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用国库收买议员，总统冯国璋下台，临死前痛骂手下骗他四十万

一九一九年冬天，位于河北河间的冯公馆里飘着药味。前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此时躺在病床上，生命快走到尽头。他突然伸手，紧紧抓住长子冯家遂的手腕，喉咙里发出低沉的一句话：“王克敏这个小子……骗了我四十万元！”这句带着市井气的痛骂，为两年前那场总统选举画下了最后的一笔。

时间回到一九一八年，当时手握兵权的元首冯国璋，在一次表面光鲜的国会选举中，竟然因为舍不得花钱拉拢议员，输得一败涂地。而更讽刺的是，对手打败他的那笔钱，很可能就是来自他自己批准的对日借款。

当选票可以明码标价后，国会就成为了交易市场。在这套新规则面前，以往靠枪杆子说话的传统方式，现在显得笨拙又无力。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刚结束。按照《约法》，副总统冯国璋应该代理大总统职务。七月六日，他在南京宣布就职。

但他这时候面对的局面十分混乱。北京城里，刚刚“讨逆”成功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声望正高，他手下的皖系人马遍布各方。冯国璋自己的直系将领，如江西督军李纯，都劝他留在南京，依靠长江流域的地盘，和北方分庭抗礼。冯国璋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北上。他大概认为，以自己总统的这个正式名分，总能压得住场面。

八月一日，冯国璋的专列开进北京前门火车站。站台上仪仗整齐，段祺瑞带着文武官员隆重迎接。可是等他住进中南海的居仁堂，才慢慢感觉出不对，他的直系部队远在江南，而北京各个重要部门里，坐着的多是皖系的人。

直皖分歧很快就出现了。对于南方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主张武力打击，冯国璋则想讲和。府院之间的争执，语气越来越冲。冯国璋曾让李纯等督军联名通电，呼吁“和平解决”，这明显是在给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拖后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段祺瑞因为派到湖南的傅良佐战败，只好辞去总理职务。表面上，冯国璋赢了一局。但皖系的根基丝毫没有动，段祺瑞退到幕后，行动起来反而更自由。这位代总统被困在中南海的红墙里，连命令想出北京城都很困难。

眼看双方较量难分胜负，段祺瑞那边换了思路。要彻底压倒对手，必须把立法机关抓在手里。旧的国会早被张勋解散了，恢复旧国会对段祺瑞不利。这时，研究系的梁启超出了一个主意。

梁启超的方案分三步走。先由各省长官推举人员，组成临时参议院。再由这个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最后，按照新法选举一个容易“商量”的新国会。这相当于重写游戏规则。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大多是各地军阀指派的，皖系说话很管用。折腾了几个月，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新的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公布了。新法减少了议员人数，又调整了选区和门槛。这些改动的目标很明确，让选举更容易被操纵。

梁启超等人本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力量，但另一群人，已经准备好了一套更直接的玩法。规则的框架刚搭好，一场用银元说话的战争，就悄悄开始了。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上，北京西单安福胡同的一座宅子前，车马不断。屋里，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人正聚在一起。一个后来被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团体，就这样成立了。

他们手里有一笔巨款。徐树铮凭借陆军部次长的职权，从对日借款的“参战经费”里，暗中挪出了八十万元。这成了他们最硬的资本。

俱乐部开出了价码，凡是愿意合作的议员，每月白拿三百块津贴。那时候，一个普通政府科员一个月也就挣几十块钱。银元的吸引力立竿见影。安福胡同从此夜夜灯火通明，酒席不断，议员、政客、中间人来回穿梭。交易在碰杯时谈妥，承诺在交头接耳中达成。

这个“安福系”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他们把议席当成商品，精细地计算着每个席位的价钱。后来这届国会得名“安福国会”，里面那些被收买的议员，也被戏称为“八百罗汉”。

