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核史⑭ | 1955，一场不知终点的西行

【口述核史-离休干部访谈】

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2025年度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继续联合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致敬光荣历史”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核工业创建、改革和发展历程中各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挖掘其与核工业共成长的历程、参与的管理和技术突破与贡献，留存珍贵人物形象和历史记忆，完善核工业档案内容，传承核工业文化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为集团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1955年冬，宝鸡火车站的风裹着沙，我们坐着往西的火车，连要去哪儿、做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已逾九旬的张峰，提起“白杨河”“铀矿”时，声音会不自觉抬高——那是他与一群无名者在戈壁荒滩上，为中国核工业种下第一颗“铀矿种子”的岁月。作为我国早期铀矿地质勘探队伍的一员，他的脚步从新疆塔里木盆地到辽宁赛马矿区，用数十年的坚守，在核工业的“源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

01

未知的召唤：

从“地下工作”到戈壁荒原

1955年，时任四川省商业厅党办副科长的张峰，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只说要外派，没说去哪儿、干什么”。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揣测：“我以为是去国外，或是去台湾搞地下工作，心里又慌又沉。”四川省委也说不清楚任务细节，只催着“服从安排”。就这样，他带着一队人先到陕西宝鸡，又一路往西到达甘肃中转。

在甘肃，大家被安排住在一排积满灰尘的破房子里休整，也不知道接下来是要到哪里去。张峰作为带队人，只能硬着头皮安慰：“既然来了，先住着。”后来，一批报务员和他们汇合，再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召开大会，模糊提了句“到中苏合作的新疆单位，服从国家需要”，他这才放下“地下工作”的猜测，却仍不知道“国家需要”的，是能造原子弹的铀矿。

进单位那天，张峰一辈子都忘不了——大门外站着四名带枪的解放军，岗哨严肃得让人不敢多问。“我们自己找空房，打扫完就住下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核工业最早的铀矿勘探点之一。”没过多久，他被派去参加训练班，学的是“听不懂的地质知识”，“我文化程度不高，只能硬记，想着既然到了这单位，总得学点技术”。

训练结束后，张峰被分到12分队，跟着一位苏联专家往南疆走。分队人不多，就几十号人，一行五人组成了最小勘探组：苏联专家、翻译、中国技术人员、解放军战士，还有负责协调的张峰。“那时候哪知道是找铀矿，就背着524M仪器——一个队就两台的老设备，天天跟着专家跑，晚上我单独守着帐篷管仪器，连‘放射性’这三个字都没完全弄懂。”直到第二年，他才从老技术员口中隐约得知，他们找的“矿”，是能撑起国家核盾牌的“工业粮食”。

野外找矿

02

戈壁砺剑：

风沙里的生死考验

在新疆找铀矿，每一步都是与自然的博弈。张峰记得，第一次遭遇沙尘暴是在往塔里木盆地的路上——“天突然黑了，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我们被困在原地，前走不了、后退不了。”直到傍晚七点多，风沙稍弱，他们才摸索着往回返。

除了沙尘暴，孔雀河边的蚊虫是另一种“酷刑”。张峰记得，有次他和一名马夫、一名警卫和两名少数民族队员，跟着苏联专家往山上走。到了山上，马就不往前走了，因为蚊虫太多，“张嘴虫往嘴里跑，睁眼往眼里钻，我们只好用纱布蒙脸生火驱虫”，马却没办法，浑身都被叮肿了。晚上睡觉时，大家只能在河边烤着火，把脑袋蒙起来，“虫子还能从缝隙往里钻，第二天起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包”。

最难忘的是准噶尔盆地的沙漠之行。“汽车走十几公里就爆胎，三个备胎全用完了，正午的温度有40多摄氏度，沙子烫得能烙饼。”张峰和队员们坐在车底下躲太阳，喉咙干得发疼，“前后看不到一辆车、一个人，只能等”。最后有一辆从克拉玛依来的大车经过，才终于把他们受困的消息传递出去。“等修理班带着轮胎来，把车修好，我们就又继续上路了。”

