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秋,上仲镇党委书记甄飞武到镇办农机厂检查工作,晌午便在厂食堂用饭。炊事员高少平做了一道红烧划水、一盘小炒肉,甄书记吃得额头冒汗,连声说好。
一周后,厂办主任通知高少平:“你小子走运了,甄书记点名调你去镇党委食堂。”
高少平那年三十有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他父亲是公社时期的老炊事员,传了他一手烧菜的本事。接到调令那晚,他在老父亲坟前坐了一宿,烧了三炷香:“爹,儿要去镇上掌勺了。”
镇党委食堂分大灶小灶。大灶供干部职工,小灶专为领导服务。高少平被安排负责小灶,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甄飞武。
甄书记是本地人,口味刁钻。红烧肉要选三层五花,糖色要炒到枣红;清蒸鱼须是现捞的活鱼,多一分老,少一分生;就连青菜豆腐,也讲究时令火候。
高少平不敢怠慢。每日天不亮就去市场,肉要摸温度,鱼要看腮红,蔬菜要带露水。甄书记胃不好,他便熬小米粥,文火慢炖三个钟头,米油都熬出来。有次书记下乡淋雨感冒,他连夜炖了姜汤送去,守在门外等书记喝完才回。
日子久了,甄飞武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炊事员越发满意。常在饭桌上说:“少平这人,踏实。”
二〇〇二年春,镇党委研究财政所副所长人选。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候选人都有来头。甄飞武掐灭烟头:“我提个人,食堂高少平。”
组织委员老赵一怔:“书记,他是工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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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是人定的。”甄飞武摆摆手,“财政所要的是细心、可靠。少平管小灶三年,账目清清楚楚,从没出过差错。这样的同志,该用。”
会场上静了片刻。有人想说厨师和财政是两码事,但看着甄书记的脸色,话又咽了回去。
高少平接到通知时,正在切土豆丝。菜刀停在半空,土豆丝细如发丝。他洗了三遍手,换上唯一一套中山装,走进了财政所。
起初的日子难熬。财务报表看不懂,预算编制摸不着门道。所里几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表面客气,背后议论:“厨师来管财政,笑话。”
高少平不言语。白天跟着老会计学,晚上抱书本啃。他拿出了研究菜谱的劲头,一个科目一个科目攻克。三个月后,他在全镇财政工作会议上,把一笔纠缠多年的往来款理得清清楚楚。主持会议的甄飞武带头鼓掌。
二〇〇五年,老所长退休。甄飞武力排众议,高少平转正为财政所所长。任命文件下来那天,高少平在办公室坐到深夜。月光照在账本上,他想起父亲的话:“火候到了,菜自然香。”
财政所在他手里变了样。每一分钱都要问去向,每一张发票都要核三遍。有村干部虚开票据,被他顶了回去;有领导打招呼要灵活处理,他拿着文件讲政策。镇里开始传:“这个高所长,比纪委书记还硬。”
二〇〇八年,省里专项巡查组进驻。带队的王副厅长翻看干部名册,手指停在高少平那一页:“工勤编任所长?还准备进班子?”
问题被正式提出来。工勤人员不得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干部,这是硬规定。
党委会上,甄飞武一支接一支抽烟。烟雾中,他的脸看不清表情。最后他说:“少平同志的情况特殊,能力突出,是不是...”
“书记,规矩就是规矩。”王副厅长温和而坚定。
会后,甄飞武把高少平叫到办公室。窗外梧桐叶黄了,又是一年秋。
“少平,想不想去市里?”
高少平一怔。
“市自然资源局档案科,正科级科长。”甄飞武转身看着他,“编制问题可以解决。只是...那里是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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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少平沉默良久。他想起这些年在财政所的日子,想起那些被他顶回去的说情,想起自己一笔笔核对的账目。最后他说:“我听书记安排。”
调令来得很快。临走前夜,高少平为甄飞武做了最后一顿饭。四菜一汤,简简单单。甄飞武吃得慢,最后一碗汤喝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
“这是我写给市局老陈的信。”他顿了顿,“少平啊,官场如灶台,火大火小都得把握。你这一路,不容易。”
高少平双手接过。信封很轻,又很重。
市自然资源局档案科在办公楼顶层最西头,三间办公室,五个老同志,管着建局以来所有档案。科里最年轻的也五十有三,等着退休。
高少平上任第一天,把科室三十年档案目录搬出来。灰尘在阳光下飞舞,像时光的碎屑。
“高科,这些老古董,没人看的。”副科长老刘递过茶杯。
高少平笑笑:“我在乡镇管过财政,知道档案的价值。”
他真的一头扎了进去。白天整理编目,晚上研究政策沿革。三个月后,全局都知道档案科来了个“较真”的新科长。
二〇一〇年春,市里启动历史遗留问题清查。自然资源局任务最重,涉及大量土地、矿产档案。局长在动员会上说:“要抽调精干力量...”
高少平举手:“档案科可以承担基础梳理工作。”
会场有轻微的笑声。档案科?养老的地方罢了。
然而一个月后,局长亲自上了顶楼。高少平带着科里人,不仅完成了任务,还整理出一份三十年的政策演变分析报告。报告最后附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十七处可能存在问题的历史审批事项。
局长翻看报告,久久不语。临走时说:“少平同志,你这份报告,很有价值。”
价值很快显现。第十七项,一九九四年一块矿区划拨档案,缺少关键审批文件。而该矿区二〇〇三年转为商业开发,如今是本市著名的“金鼎国际”所在地。开发商当年的负责人,现在是省里某部门领导。
高少平把复印件锁进保险柜。那晚他失眠了,给甄飞武打电话。电话通了,却不知说什么。
“少平啊,”甄飞武先开口,“市里的水,比乡镇深。”
“书记,我查到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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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沉默良久:“该烧的火要烧,该留的锅要留。”
挂断电话,高少平在办公室坐到天明。晨光透过档案柜的缝隙,照在那些泛黄的卷宗上。他想起父亲教他认火:文武火,阴阳火,明火暗火...最后父亲说:“火再妙,也要对得起食材。”
第二天,他去了市纪委。接待室很安静,年轻的工作人员记录得很认真。临走时问:“高科长,您为什么来反映这个问题?”
高少平站在门口,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睛:“我当过厨师。知道不干净的锅,炒不出干净的菜。”
调查悄然开始,又轰然结束。那位省里领导被带走的消息,上了省报头版。全局震惊之余,人们重新打量起顶楼那个安静的科室。
老刘退休前,和高少平喝酒。三杯下肚,老话多起来:“高科,您这一路,从灶台到案台,不容易。”
高少平给他倒酒:“都是工作。”
“不一样。”老刘摇头,“食堂管的是口腹,财政管的是钱袋,档案管的是...是根啊。”
高少平端起酒杯,透过玻璃看窗外的城市灯火。这些年,他从乡镇灶台走到市局科室,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手大大小小的事。父亲说得对,火候到了,菜自然香。可什么是火候?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还是坚守本心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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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档案科那些泛黄的纸页里,藏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也藏着一些人的良心。
又一年秋,梧桐叶落。高少平照例早早到办公室,烧水,擦桌,翻开今天的档案。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像灶台上升腾的烟火气。
他推了推眼镜,开始工作。窗外的城市渐渐苏醒,而顶楼的档案室里,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沙沙的,像岁月在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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