另一边，冯国璋的阵营，却冷清得多。冯国璋不是没看见对方的动作。一九一八年春天，他把选举的事情交给了女婿陈之骥和亲信张调辰去办。

办事离不开一个人，财政总长王克敏。他管着钱袋子，又是北洋老人，关系网很深。冯国璋的人找上门，王克敏开口就要二百万活动经费，拍着胸脯说能拉起队伍对抗安福系。

冯国璋犹豫了。他出身庄稼人，节俭惯了，近乎吝啬，把政治投资也看成了一桩生意。二百万，数目太大。掂量再三，他只批了四十万。

王克敏接了钱，却附加了一个条件，钱可以先花，但如果冯国璋最后没选上总统，这笔钱不退。这话一出，底下办事的人立刻缩手缩脚，生怕亏了钱要自己垫上。这本来就不足的经费，效果又打了一个折扣。

对面，徐树铮手里攥着八十万，花起来眼睛都不眨。银元叮当响，官位随便许，很多中间派的议员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转头就投向了皖系。冯国璋那点畏畏缩缩的四十万，像颗小石子丢进深水潭，几乎没听到什么响动。

一九一八年夏天，国会选举在全国展开。金钱加上地方军阀的操作，结果毫无悬念。八月十二日，新国会在北京开幕，这就是历史上留名的“安福国会”。

一算席位，安福系占了三百三十个以上，成为绝对多数。研究系只剩二十来个，支持冯国璋的力量更是少得可怜。这个国会从诞生起，身上就带着买卖的烙印。

接下来是选总统。段祺瑞很清醒，自己直接坐上去，火药味太浓。他推出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北洋元老徐世昌。这人资历老，和直系、皖系关系都不错，手里还没兵，容易控制。

冯国璋彻底出局了。九月四日，安福国会投票选举总统，徐世昌高票当选。段祺瑞同时宣布，自己和冯国璋一起“下野”，辞去总理。戏做得很足，既得到了实惠，面子上也过得去。

一切程序都符合规矩。但在这层薄薄的合法外衣下面，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冯国璋坐在中南海里，看着他名义上主持的政府，用一套完整的“合法”程序，把他从权力核心推了出去。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国庆当天，冯国璋和徐世昌在中南海办理交接。交出总统大印后，冯国璋拒绝接受留给他的副总统位置。这是他最后的一点倔强。

冯国璋离开北京，回了江苏老家。但政治上的失败，很快引发了战略上的反弹。他手下的直系大将，曹锟、吴佩孚等人，在前线对皖系的“武力统一”命令开始阳奉阴违。直系和皖系的矛盾，从桌子底下搬到了台面上。

段祺瑞的军事计划，因为直系军队出工不出力，接连受挫。到了一九一九年上海召开南北和谈会议时，直系将领甚至偷偷和南方军政府的代表搭上了线。段祺瑞虽然赢了国会这一仗，却在更大的棋盘上落了下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炒作，反而动摇了北洋集团的老根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冯国璋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岁。他长子冯家遂后来对人提起父亲最后的情景，老人已经奄奄一息，却突然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骂出那句话：“王克敏这个小子，骗了我四十万元！”

这句充满市井怨气的遗言，一点也不像“总统”该说的话。里面没有江山社稷，只有对个人钱财的痛悔。可恰恰是这句话，撕开了那场选举的所有粉饰，道破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真相。

冯国璋到死可能也没完全明白，自己握着枪杆子，坐在最高位，怎么会输给一群看似没实权的议员？他算盘打了一辈子，怎么这笔最关键的投资就血本无归？因为他碰上的是一个新旧规则搅在一起的局面。在这里，传统的军事实力，有时也得给新式的金融手段和议会游戏让路。

安福国会这件事，成了北洋时期政治逻辑的一个典型。法律条文形同虚设，议席可以标价买卖。段祺瑞、徐树铮挪用国库的钱操盘选举，冯国璋想用自己的钱去争，却又舍不得下本钱。最终，敢花钱、会运作的那一边，赢了游戏。

他那句临终的痛骂，因此超出了个人恩怨。它是一个旧军人在新时代岔路口的迷惑与不甘，是一笔失败政治投资的凄凉收据，也给那个“有枪不如有钱，有钱就能造法”的荒唐年代，留下了一个鲜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