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只能做按摩？在美国读全奖博士的他不这么想

从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东方CEO周成刚老师2025年的全新力作《从此，世界在我面前》，书中收录了30个打破常规、向光而行的成长故事。

我们将在公众号持续分享，与您一起见证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轨迹。今天，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张炜军的故事。

张炜军

1996 年生，湖北人

两岁因病失明

2018 年毕业于长春大学

2025年毕业于美国雪城大学

同年拿到伊利诺伊大学博士offer

你一旦是视障人士，从小到大，周围的环境都会告诉你，你只能做按摩。

——张炜军

01

听见世界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这场牵动亿万人心的变革，在之后的 40 余年间，改写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轨迹，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但当张炜军告诉我“中国在 2014 年才有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关于高考改变命运的叙事，对于视障人士而言，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张炜军的人生轨迹里，或许没有大众口中 “高考改变命运” 的典型桥段，但他无疑是通过一次次主动 “选择”，重塑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过去 20多年里，父母始终尽全力为他铺就教育之路。

在老家盲校完成初中学业后，父母将他送到中国优质的青岛盲校继续深造；

2013 年，他通过单考单招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针灸按摩专业；

2020 年，他成为湖北省首位使用盲文考研的视障学子，成功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3 年，在基金会资助下，他远赴美国，进入雪城大学攻读教育文化基础专业硕士学位，在我们采访的当下，他正在努力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和答辩。

张炜军算得上小有名气的 “红人”，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盲人不愿做按摩”“首位考研的视障学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等标签便会映入眼帘。

因此，采访前，我带着满满好奇翻看了他的朋友圈。他那个名为 “张炜军是谁” 的视频号，几乎占据了朋友圈的全部内容，里面记录着各式各样的 “盲人生活”——“盲人留学生回归墓景房（通常墓地旁的房子租金更便宜）”“盲人留学生如何购物”“盲人留学生想穿个烧烤串儿结果扑了个空”…… 其中，一段被他置顶的吉他弹唱格外引人注目，是朴树的《那些花儿》，琴弦震动的声音里，藏着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对生活的温柔。

他的留学生活，和所有留学生并无二致：听不完的文献、一个接一个的小组作业、周末赶 due 的忙碌……他也会去中国超市采购，去健身房锻炼，甚至和同学们一起划过船。那段划船的视频里，他耳朵像雷达般捕捉同伴敲击船桨的节奏，以此锚定自己的位置。他也曾被河岸绊住，但总能沉着分辨水流声与同伴的指引，直到找到正确的方向。似乎，看不见世界这件事，并未真正阻碍他的日常生活。

十分钟后，我们的视频连线接通了。他身处美国的傍晚，我则在北京的清晨，太平洋的壮阔将我们分隔在两端。“抱歉，最近确实有点忙。” 张炜军匆忙上线，他闭着眼睛，语速飞快地说道。后来我才了解到，“听” 是张炜军认识世界最关键的方式。视障人士长期以 3 倍速以上的速度聆听信息，在这样的训练下，他们的语速自然比常人快上不少。

“过去，很多教材、书籍、文献都没有盲文版，我们能获取的信息和知识十分有限。后来移动设备普及了，有了读屏软件，我们才开始借助机器‘听’到盲文之外的世界。”

因为张炜军的介绍，我第一次知晓：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对于视障人士来说竟是一种奢侈。这种受限于 “听” 的信息获取方式，也让他在留学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

张炜军通过“听”来获取手机信息

“大家看文献时，可以用眼睛快速扫描、浏览，轻松抓取重点，但‘听’却不行，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头听到尾，再努力回忆其中的关键内容。而当文献变成英文时，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大很多倍，导致我一开始很难跟上上课进度。”

