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被蒙在鼓里：吴敬中逃出天津的真实目的，还有哪两人知道？

《潜伏》里那个老谋深算的老特务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在最后时刻却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据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回忆，天津解放前，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叫他吴敬中）借着送李广和到机场的机会弃职务出逃，毛人凤下令将其在南京逮捕，并任命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副处长、代处长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解放前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情报处处长和各“剿总”、绥靖区、兵团第二处处长，基本都是由军统（保密局人员）担任，只有胡宗南的部队例外。

吴敬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着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跟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一同被俘的第二处（情报处）处长董益三，原本就是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

不知道李俊才是不是李涯的历史原型，但他接过吴敬中撂下的挑子，奉命带着四个小组在天津潜伏，发现“那个计划没前途”之后，却全部向军管会投诚自首了——李俊才的潜伏任务，可能就是“黄雀计划”的历史原型。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然后就去西安草滩农场当了教师，并于1963年升任副校长，1988年1月被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这倒跟《潜伏》中李涯的理想有些合拍。

且不管李涯的历史原型是谁，咱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真实史料中的吴敬中——此人因为“弃职出逃”而被毛人凤下令逮捕，按照军统（保密局）的“战时家法”，是一定要枪毙，但奇怪的是吴敬中却毫发无伤地走出监狱，还去香港做买卖，往返香港台湾毫无阻碍，并于1983年病逝于台北。

电视剧《潜伏》对吴敬中的去向做了交代，那是飞行员转达的命令：“是吴敬中少将和余则成中校吗？两个小时之后，飞机临时在中途降落，然后再飞广州，您二位和其他五位同人要下飞机，国防部的要员已经在那儿等候……你们是海峡行动战略筹划委员会的成员。”

读者诸君请注意，等待吴敬中和余则成的是“国防部要员”而非“保密局高官”——虽然当时保密局在名义上归“国防部”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单位，我们在《沉默的荣耀》中也能看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并不受周至柔和吴石指挥。

军统特务也好，保密局特务也罢，不管是少将还是中将，都算不得“国防部要员”，同样是搞情报和特务活动，“国防部”也有一个二厅负责，跟保密局是互不隶属的平级单位，郑介民在升任“国防部次长”之前，就是以“国防部二厅厅长”身份兼任军统局（保密局）局长，晋升为次长之后，再主管两大特务机构显然不合适，于是保密局局长变成了毛人凤，二厅厅长变成了侯腾，老蒋到各部队瞎指挥，身边的哼哈二将，就是二厅厅长侯腾和三厅厅长郭汝瑰。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描述了当年军事会议的惯例：“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报。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人已到会。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老蒋到准前线，一般是不带“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或“国防部次长”、“参谋次长”的，陈诚和顾祝同先后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基本都是单独行动，而次长基本都是留下来看家。

郑介民当了“国防部次长”，交卸了二厅厅长和保密局局长的差事，但他跟这两个单位的关系却不一样：毛人凤一向跟郑介民不对付，郑介民当二厅中将厅长的时候，侯腾就是他的副厅长，而且二厅是实打实的“国防部”下属单位，所以在战略情报行动中，基本都是由二厅主导，并向“国防部”的部长和参谋总长负责——参谋总长居然也是国防部的，但国防部长却管不着参谋总长，有时候总长说话比部长还好使。

郑介民那个“国防部次长”可不是空头的，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的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记录了郑介民的权力有多大——老蒋逃台后弄了一个“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就是郑介民兼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下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国防部情报局”就是原先的军统、保密局，内调局就是原先的中统、党通局，郑介民成了小蒋之下的最大特务头子，他之所以有这么大权柄，主要原因还是他跟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期，而且都是老蒋那边派过去的，而吴敬中跟小蒋同班，但却分属两个阵营——吴敬中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叛变的，这一点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写得很清楚：“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

吴敬中当过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而当时的中方所长（一说为副所长）就是郑介民，这样看来，吴敬中和郑介民都搞过国际情报，也都算得上“战略特工”，所以《潜伏》中吴敬中参与“海峡计划”，也是有点历史依据的。

这样一想，我们就知道吴敬中为什么敢“弃职出逃”了——那可能是小蒋和郑介民定下的苦肉计，让吴敬中表面上“犯错受罚脱离军籍”，这样再到香港活动，就不会引起各方太多关注了。

吴敬中到香港的时候，保密局香港站的站长是谢力公，澳门站站长（后来改成了情报组，组长依然是少将级别）是程一鸣，这两人跟吴敬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看来小蒋控制的情报系统，两个最重要“外勤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小蒋和郑介民同学中的嫡系。

程一鸣是“起义归来”，还是完成潜伏任务凯旋，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但吴敬中却从史料中消失了，我们在公开的资料只能查到查到他的简历和生卒时间，从1950年到1983年，吴敬中的记录成了空白。

空白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公开资料显示，吴敬中之所以获释，是小蒋出面担保，这就是疑点之一：小蒋当时正在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怎么可能为了一个“逃将”公开向毛人凤求情？

此外还有疑点之二：以吴敬中跟小蒋和郑介民的关系，他要离开天津，根本就不需要逃跑，两位老同学有一个人发一纸公函就能把他调出。

疑点之三：以吴敬中的老谋深算，岂能不知道大战在即弃职出逃是死罪？他离开天津不去香港或美国，而是回了南京，这是不是有恃无恐？

有这三个疑点，读者诸君分析起来，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吴敬中为什么出逃，以及出逃后要执行什么任务，毛人凤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只是配合小蒋演了一出“捉放吴”，这个以忍等狠著称的老特务，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郑介民跟毛人凤不对付，把毛人凤蒙在鼓里也是为了保护吴敬中，但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吴敬中的“档案”中有三十多年的“空白”，是不是说明他在执行海峡两岸都不可能公开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