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日记》回忆22突袭制胜的黄泥坝拔点

黄泥坝那一仗，短短二十八分钟，55号高地被占领。我方缴获弹药、器材好几批，报告上写着毙敌七十九人，我团损伤寥寥，记录里只提到一到两人受伤。这场战斗进展迅速，炮火和步兵配合得很紧，胜利显得干净利落。

战后有一份团里的总结，几句要点被写成经验：准备周到、出其不意、灵活用炮、靠前指挥、英勇机智。上面这些话，能把实际细节压缩成条目，但真正发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师参谋那边后来回忆，师里是先决定压缩规模，先摸清情况，再定下一步，这个决策把伤亡风险放在了首位。听起来就是避免大兵团盲目拔点，先打探，再撤退，战术上求稳。

把时间往前挪回去，就是3月7日的早晨。步兵先行动，偷袭开始得很顺，打死了几名敌军、打伤一些人，还缴获了一支冲锋枪。步兵回报后，炮兵配合上来——我连在一点二十五分开火，目标是三个点。口令原本只下了二十四发，可是每个班都超发了火力，我们班一口气打了五十一发，炮管被烧得通红。指导员和副连长不停喊“停”，嗓子喊哑了，才勉强压住。连观察所和团前指把战果算了一遍，里头有不同口径的数据：一处统计写着毙敌三十一人、伤十四人，压制了几挺高机枪和重机枪，摧毁了好几十米的堑壕。第二天整师对黄泥坝进行炮击，整天都是爆炸声，尘土和碎石被炸得飞扬，规模和声势更大。

还有一段比较具体的战果，是我们连打掉了两处敌方炮阵地。命令给的是两个炮位、每个炮位以十二发为标准，但实际打了六十多发，结果毙伤十多人，摧毁了三门炮和一个弹药库。那天除了步兵的冷兵器动作，炮火的作用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敌人的阵地完整度。

把镜头再往前移到3月6日下午。那天下午上级通知“部队撤回”，步兵们一听就高兴得像是逃过一劫，蹦蹦跳跳地下山去了。可炮兵和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就不是那回事，大家都懵了。撤退通知来的突然，让步兵像没走够的旅客兴冲冲离开；我们知道留下一小部分就意味着还会有战斗，心里既有期待也有担忧。有人怕又得把沉重的弹药扛回来，有人则担心接下来要打起来。最后果然留下了炮连和一连的一个排，这也暗示着还有后续行动的可能。

再往回数几天，是2月24日那天从芭蕉坪出发，到达尖山下八里河村附近。第一天就开始支帐篷、挖地基，累得很。那天早上没吃东西，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有点吃食，只有一块压缩饼干和一罐糖水梨罐头。第二天又去帮别的排挖地基，一个星期的活儿没完没了。尤其记得正月初七那天，苦得特别彻底——要背两块波纹弧形的钢板到34号高地，路全是陡坡，泥泞得让人寸步难行。那钢板是给“猫耳洞”用的，重得让人直哼声。雨鞋一脚踩进去就拔不出来，脚向前迈但鞋还留在泥里，背上的钢板压得腰酸肩痛，汗像下雨。队伍里怨声连天，大家说起这地方都叫“小上海”，人多路更滑，更难走。几处没有人拉着根本上不去，靠着一伙人互相帮扶才行。那天回想起来，心里记下了“初七”这一天，想着以后要把这苦记住。

第四天的负重更夸张，每人扛四十箱炮弹，肩膀疼得像刀割一样。身体刚从前一天的疲乏里恢复过来，又被折腾。一批一批地扛完，没得怨只能继续。几天的生活就是被“战争之苦”磨着，破鞋被泥巴吸住、肩膀坚持到不能再坚持，那种味儿是平常生活想象不到的。

在准备阶段，连里有过一些针对性的讨论。老乡梁红星回忆说，他们去黄泥坝对面侦查过地形，准备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些人讨论战术细节，谁当火力组、如何交叉掩护、占领后怎样防炮防守、反击时怎么办。那时候连里还开玩笑地算过“击毙越军人数怎么统计”，现在听来有点可笑。出发时在公路上还有团营首长送行，但中途又有人员被叫回，说上级决定取消拔点。尽管上级决定了变动，一排的一些人还是参加了偷袭，事后那排还被授予了集体一等功。

准备中也发生了意外。有一个工兵踩了雷，断了一条腿。几个人一起用担架把他送到团指挥部，据说他是安徽人。曹仁江后来回忆说，断腿的那一条是他一块儿扛回来的。这类突发伤亡在野外很常见，处理得快不代表当时没慌张，但有人迅速行动把伤员送走，能保命就行。

回到战场的即时情况，炮兵之间的配合不是完全受控的。口令下发了，但在实际操作中，班长们出于“多打更保险”的心理，常常超过下达的轮数。像我连那次本来只有二十四发的口令，我们班打了五十一发。炮管被热得发红，现场指挥不得不大声制止。情形就是这样：战场上每个人都想把份额打到极致，生怕少打了影响效果，结果把控制和节奏都弄得紧张。指挥员得靠眼看着、靠肉眼判断指挥，而不是全靠报表。

关于整个战果的数字，各方也有不同说法。连队的即时统计和团司令部的战后总结都给出了各自的数据。团里写的是毙敌七十九人，缴获一批装备和弹药，己方仅一两人受伤；连队的日记和班组回忆里则有分段统计，像一次冲突写着毙敌三十一人、伤十四人，随后还有别的点再记了十多人。这类差异在战争记载中很常见：不同单位看着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观察角度产生不同的统计。

更早一点的时候，师里就对黄泥坝的地形心中有数。师基指炮兵参谋姜传纲后来回忆，师首长认为八里河东山与老山不同，地形太复杂，拔点代价可能很大，于是决定先用小规模的侦察性偷袭探路，再根据摸清的情况决定下一步。这样的决策风格，强调以较低代价试探敌情，不盲目投入大兵团，这是当时战场上见到的决策逻辑。

战事之外的日常也被记下。吃的、睡的、往返的路都是记忆的一部分。那段时间里，大家能记住的细节像压缩饼干、糖水梨、被泥巴吸住的鞋、和晴雨不定的山路。战斗之外，正是这些小事把人的记忆连成线。有人回来后在日记里写下那些细碎的痛楚和沉默的坚持，后来再看，既像帐篷下的一段插曲，也像一堂实战课。

这些记录里还夹着对指挥的评价。有人觉得师团首长做了周密的考虑，能把士兵的安危放在前面；有人用“真菩萨”这样的词来表示对那些不轻易下命令却会权衡轻重的指挥员的敬意。那敬意不是空泛的，是建立在活着回来这件事上的。

夜里回到营地，兵器被放好，大家数着弹痕，有人会哼出一两句小曲儿，有人则一言不发。那天的炮声在耳边回荡，可第二天可能就是新的安排或者新的命令了。战场就是这样，计划可以调整，命令可以变动，但那些曾经背过的钢板、扛过的弹药、踩过的雷，都留在记忆里，难以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