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领导23位“两弹一星” 元勋的幕后功臣？

文︱关品方

获颁“两弹一星”元勋殊荣的23人是中国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作出杰出起步贡献的第一批民族英雄，值得我们铭记。

1/钱学森，被誉为 “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2/邓稼先，被称为 “中国原子弹之父”，在原子弹和氢弹研究中领导基础理论研究。

3/钱三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

4/王淦昌：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

5/赵九章，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

6/郭永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

7/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的关键问题。

8/孙家栋，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9/周光召，在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王大珩，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

此外还有13人，他们是彭桓武，任新民，陈芳允，黄纬禄，屠守锷，钱骥，陈能宽，朱光亚，杨嘉墀，王希季，姚桐斌，程开甲和吴自良。

上述23人在五个不同领域为 “两弹一星” 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涵盖核物理与核武器领域、导弹与航天技术领域、卫星与空间技术领域、材料与工程技术领域、理论与综合研究领域；他们的名字和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行。

笔者认为，前10名元勋在科学技术都有傲立潮头的突破。王淦昌（江苏常熟）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赵九章（河南开封）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郭永怀（山东荣成）是中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浙江杭州）在学术上的突破性贡献包括空气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领域。钱三强（浙江绍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王大珩（江苏吴县）是中国光学界的学术奠基人。邓稼先（安徽怀宁）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于敏（河北宁河）是中国氢弹原理突破的关键人物、核武器理论研究专家。孙家栋（辽宁瓦房店）是中国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周光召（湖南长沙）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

笔者个人认为，上述10位“两弹一星”元勋，应该全都可以获提名颁授诺贝尔奖。但现实世界是中国的科学家极难获得提名，遑论得奖。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类似的最高级别科学奖。

这23位中国科学家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卓越成就，永远激励着后人。在幕后领导他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更是伟大的功臣。

1960年深秋，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内，苏联专家撤走前，把核反应堆的关键图纸撕成碎片塞进火炉。中国“两弹”项目的技术档案库被淘空。没有图纸没有数据，中国人拿什么造原子弹？5年前的1955年，苏联答应帮忙中国建反应堆。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说：“老大哥给的是拐杖，路还得自己走。”中国抽调一批大学生去苏联学原子能，国内的工厂也仿造设备；当年中国跟在后头，决志要自行研究。

早在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被邀请观看美国原子弹爆炸纪录片。银幕上蘑菇云翻涌的瞬间，他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之中第一个亲眼看见核爆威力的人。回到梅园新村驻地，周恩来对身边的人说：“这东西，我们不能不研究，不能没有。”当年他已经在心里盘算着未来的国防建设。

1949年初是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周恩来从中央仅有的外汇经费里批了五万美元给钱三强，让他秘密去香港采购原子能研究的仪器和资料。当年有人担心解放战争用钱紧张，周恩来说：“这笔账现在算不清，将来会算明白。”

1950年，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决定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把原子能和导弹研究摆在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这才有了后来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人手里不完全是一片空白。

中苏翻脸那天，周总理把科学家们请到中南海，在会议上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图纸烧了，我们就自己画；设备停了，我们就自己造！”他随即让国务院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他亲自当主任。中央专委会成为“两弹一星”的最高指挥部，构筑起包括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900多家工厂和研究所的专案工作网络。

开会时周总理从不拖泥带水，科学家说“缺铀矿石”，他当场点将冶金部 ：“三个月内把青海的矿挖出来，运到兰州提炼厂。”工厂说“机床精度不够”，他直接借调沈阳机床厂的老师傅带着设备南下，并事无巨细、亲自督办安排。

核燃料车间出了技术难题，中央专委会连夜开会讨论后，认为有解决办法。周总理问 ：“谁具体负责这个环节？明天早上八点前，我要看到解决方案。”责任到人到户，没人敢于含糊。

部委干部接上和中央专委会联系的专线电话，上午反映问题，下午就有回音，晚上物资就到，堪比战时的调兵遣将。周总理指示 ：“搞尖端技术，就像打攻坚战，指挥部不含糊，前线才有底气。”周总理在电话里反复叮嘱试验场的前线工作人员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要刻在每个岗位上。”

氢弹试验前，周总理听完技术人员讲述起爆环节后，让工作人员在地图上标出周边牧民的帐篷位置。他表示 : “放射性烟云飘向哪边，群众就得提前三天转移，牛羊也要跟着迁走，不能让一个老百姓沾到辐射。”干部们回来汇报说 : “老乡们不肯走，说要看着国家炸响惊雷”。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当地各相关县委 ：“告诉乡亲们，惊雷响了当然好，但他们的安全比啥都重要。这惊雷是为他们炸的。”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传来消息说 : “成功了”，指挥部一片欢呼。周总理在电话追问：“确定是核爆炸？冲击波数据多少？有没有误判？”直到技术人员报出中子数的当量测算，周总理才放下心来，转头让秘书转达指示 ：“数据要准确，科学来不得半点含糊。”

1965年“两弹结合”试验，要带真弹头。周总理坐专机去基地，在发射架下详细观察弹体外壳，考问工程师 ：“密封圈有没有老化？燃料舱压力稳不稳？”操作手的手套型号他也要过目，慎防滑脱失误。他说 : “一丝偏差都可能出大事”。

策划两弹期间，周总理同时策划核电站建设。他说 ：“原子弹炸响是为了不受欺负，要让它给老百姓发电、治病，这才是最终目的。”1965年全国原子能会议上，他把“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指示题写在纸上立此存照，为搞核电站定下规矩。

1974年夏天，周总理已病重住院。中央专委会把关于秦山核电站建设的方案文件送到医院。周总理坐在沙发上让秘书念文件，自己躺着听。当听到核废料处理时，他问 ：“埋在地下，会不会污染地下水？几百年后会不会出事？”医生刚巧进来劝他休息，他摆摆手 ：“这件事不敲定，我不放心。”他签字拍板时说 ：“要为后代着想，咱们这代人不能留下隐患。”

本文提及的上述这些细节，包括周总理的每一项具体指示，中央专委会存有文件档案，全部可以翻查核实。“两弹一星”，还有核能的安全使用，背后的成功有周总理的庞大身影。他既管得了大方向，又看得准小细节。从核试验的安全防护到核废料的长远处理，他把国家需要和人民安全牢牢放在心上。

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搞“两弹一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具体到每个零件、每道工序，一定要高度小心谨慎，“慢慢来，不能急”。着急和耐心是唯物辩证的矛盾统一，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筑牢大国重器的根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完美组合。从“两弹一星”到核电站，到后来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一套办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过去80年来中国人民风雨兼程，到今天有足够军事实力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有足够底气拨乱反正，在国防现代化的战略指导下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靠的正是这样一套小心谨慎、绝不出错的办法。

明年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50周年。笔者行文至此，想起1975年毛主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词《诉衷情.赠周恩来》。“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到如今，五十年来走过，中华民族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先辈们的夙愿，不曾付与东流，强国强军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已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