AI 的出现，极大提升了张炜军的阅读效率。“我会先让它总结出关键信息，再带着这些前置条件去读文献。” 当然，他也并非完全依赖 AI，“它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 AI 也会抓错重点。” 张炜军笑着说道。不过，他仍然要花费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去弥补因看不见而产生的差距。好在人的韧性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迸发出力量，到了第二个学期，张炜军终于能够游刃有余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如今，除了日常的学习和活动，张炜军每周还要做十个小时的研究助理工作，主要研究乌兹别克斯坦融合教育的情况。这是他主动申请加入的课题。“原则上只有博士才能参与，但我去和教授争取了一下。而且我是盲人，融合教育自然是我感兴趣的方向，我也希望未来能为国内的融合教育出一份力。” 张炜军毫不掩饰地谈及自己未来的方向，语气里满是笃定，没有半分犹疑。

02

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指的是残障学生和普通学生在同一学习环境中接受教育。与之相对的是特殊教育，比如盲校、聋校等专门为某类残障学生设置课程和设施的教育模式。

“目前，融合教育做得比较好的，仍然集中在英美澳加等少数发达国家，因为残障学生所需的个性化支持，需要各种配套资源来支撑。”

张炜军介绍道。

张炜军接受采访

融合教育的基础思想最早出现在二战之后。彼时，欧美各国经济迅速复苏，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潮也随之兴起，残障人士的去机构化运动应运而生。其目的是让残疾人脱离看护机构，回归社区，进一步融入社会，与之相应的便利措施也随之逐步建立，才有了如今完善的体系，而融合教育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美国大学新生中，有 9% 是残疾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仅为 0.1%（《2020 年普通本专科招生 967.5 万人，中国残联副主席程凯：“十三五” 期间 每年 1 万名残疾人进入大学读书》）。“美国的大学都设有残障资源中心或残障办公室，以帮助残障人士融入校园，而国内目前缺乏这样的系统性支持。” 但张炜军在研究乌兹别克斯坦融合教育的课题中，学会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中国的经济比乌兹别克斯坦好很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也会比乌兹别克斯坦更有优势，虽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视障学子为例，适配他们的教育资源目前确实存在不足。根据中国残联统计年鉴，2020 年，中国仅有 104 个特殊教育普通高中（部、班），其中盲人在校生只有 1491 人。而我国视障群体约有 1800 万人，其中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就有 500 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资源则更为紧张。在张炜军考学的时候，全国只有三四所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招收视障学子，且几乎都是针灸按摩专业，零星有音乐表演、心理学专业。所以，当他在 2020 年决定考研到北二外时，发现自己成了湖北省首位申请考研的盲人大学生。他需要额外付出大量精力，去了解目标院校是否愿意录取视障学生，还要和教育考试院沟通盲文试卷的制作等事宜。

在北二外读书，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融合教育。他第一次和普通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第一次踏入一个周边没有盲人的世界。学院、老师和同学们给予了他许多额外的照顾，但他依旧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靠他自己去联系不同的人，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重复自己遇到的困难。“当你身处这样的环境，却没有系统性的残障支持时，即使是很简单的需求，也只能靠个人去寻求帮助。” 张炜军解释道。

张炜军操作手机邮箱

与国内尚处于发展初期的融合教育不同，美国雪城大学的系统性残障支持给了张炜军很多帮助。他刚拿到雪城大学的 offer 时，学校的残障办公室就主动联系了他，“他们直接约了一个 zoom 会议，想初步了解我的情况，看看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进入校园后，学校也提供了诸多服务，比如有专业人员带他熟悉校园环境、免费的点对点接送无障碍巴士等，一些基础性需求的申请也已流程化。

此外，学校还给张炜军配备了一对一的残障协调员，帮助他协调资源、对接教授和学校部门等。“我上课时看不到 PPT，所以通常需要提前向教授要 PPT，在课前听完。如果在国内，我只能自己一位一位地去找教授沟通。” 张炜军说道，“当然，国内的教授们都很乐意帮助我，但在雪城大学，我只需要告诉残障协调员，他就会帮我给所有任课教授发送信函（accommodation letter）说明情况。”

身处国外的他，见识到了另一种残障人士保障体系，相对成熟且完善。这些经历也让张炜军更加明确了自己想做的事：

“研究生毕业后，我想再读一个博士，最好和技术相关，这样回国之后就能为残障群体做一些实事，至少能让后来者不再受困于思想钢印。”

