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收回中东路，霸气！可谁在给少帅张学良吃药？

作者：金

张学良接管东北政权后，第一场内部秀是枪杀元老杨宇霆、常荫槐，外部秀则是从苏联手中强行收回中东路。

对于中东路，张学良开始还算谨慎。1929年7月，张学良亲赴北平与蒋介石及外交部长王正廷会晤，商谈此事。

会谈中，蒋介石向张学良明确表态：苏联暗中支持冯玉祥，证据确凿，东北方面应尽快“收回中东路，以防苏俄赤化东三省”。

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不必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拨款数百万都不是问题。

蒋介石怂恿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其实存在私心。

因为当时蒋的地位并不稳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可以将奉系绑上自己的战车。这样，不仅可以用东北军来防范苏联，还可以利用张学良打压其他反对派系。

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张学良信心倍增，随即返回东北，准备强行接收中东路。

7月10日，张学良单方面宣布：由于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不得在中国宣传“赤化”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

当日，东北军开入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军警人员四出接收沿线各站并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苏方路局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被强令解散，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等高级职员全部免职并逮捕200余人。

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由此正式爆发。

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他并不甘心日、俄在东北特权的继续。在他看来，中国虽打不过日本，却未必对付不了苏联，如果把中东路收回并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再转而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的，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赢。”

事后，斯大林极为震怒，随后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中方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并立即释放一切被拘捕的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国民和机关的行动。照会要求三日内作出答复，形同最后通牒。

为显示事态的严重性，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由轮船发往瑷珲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与此同时，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也被苏方破坏。

而在另一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北平召开记者会，公开指责苏方人员利用电讯机关宣传“共产”，并表示国民政府坚决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

斯大林这边也不示弱，其后即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同时要求中国驻苏使节离开苏联。

面对可能爆发的战争，蒋介石尽管口头依旧强硬，应对上却十分谨慎。

7月下旬，苏军在边境绥芬河一带向中方守军连连开枪挑衅，并公然扣留了在黑龙江上行驶的海城号、宜兴号两艘中国船只。中方对此提出抗议后，斯大林同样置若罔闻。

在事态可能失控的局势下，蒋介石以电报指示张学良，苏联虽然只是虚声恫吓，但东北军应“以极镇定的态度处之”，面对苏军的挑衅应力避冲突，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一边是口气强硬，一边又要求保持克制，蒋介石的态度让张学良有些糊涂了。

在苏联宣布断交后，张学良似乎明白过来，中东路这事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其已由一个地方事件升级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但中苏两国为此断交，而且还极有可能在自己地盘上引发战争。

这时，张学良开始有些后悔了：真打怕是不行，可这后面的局势该如何收场啊？

在此期间，南京方面的反苏调门越来越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8月10日发表《告东北将士书》，要求服从中央命令，捍卫边陲，并要求普遍组织国民对俄交涉后援会。

在此引导下，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反苏大会，高唱积极对苏备战。

8月19日，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讲，其大意是：“俄国侵略中国自古有之，本次中东路事件，是其侵略中国不成而施行的武力恫吓，但革命政府决不会被苏俄帝国主义的暴力所屈服；

……俄国人一向轻视中国人，国人更要团结一致，准备一切，誓必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力。“

蒋介石的公开宣言和国民反苏的示威游行，实际上将张学良推到了风口浪尖。交涉失败后，苏联的武装挑衅也逐步升级，并由少量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升到局部战争的边缘。

当年10月，中东路战争爆发。在苏军打击下，东北军以惨败而告终，中东路重新回到了苏联手中。

让张学良感到气愤的是，蒋介石答应的援助丝毫没有兑现，一分钱、一颗子弹都不曾出过。这次的上当受骗，或许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情感伏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