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包肉 | 历史的重演，往往源于相同的剧本

二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极力渲染所谓的“ABCD包围网”（美英中荷），以此洗脑日本国民：日本正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与封锁，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了极限。因此，战争是西方列强及其仆从国强加给日本的，日本将要进行的战争绝非侵略，而是“自卫”，是“打破僵局”，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

尽管主谋者深知偷袭珍珠港的巨大风险和代价，但日本国民却将其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突围”。在他们的认知中，日本终于“拔剑”了。后来披露的大量史料揭示了当时日本军人、知识精英及普通民众在开战时刻的心理状态，他们普遍认为，开战日是大和民族打破欧美“枷锁”、洗刷耻辱、实现“神国复兴”的辉煌时刻，整个日本都沉浸在终于可以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幻觉之中。

日军零式战机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曾回忆道：“在那一刻，我们确信手中的操纵杆能改变历史……看着那些巨大的战舰冒起黑烟，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能感。我们证明了黄种人可以击败白种人……我们不再是那个模仿西方的岛国，我们现在是亚洲的主宰。”

日本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偷袭珍珠港之日（12月8日）写下的诗《那是必定的》，更是真实记录了日本举国上下的病态亢奋：

“这一天终于来了，就像积压已久的乌云被一扫而空，日本在今天，终于变回了真正的日本。世界将重新认识这个神之国度。”

前几年，日本有一档电视节目采访过一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问题是：“二战”时期，日本士兵为什么会那么勇敢、那么不怕死？难道仅仅是因为效忠天皇吗？

学者回答说：当然不完全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只是激发日军斗志和勇气的一部分原因；另外，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人认为，“投降”是怯懦耻辱的行为，为人所不齿，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教育，使大部分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等民族”的理念。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是大日本帝国要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人民，带领亚洲走向光明未来的义务和使命。

这个使命，崇高而伟大。

这种宣传叙事使全体日本国民确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从而对日军实施的暴行视而不见。

日本当局极力鼓吹“八纮一宇”（意为“天下一家，天皇统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神国不灭”。他们迷信日本拥有独特的国体和西方无法理解的“大和魂”，认为物质上的劣势可以被精神力量所弥补。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国内并非没有清醒之士，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弥漫全国的恐怖氛围：凡是主张避战、呼吁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者，一律被打成“国贼”、“软弱”、“媚外”，到了1941年，日本政坛乃至整个社会已无人敢公开呼吁和平。

日本政客和军国主义者当年的豪赌，最终换来的是东京大轰炸中被烧成焦炭的十万平民，是冲绳战役中集体自杀的平民，是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和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耻辱的投降书。梦中呓语般的所谓“大国复兴”，最后只留下被灭国后的满目疮痍和几代人的痛苦记忆。

“历史的重演，往往源于相同的剧本。”

1941年，满怀豪情壮志驾驶零式战斗机飞翔在太平洋上空的日军飞行员，在驾驶舱里俯视着被他们侵略和蹂躏的东亚、东南亚直至南太平洋广阔无垠的土地与海洋，心头涌动的无疑是“天皇神圣，大国崛起”的自豪与荣耀，殊不知，伴随着珍珠港第一股爆炸浓烟的升起，冬日里猎猎飘扬的膏药旗就已经是回光返照的落日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