03

与思想钢印作战

“思想钢印”，这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的词汇，但在我与张炜军对话的那一刻，却仿佛成为了现实。

“你一旦是视障人士，从小到大，周围的环境都会告诉你，你只能做按摩。”

对于张炜军来说，这就像是在自己的脑中打下了思想钢印 —— 从失去色彩的那一刻起，其他的人生路径似乎就从此消失了。

在这种思想钢印的束缚下，张炜军的确曾 “顺从” 了社会的固有想象，所以才会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了五年针灸推拿。大二时，尽管父母问过他是否要休学参加普通高考，但一时的怯懦让他没能做出彻底的选择。他在言谈间也坦然承认了自己那时的不勇敢：“我那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喜欢针灸推拿，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张炜军出行

直到 2018 年大学毕业后，当他真正开始工作，对针灸推拿彻底的厌恶与对既定命运的不甘，终于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爆发。张炜军决心向那个植根脑海 20 多年的思想钢印宣战 ——

他开始备战考研，并于 2020 年顺利考入北二外，而后成为全国首位取得翻译硕士学位的视障学子，从此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人生。

如今，他偶尔会回想起大二时未能选择高考的那份怯懦，也会忆起小时候的盲校。那里很温暖，却也很封闭，老师和同学永远是同一群人，听到的永远是同一种观点，长大后似乎也只有同样的职业可选。但行走在雪城大学校园里的张炜军清楚地知道，受限的专业通道、缺失的设施和系统、还有社会大众难以撼动的过度同情…… 正是这些未被解决的问题，给视障人士打下了那个思想钢印。

“但我看到过一种观点，说近视也是一种视力障碍，很多高度近视的人没有眼镜，也什么都看不清，眼镜就是扫除这种障碍的辅助器，所以高度近视的人也能正常生活。如果社会对全盲人士的辅助设施和系统性支持能完善到一定程度，我们和普通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差别。”

张炜军说道。

听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张炜军脑海中的那幅图景：在那幅图景里，视障学子都能在普通的校园里接受教育，他们不用再惧怕独自穿行，不用再为一份盲文试卷反复奔波，不用再在 “只能做按摩” 的定论里困守一生。此刻，我也更能理解他对于学业的选择，无论是学习融合教育，还是期待将来在博士学位中结合实际应用，无一不是在为实现这幅图景而努力前行。

张炜军弹奏吉他，他对音乐很感兴趣

当然，社会也一直在进步。

盲道被占的事件屡屡登上新闻，引发广泛关注；

地铁、商场等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允许导盲犬进入，并配备了盲人引导服务；

电梯按钮、指示牌等标志物上也加上了盲文……

无论是抽象的人生发展，还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视障人士乃至整个残障群体的发展前景都在逐渐开阔。

国内的融合教育也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自 2014 年起，教育部开始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后来的学子终于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在张炜军之后，越来越多的盲人考取了研究生，过程中教育考试院和录取学校都为他们提供了诸多便利，比如设置独立考场、制作盲文试卷等。在他之后，盲人考研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有人考上了人大、哈工大，还有人考上了清华在职研究生。

张炜军通过操作盲文点显器来记笔记

“我不敢说这都有我的功劳，但让我欣慰的是，这证明了我走出的这条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随。”

如今，在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当下，张炜军已经拿到了他的硕士学位，并成功申请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信息科学博士，正如他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想再读一个博士，最好和技术相关，这样回国之后就能为残障群体做一些实事，至少能让后来者不再受困于思想钢印。”他确确实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也完成了自我的突破。

“我们可以选择在黑暗中前行，也可以选择走向光明。”

1933 年，一篇名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从此，海伦・凯勒不仅创造了美国第一位获得学位的盲聋人士的历史，还成为了世界各国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必读的励志人物。

而在大半个世纪之后，当张炜军和我在那个周末的清晨，聊起他一次次寻求别样人生的故事时，我深知，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张炜军所打破的思想钢印，终将在成千上万视障人士的大脑里被打破。而这位闭着双眼、语速飞快的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正在创造属于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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