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与省委第一书记夫人水静喝酒：可把我害惨了

1955年春天的合肥火车站，站台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人群里，时任华东局干部的水静提着公文包，正赶往南京参加汇报会。没人想到，几场会议、一顿酒席，会让她与李葆华这位“李大钊的长子”结下二十多年的深交。后来那句“可把我害惨了”，既像玩笑，也像好友间半真半假的埋怨。顺着这句埋怨，把两人的交往串起来，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便呈现在眼前。

1962年初，人事命令一下就到了报纸头条：李葆华由水利部副部长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接任安徽之后，他坚持不带专车、不带警卫、不带秘书的“三不”行程。省里不少干部暗地嘀咕，这位“带眼镜的书生”到底行不行？半年过去，李葆华已经跑遍淮北、皖南，甚至住过农户的土炕；乡镇干部回省城时私下感叹：“这书记，身上有股子李大钊味儿。”

水静第一次与李葆华正面碰面，是在南昌的华东局内部务虚会。她记得那天对方穿一件笔挺的中山装，讲话不急不缓，举手投足透着北方人的爽直。会后敬茶环节，水静半开玩笑：“书记，老家人给您起了个外号——李青天。”李葆华摘下眼镜，略带惊讶：“别取笑我，事情没做好，戴这顶帽子可吃不消。”两人这一来一回，气氛立刻活络。

没多久，原华东局书记处组织了一场小型聚餐。主人是傅作义，他跟李葆华在水利部共事多年；主宾除了几位书记，还特意邀请了夫人们作陪。觥筹间，傅作义打趣：“听说葆华酒量不错，水静同志也不遑多让，下回不妨比一比。”一句话埋下伏笔。

真正的“比武”出现在1963年初冬的上海。华东局扩大会议闭幕后，东道主在外滩一家老字号包了大桌。寒风凛冽，包间里却暖气十足。菜刚上齐，李葆华端了满杯绍兴黄酒径直走到水静面前：“无为老乡，好多人盯着咱俩呢，我先干为敬。”话音落下，仰脖一饮而尽。席间应和声四起，有人还起哄：“书记，再来！”气势所迫，水静也不含糊，杯子见底不带停顿。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十几分钟过去，李葆华脸色先红，再转紫，最后眼睛都发直。杨尚奎抬腕看表，距发车只剩四十分钟，赶紧站起身：“行啦，再喝误了车，谁负责？”众人这才收声。李葆华被工作人员搀上火车，前脚刚踏进车厢就吐得满洗手间都是，周围乘客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年春天，三人在广州的一个调研会上重聚。闲聊到上海那场“酒局风波”，李葆华先开口：“水静同志，可把我害惨了！那趟车我吐了三回，跟打仗一样。”水静笑着回敬：“书记是我家乡‘父母官’，不陪酒说不过去呀。”杨尚奎插话，“要不我拦着，葆华可真得出洋相。”三人相视，无声地笑了。对话很短，却印证了当时干部之间的轻松与信任。

彼时的安徽，经济基础薄、底子差。李葆华在任五年，跑遍全省，重点盯两件事：一是粮食通仓，二是淮北煤田开采。他最常说的一句是，“决策得蹲在田埂做出来。”不少农村老党员至今记得，他站在麦田里剪了把穗子，边端详边叮嘱农技员提高亩产。从省城到乡下，百姓见他不拉警报，偶尔上街买面粉、打酱油，完全看不出“书记架子”。因为办事公道，乡亲们口口相传“李青天”这个外号。

1966年后风云变幻，李葆华也受到冲击，被迫暂停具体工作。直到1973年，他重新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翌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水静与杨尚奎则调回江西，两地相隔，来往信件逐渐稀疏。1976年，杨尚奎因病去世，水静沉痛难言，外出活动大幅减少。那年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悼念活动时，李葆华悄悄赶到，拉着水静低声说：“保重。”一句话，没有多余安慰，却很有分量。

1987年，全国银行系统年会落点南昌。李葆华此时已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仍没什么随行派头。会后一行人经八一路去滕王阁参观，他突然改了日程，“我要去看看老朋友。”下午四点，他和夫人来到水静家，两人都已鬓发花白，寒暄不过几句，就一起翻老照片。翻到1963年那张宴会合影，李葆华点着照片开玩笑：“眼镜后面那双红眼，差点连组织生活都没赶上。”水静摆摆手：“书记，别提了，那场酒嗓子到现在还记得。”短暂相聚后，道别的话依然是那句“保重”。

此后，水静偶尔向身边人提起往事。她说李葆华骨子里是北方人直接、南方官吏清廉，两种气质混在一起，难得。至于那场“拼酒”，其实是朋友间的较量，更是一段干部之间真性情的注脚；几杯黄酒，倒映出彼此信任，也映出那个时代基层干部敢说敢干的作风。后二十年，两人未再同席，但那句“可把我害惨了”却成为彼此谈起旧事时最好用的开场白——轻描淡写，却能瞬间把记忆拉回到上海外滩的那个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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