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开启的全球化奇迹：纸币沟通东西方世界｜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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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津涛

纸币是一个好的发明，但一旦被秦制帝国盯上，就成为掠夺财富的利器。蒙古帝国征服亚欧大陆的一般，其纸币在宋代的基础上向亚欧大陆更广阔的区域流通，是其开启的早期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最终因为印钞权缺乏制约而贬值、崩溃，且成为蒙元灭亡的原因之一。不过无论多操蛋，宋元在发行纸币上的心术仍然比朱元璋光明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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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其举世闻名的游记中记录了很多当时西方没有的东西，纸币就是其中之一。他见到元朝把一张张纸印上文字、图案成为货币后，竟可以被人们用来购买珍珠、宝石，忍不住赞叹元世祖忽必烈“具有炼金士的神秘手段”，其“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

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等因与白银挂钩，一度有着良好信用，因而出现马可·波罗所见到的景象——纸币在元朝内外畅行无阻。但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加之统治者挥霍无度，纸币发行量不断攀升，最终走向了崩溃。

元朝曾有准备金

对于马可·波罗是不是真的来过中国这一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对立的两个阵营，反方以英国学者吴芳思为代表，从游记里没有提及长城、缠足、汉字等，推断他并没有到过元朝，其所写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正方的代表人物为中国学者杨志玖，不断找寻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确曾游历中国。

瑞士学者傅汉思是正方的一员，他从货币角度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马可·波罗说他所见的纸币是以桑树“外皮与树之间的一层薄薄的内皮”为原料，将此内皮“浸在水内，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弄成浆糊制成纸”，他特别强调由此制成的纸币呈黑色。

另外，马可·波罗还提到纸币的面值、新旧纸币的兑换等，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详细度都远超同时代西方或阿拉伯作家的记述。

当然，马可·波罗所看到的都只是表面现象，他并不清楚元朝纸币的发行史，更不理解纸币可以充当交易媒介的背后原因。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濂等编纂的《元史·食货志》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就是说蒙古从中统元年（1260年）就开始发行纸币“交钞”。其实早在那之前，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兄长蒙哥，以及他自己称帝之前，都曾在小范围内发行过纸币。

马可·波罗在大都见到的主要是“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共有13种面值，长宽各不相同，零钞有二文、三文，整钞有一贯、二贯，足够应付各种规模的交易。元朝还规定2贯中统钞等价于1两白银。

中统元宝交钞

随着元朝对南宋领土的蚕食，中统钞的流通范围逐步扩展到四川、湖北等南方地区。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允许南宋百姓以50贯会子兑换1贯中统钞，全国货币由此走向统一。

当然，黄金、白银、铜钱作为“非法货币”依然被民间偷偷使用，不可能完全禁绝。

下面再说第二个问题，元朝纸币一度畅通无阻，那是因为曾建立有准备金制度。

元朝设有“平准行用库”，起初每收入一定量的金银，才会发行同价值的中统钞，而百姓要把手中的纸币兑换为白银等物品，仅需缴纳3%的手续费。

加上元朝允许百姓以纸币纳税，并严格控制市面上的纸币流通数量，自然使中统钞的信用有了保障，出现《大元海运记》中所说“钞法贵重，百物价平”的情况。

外国人也信纸币

元朝领土广袤，海陆贸易繁荣，使得无论草原、大漠，还是西域、南洋，人们一度都能用中统钞购买商品或服务。因此，中统钞也与两宋时期的铜钱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国际货币属性。

蒙古帝国纸币通行亚欧大陆

现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元朝时称为亦集乃路，是驿路上的重镇。在内蒙古从事考古工作的李逸支曾撰文称，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早在1908年就从黑城挖出一批元朝纸币，到了1983—1984年，内蒙古考古部门对遗址内的房屋进行系统发掘，又出土了中统钞等大量纸币。

另外，1955年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农场，1959年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同样发现过多种面值的元朝纸币。

