部街”）西口。这说明，当时藏经馆工作地点的确不止贤良寺一处，藏经馆落户在雍和宫便不足为奇了。

藏经馆全部工作在乾隆三年（1738）告成，其占用雍和宫的房屋交回官房收租处。不过两年后，这些房屋又迎来了新主人。乾隆五年（1740），另一个文献纂修机构——经史馆接续使用了雍和宫的这处官房。经史馆是乾隆四年（1739）由乾隆皇帝特命开设的，其中“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纪传体史书《廿二史》，经史馆的职责是对这两部重要文献进行校正重刻。这段历史在《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中亦有记录，“和硕和亲王弘昼饬令《十三经》刷印处移往雍和宫东侧藏经馆事文”这则档案显示，刷印经史的地点最初就在前面提到的贤良寺后面房屋处。第二年，情况发生变化，贤良寺后面约150余间房屋被乾隆皇帝钦赏给新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经史馆要移往别处。负责此事的是和亲王弘昼，他当时也兼任“总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查得雍和宫东面原先辟为藏经馆的房屋闲置，便请旨将经史馆移来这里。《十三经》《廿二史》刷印工作约在乾隆十二年（1747）完成。在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中，此处宅院标注正是“经史馆”，宅院规模与前述藏经馆占用房屋间数基本一致。这样看来，在清乾隆时期，藏经馆、经史馆这两个文献纂修机构都曾与雍和宫产生过历史交汇，时间虽短暂，但名称却保留下来。

四、物换星移：藏经馆区域的历史变迁

藏经馆所在的雍和宫以东这片区域，在史料中和宫。”这则档案所提的“柏林寺以西”即雍和宫以东，柏林寺在雍和宫东边偏南部位置，两寺相距不远，之间建有不少官房，由官房收租处招住取租，租银用来供雍和宫、东书院等处每年房屋修缮使用。通过这则史料，可大致推理出藏经馆与雍和宫结缘的过程：汉文《大藏经》工程浩大，尤其进入雕版印刷也被称作雍和宫东花园。在乾隆《京城全图》中，藏经馆及东花园内的房屋布局清晰可辨（见图2)，藏经馆就是图中左上角较为规整的那处院落。随着藏经馆、经史馆等机构工作结束，所占用的官房交回官房收租处，东花园内可使用的官房达到250多间。当时，雍和宫刚刚改庙不久，有蒙、藏大喇嘛进京在雍和宫任职，他们本人在北京没有庙宇，但需要长期驻留北京，于是就在雍和宫内或雍和宫附近另辟院落作为其佛仓，性质相当于驻京行馆。藏经馆及东花园区域因在雍和宫附近，又有不少官房，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为雍和宫的“外围子佛仓”。此区域的佛仓主要有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土观呼图克图仓、济隆呼图克图仓、果莽呼图克图仓等。

图2 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所绘藏经馆及东花园部分

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是清代康熙时期设立的，即封蒙藏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活佛以“呼图克图”职衔，令其驻锡北京为朝廷服务，这是清廷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那木喀呼图克图是清朝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来自甘肃拉卜楞寺，大致在嘉庆后期至咸丰初期这段时间任职雍和宫住持扎萨克喇嘛，其佛仓就在原藏经馆位置。1900年以后，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改为“喇嘛印务处”。喇嘛印务处是清朝理藩院的下属机构，由皇帝指派驻京大活佛负责，管理北京、东陵和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地喇嘛寺院的事务及驻京喇嘛的各项事宜。喇嘛印务处最初设在嵩祝寺，道光十九年（1839）专设在弘仁寺（俗名旃檀寺）办公。光绪二十六年（1900），弘仁寺毁于兵火，喇嘛印务处移至雍和宫东花园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下旬，雍和宫被俄国人占领，喇嘛印务处又迁移到西城护国寺东廊下的五台山下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再次迁回雍和宫东花园内。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专门处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喇嘛印务处受蒙藏委员会管理，短短三年内改称“北平喇嘛印务处”“喇嘛事务处”“喇嘛生计处”等数名，直到1932年定名为“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负责整顿北京各藏传佛教寺院，筹划喇嘛生计、颁发喇嘛钱粮等事宜。其间，蒙藏委员会还曾尝试革新喇嘛教育模式，在雍和宫东花园内筹设“国立北平喇嘛职业学校”（见图3)，初衷是培养喇嘛生活上必需之生活和技能，要求僧侣不仅要学习汉语、蒙藏语文知识，还需要掌握编物、纺织、漂染等工艺技术以自谋生计。后来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喇嘛学校实际办学没几年，最终以失败告终。