03

白杨河突破：

打破“花岗岩无矿”的认知

1956年，张峰受命筹建25队，队员们听说“张队长年轻、能干事”，都主动要求加入。“我选了些肯吃苦的人，加上上级派的，凑了100多人。”他们从铁厂沟出发，往和什托洛盖方向勘探，谁也没想到，这次行程会改写中国铀矿勘探的历史。

当时，还普遍认为花岗岩地区找铀矿前景有限，可张峰凭着训练班学的一点地质知识，坚持让队员在空白区域再查一遍。“地质科长说‘得请示专家，人家划定的地区不让进’，我跟他争：‘我不管这个’。”结果，普查队在花岗岩区域钻探时，仪器突然有了强烈反应——“普查队长拿着矿石标本跑来找我，手都在抖：‘张队，有矿！是铀矿！’”

张峰立刻请苏联专家去看，“专家到了白杨河，拿着罗盘左测右测，又用皮尺量，高兴得在山上跑，说‘没想到这里有矿’”。当晚，专家非要住在山上，“我们腾了个单人帐篷，他第二天天不亮就上山画图”。消息传到乌鲁木齐，519大队立刻决定展开大规模勘探——“每天十几辆汽车拉着帐篷、设备来，我们分了三个组：接收物资的、搭帐篷的、继续勘探的，帐篷搭了整整一条街。”张峰至今记得，发电站建起来那天，他请了上海来的八级技师守着，“我说‘你就管这台发电机，出一点毛病就停机’，还有个安全员，天天到处查隐患，就怕出事故”。

白杨河的发现为在花岗岩地区找矿丰富了实例，一批苏联专家来考察时，指着花岗岩里的铀矿，竖着大拇指说“哈鲁寿（俄语‘好’）”。在白杨河，他一待就是三年，看着铀矿从“苗头”变成“矿床”，“那时候才觉得，之前吃的苦，都值了”。

钻井附近合影（后排右一为张峰）

04

辗转与传承：

一辈子的“核缘”

后来，张峰又被调到阿尔泰四队从事找铀工作，发现了多个矿点。直到1960年，张峰从新疆调到辽宁，在406队工作。在赛马矿区，他带着队员租旅馆、搭临时灶台，“女同志没地方住，就去居民家借宿，吃饭在旅馆后面搭个灶台，风吹雨淋的，但大家没一句怨言”。这里发现的铀矿有200多吨，是综合性矿床，“钻机几十部一起钻，场面特别壮观”。

1963年五好标兵合影（后排左一为张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张峰正在长沙地质学校学习。“我们二十几名大队干部听到消息，顿时欢呼雀跃，找来锣鼓庆祝。地质学校学生们也加入游行，晚上还加了菜。”尽管长期保密，他心中充满自豪：“干这行就知道工作与国家命运相连，原子弹成功了，觉得一切辛苦都值。”

后来张峰被调到了北京地质研究院，又牵头编绘了1:20万的花岗岩地质图，“我不懂技术，就鼓动研究员刘梦庚、室主任王传文，说‘咱们得把这些数据画出来，给后人留个参考’”。这幅图后来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现在地质院还存着，能给后来人帮上忙，我就满足了”。

退休后，张峰没闲着，一笔一划写回忆录，“216队编队史的时候用了我的稿子，我还把和苏联专家的合影寄给他们”。家里的相册里，藏着他在新疆、辽宁拍的老照片，“还有辽宁的一堆照片没捐，等整理好了，都给他们，这些都是核工业的历史，不能丢”。

说起这辈子与核工业的缘分，张峰的眼睛亮了：“搞核工业，我觉得光荣。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知道国家需要，就往前冲。现在核工业发展这么好，年轻人能接着干，我高兴。”他常跟后辈说，“找矿要踏实，不能急，就像我们当年在戈壁里走，一步一步，总能找到矿”。

戈壁的风沙吹老了岁月，却吹不散张峰心中的记忆。那些在荒滩上点亮的帐篷灯、在钻机旁熬过的夜、在铀矿旁扬起的笑脸，早已化作他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那是一代核工业人用青春和坚守，为祖国核事业谱写的光辉篇章。

口述核史⑬ | 运得了炸药，也当得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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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宇翔

图片丨崔晓栋

视频 | 核伙人视频工作室 王陈陈 崔晓栋

责编 | 朱灵钰

主编 | 刘洋

审校 |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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