以上地方的共同点是气候干燥，故而才较为完好地保留下这些历史见证，让我们今天还能在博物馆里亲自验证马可·波罗的所见与所述。

中统钞等纸币在国外流通的例证也有不少。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东南亚高棉人建立的国家“罗斛”把海贝作为零钱使用，那里“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即面值24两的中统钞可以换1万枚海贝。汪大渊还说交趾人日常使用铜钱，习惯上以67文钱折一贯中统钞。

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由元世祖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统治波斯地区。该国历史学家以波斯文撰写的《瓦萨甫史》中说，皇帝向阿拉伯商人购买奇珍异宝，支付给他们的就是纸币。在那里，每锭纸币（50贯为1锭）据说价值8枚第纳尔银币。

甚至伊利汗国自身也曾短暂发行纸币。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其第五任君主海合都因挥霍无度，导致国库空虚，在大臣的建议下印行纸币。这种凭空发行的纸币完全不被社会信任，人们拒绝使用，结果仅仅两个月就宣告失败。海合都众叛亲离，很快被贵族们推翻，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终究不是真金

如前文所说，元世祖最早发行纸币的时候，有着充足的准备金，使中统钞具有了国家信用货币的属性，这与“无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控制”（货币史学者何平总结）的大明宝钞完全不同。

可惜的是，元朝并未能维持此优良传统，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前两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中统钞币值便已经历暴跌，彻底走向崩溃。元朝接着发行新钞“至元通行宝钞”。

中统钞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绝大多数统治者的通病——开支没有节制。伊利汗国的海合都是骄奢淫逸，元世祖则是对外扩张，他在统一南宋后，又接连征讨日本、占城、缅甸、安南、爪哇等国，导致军费暴增，只能通过加大中统钞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

社会为忽必烈的野望买单

雪上加霜的是，元朝皇帝特别喜欢赏赐王公贵族，比如元仁宗即位，一次就赏赐出去“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撒币”。

第二是准备金制度名存实亡。

市面上的纸币多了，按道理本应增加各地平准行用库里的准备金，谁知朝廷反而打起了准备金的主意。阿合马当政期间，开始不断把各地的准备金运往大都；一些权贵之家大约获取了内幕消息，也有计划地拿纸币去兑换金银，中统钞由此日益向“无本之钞”转变。

中统钞的发行量在中统元年为7万多锭，此后十多年的年发行量基本维持在10万锭，甚至5万锭以内，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猛增到24万锭以上，接着没过几年就又突破了100万锭。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统钞竟然发行了218万多锭；下一年早些时候朝廷还在发行中统钞，不久改行“至元钞”规定两者比值为5∶1，相当于公开承认中统钞贬值五分之四。

实上中统钞的贬值程度远不止于此，按照当时大书法家赵孟頫的说法，中统钞在20多年的时间里“轻重相去至数十倍”。

元世祖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断试图整顿币制，恢复纸币购买力，可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当至元钞变得像中统钞一样无可救药，元朝在至大二年（1309年）发行以“两”为单位的“至大银钞”，每两等价5贯至元钞或25贯中统钞；至正十年（1350年）又恢复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习惯上称为“至正钞”），此新钞1贯可抵至元钞2贯。

各种纸币换汤不换药，且一再贬值，加之很多不法之徒竞相印制伪钞，终使百姓对纸币彻底失去信心，被迫进行以物易物式的交易。

正当元廷为货币改革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南方的方国珍、刘福通、徐寿辉、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相继起兵造反。元廷为筹集军费，更是加紧开动“印钞机”，直至灭亡。

这让人想起元末民间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其中唱到“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我们事后来看，滥用民力修筑河堤，应了那句“挑动黄河天下反”；不顾一切地变着花样印造纸币，让老百姓在高企的物价下难以为生，所谓“开河变钞”还真是元朝自掘的坟墓。

【参考资料】

1.［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2.［瑞士］傅汉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党宝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3.［日］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经过》，林松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载《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6.许新国：《格尔木出土元代纸币考说》，载《青海金融》1987年第6期。

年版。

7.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8.李骏：《史籍所见域外元代纸币》，载《中国钱币》2022年第6期。

本文节选自杨津涛的新作《通宝中国》，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货币，以及货币对中国史的影响，深入浅出，笔法晓畅，很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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