图3 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中雍和宫、柏林寺、藏经馆及东花园区域

另外，藏经馆东侧曾是济隆呼图克图佛仓，济隆是西藏地区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第七世济隆活佛，法名洛桑贝丹坚赞（1708—1758），是最早与雍和宫建立联系的济隆活佛。他大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40岁时奉命从西藏远赴京城，担任雍和宫首任堪布，来京后受封成为驻京呼图克图。济隆活佛不仅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拉萨“四大林”活佛之一，是清代西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教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济隆佛仓曾一度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藏经馆东南方向还有果莽佛仓和土观佛仓。其中七世土观（1895—1959）是雍和宫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住持，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那里居住。

民国时期，藏经馆及东花园区域的使用机构经 历频繁变迁，正是那个年代时局动荡不安、社会剧烈变革的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雍和宫东书院、东花园、僧舍等区域被分配给各国营单位使用，经历了较大规模 的拆建改造。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藏传佛教著名高僧，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誉为“爱国老人”的喜饶嘉措大师还曾在此处居住，就在原济隆佛仓、今藏经馆胡同3号位置。改革开放后，东花园区域又拆建添建不少公房民宅杂院，逐步形成现有的格局，仅主要道路保持了原来的道 路走向，便是现在的藏经馆胡同。只不过“藏经馆”名称虽在，这一地名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已不为人所知了。

五、揣情度理：地名误传的原因分析

“藏经馆”名称在乾隆时期已存在，作为胡同名称出现则比较晚。光绪二十三年（1897）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雍和宫南面和东面都称“太保街”，尚无藏经馆胡同、戏楼胡同之名。在1914年的北京地图上，雍和宫南面已变成戏楼胡同，但雍和宫东面仍叫“太保街”。1935年，拆建雍和宫和柏林寺之间部分房屋创办“太保街小学”（即雍和宫小学前身）。直到1947年《民国北平市地图》中，“太保街”变成“藏经馆胡同”了。1965年，又将向东延伸的铜厂子胡同并入，形成了现在的“Y”字走向。普罗大众容易将“藏经馆”误解为收藏经书的地方。据附近老人讲，藏经的地方就在胡同南端，这与历史资料记载有出入。造成这一讹传的原因，笔者推测可能与位于胡同南端的柏林寺曾长时间贮存国之重宝——龙藏经板有关。

龙藏经板在乾隆三年（1738）雕刻完成后，先期刷印100部颁赐京师内外各大寺院。乾隆二十三年（1758），龙藏经板迁入柏林寺保存。全国各寺庙禅院有请求刷印者，经呈请批准后，可自备工料前往柏林寺刷印。后来，虽改朝换代，经板保管权多次变更，但一直贮存在柏林寺。这些经板分四库存放，经板数目在民国时期尚有78238块。直到1982年，龙藏经板才从柏林寺移置智化寺存放。龙藏经板在柏林寺存放长达两百多年，而藏经馆、龙藏经板，无论是从字面还是内涵来说，确有容易混淆之处。久而久之，真实历史信息随着时间流转而湮灭不闻，人们渐渐把“藏经板之所”误认为“藏经书之所”，再联想到雍和宫是喇嘛庙，认为“藏经馆”必是与雍和宫及藏人有关，从而出现了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情况。

雍正乾隆两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为组织学术研究、编纂史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佛经的收集、校勘、纂修、翻译、刻印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探寻藏经馆地名由来的过程让我们得以窥见清朝前期北京翻经、印经的盛况。除了藏经馆，乾隆时期还为编译多种语言佛经专设了“经咒馆”，为翻译满文《大藏经》专设了“清字经馆”，后来两馆合并，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的《大藏全咒》。多语种《大藏经》的翻译印刷，成为宣传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最好媒介之一，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重大作用。

作者：吴海燕

来源：《北京档案》2025年第10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杨 琪

审订：汪依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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