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潜伏”：一对红色夫妻的敌占区岁月

导读

1995年11月，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李正文”这个陌生的名字突然走进了公众视野。实际上，作为特殊战线上的隐形英雄，李正文曾和夫人陈蕙瑛一起，在敌占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

01

苏联的座上宾与阶下囚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1932年1月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进入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他的苏联名字叫瓦夏，主修与情报工作相关的理论与技术。

1936年夏，李正文调到马拉霍夫卡，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时，苏联开始了血腥的肃反，并不断有扩大化的趋势。同住的中国学员索妮不断诬告李正文“每天在家看书，很少到城里去，这是不愿看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光看共产国际1935年大会的报告，不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是不愿学习列宁主义的表现；逢年过节，谁劝也不喝酒，这是不要庆祝苏联成功，”还造谣说：“瓦夏的母亲是日本人，他又懂日文，一定是来搞破坏的日本间谍！……”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5个月后，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5年。

为了洗冤，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反。他的执着终于有了结果，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被遣返回国，于1941年元旦到达重庆。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孙科那里获得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时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也成了李正文的第一项功绩。

02

双重情报工作关系

1941年7月，李正文依据组织的安排，转道香港，乘船进入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与自己的领导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这个干练的苏联特工开门见山地说：“给你半年时间，把工作网建立起来。”

尼克莱还规定，每月5号、15号、25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分手时，他严厉地警告李正文：“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相互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

在尼克莱的领导下，李正文开始了危险工作。为了搞好掩护，他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附属补习学校和上海慈幼教养院的日文教员，还应聘去给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籍人士教日语，同时考入申报馆去做日文翻译。这些职业为他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保护和便利。

李正文到处寻找有用的关系。不久，通过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员裘维琳，发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嵇显庭。他是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大舅兄，时为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的秘书科长，主要负责记录每周五召开的日伪高层首脑决策会议。李正文立即向尼克莱做了汇报，尼克莱非常兴奋，痛快地拿出一大笔钱，指示李正文赶快钓上这条大鱼。

裘维琳按照李正文的策略用金钱说服了嵇显庭，嵇显庭同意每周向他们提供情报。于是，每当周末，李正文便与裘维琳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获得情报后，由李正文亲自带情报回上海。

就这样，日伪方面的高级情报，源源不断地被李正文送了出去。而李正文也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争取了一大批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士，包括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队长是周佛海）、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

李正文还有另一个巨大收获。随着嵇显庭提供情报越来越顺手。他提供的情报，除了日伪高层会议记录外，还有日寇扫荡苏北新四军、日伪联合行动对付根据地的计划。看到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消息，李正文决定违反尼克莱的禁令，想办法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他千方百计找到了苏北根据地的秘密通讯处，将这些情报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陈毅对此十分高兴，后来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03

既是爱人，也是战友

李正文和夫人陈蕙瑛的相识相知，也是因为特殊战线这根红线。

李正文结识陈蕙瑛时，她正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学生，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李正文认为她是很好的培养对象，于是在1942年初，引领她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而随着情报工作的深入，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在升华，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两人既是爱人，也是战友。

1944年以后，日军和伪政权的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国际东方部也已于1943年5月解散，李正文觉得自己返回中共党内的时机到了，就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组织联系。

当时，日伪方面对新四军占领区封锁仍很严密，到处都有军警、宪兵和便衣。陈蕙瑛便假作回乡探亲，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寻党。终于，她克服了种种危险，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1945年9月，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即会见了李正文，李正文终于回归党内。

之后，李正文便按党的要求，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领导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秋，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首的策反委员会，李正文担任委员，陈蕙瑛是机关党支部书记。

不过，当时上海的形势在迅速恶化。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国统区进步人士的镇压不断升级。到1949年春天，陈蕙瑛在外出打探消息时发现，存放秘密电台的那家窗口的信号花盆有点倾斜——显然是有人重新放上去的，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不动声色地赶回家报信。之后便有消息证实，电台果然已被敌人破获，如果李正文还像往常一样贸然前去，定会陷入险境。

危险还在不时地冒将出来。当时，蒋介石嫡系一个军长的侄子，拐弯抹角找到李正文，说军长已拉了四个军准备起义，要共产党给他一个名义。其实，此人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供出了李正文，还大献殷勤地保证一个星期内抓到李正文！

幸而当时，陈蕙瑛负责领导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她接到在上海保密局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月英的紧急通知，获知了这个叛徒投敌的口供。陈蕙瑛马上通知李正文隐蔽起来，这才保护了李正文。

04

共同策反老蒋、小蒋的亲信爱将

尽管环境恶劣，但李正文夫妇仍然在不懈地努力。他们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蒋介石的爱宠——国民党伞兵三团。这是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现代化部队，上校团长刘农畯，是蒋介石的亲信爱将。蒋介石早就准备调他们到台湾，充当自己贴身的御林军。但在李正文夫妇和段伯宇（注：李正文领导下的中共党员，蒋介石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的积极工作下，1949年初，刘农畯弃暗投明，加入了共产党。

刘农畯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伞兵师副师长，1960年以前历次国庆节阅兵，他都亲率我们的伞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之后，李正文夫妇还策反了蒋经国的第一心腹，南京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局长蒋经国）、预备干部总队队长少将贾亦斌，蒋介石装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驻防浦口的陆军少将师长李西开，国民党少将参谋长宋健人，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等国民党将领。同时，把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资源委员会秘书主任杨志信，《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国民党立法委员、上海中国建设服务公司理事长王艮仲，国民党中央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在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也争取过来。

解放后，李正文、陈蕙瑛都在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虽然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因为特殊战线工作者的身份，遭到不实之词的诬陷、打击，但“四人帮”倒台后，夫妇俩重新焕发了青春。李正文担任了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的负责人，陈蕙瑛承担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要领导工作。

李正文于2002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上海安全局所赠的书法条幅：“疾风劲草，青史英豪”，正是他们夫妇一生的真实写照。

据《炎黄春秋》 伊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