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军区遇袭，罗瑞卿要撤守军番号，韩先楚：我是司令员，我担责

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于内有自然灾害等原因，群众百姓的生活很困难；于外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都微妙，东南沿海地区蒋军还不断叫嚣着“反攻”，甚至专门弄出了一支“蛙人”部队。

为巩固国防，中央想了很多办法，北面一直保留着主力部队，东南也调去了精兵强将。像直面台湾省的福州军区，组织就安排三野名将叶飞、四野名将韩先楚联手坐镇，望能震慑到来犯之敌。

然而，当年被寄予厚望的福州军区接连遇到麻烦的情况，几次还闹得很大，惊动了中央。代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听后都坐不住了，跑到前线视察情况，还说要撤销一支部队的番号。

军人最重视荣誉，撤销番号是极大的打击，对此，福州军区是如何应对？最终沿海的困境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蒋介石在被赶到海峡对岸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打回来的想法，不过他也明白大规模作战很难取胜，因而开始想搞些小动作来造成大陆的社会动荡。

1953年他视察金门时，下令成立一支侦察队，专门在沿海地区搞渗透破坏。

由于这支小队身穿红短裤、脚穿白鞋，配备蛙镜、脚蹼，使得其无论正式名称怎么改，都被称为“蛙人部队”。毕竟培养一个精英不容易，搞渗透破坏的伤亡率很高，最开始他们行动就比较少。

但进入1960年后，蒋介石以为大陆会出现混乱，就开始提出“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并加强军事准备。1962年初更是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积极谋划进犯行动，还借助美国的海空军搞了几场声势浩大的演习。

在这样的背景下，“蛙人部队”也频繁被派出去，对东南沿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一步步加剧局势的紧张，我党自然也做出了应对。同年4月，各级军区就接到“加强战备工作”的命令。

5月中央又发出最高指示，要求各部队迅速整顿备战。6月更是发布《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号召全民提高警惕。

作为准前线的福州军区极为慎重，做好了大打的全面准备，制定了敌派遣十万大军的反制方案。当时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还是比较激动的，作为全军出名的“好战分子”，他希望能给敌人来一个痛快的歼灭战。

只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他预想的场面，反倒是经常有小股部队渗透进来。虽然他们大多是随意开几枪、抓几个老百姓、偷生产大队的牌子，破坏力有限，但在民间造成的影响不太好。

当时国民党就用大船先开近海岸线，再放些小船载人登陆，这样目标小，不易被发现。他们能捞就捞一点，捞不到便插个旗拍照，回去后鼓吹“大捷”，讽刺大陆海防形同虚设云云。

这种伎俩改变不了大局，但确实也能唬住一些人，他们就是想搞“疲兵之策”，尽可能消耗我军士气、打击信心。

那么长的海岸线，要做到完全密不透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彼时解放军的机械化水平又有限，听闻告警后，靠着两条腿赶去支援，可能我方还没到，敌人已跑了。

要想杜绝此类渗透也不是没有办法，把军区作战力量全部压到一线、严防死守，就能起到效果。

但这样做弊端也是明显的，不仅人力、物力、财力是考验，还会带来隐患，即一旦某处防线被集中突破，我方难以调动机动部队来反制，全局都将危险。

韩先楚是我军著名战将，但也没有遇到过这样麻烦的情况，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缺乏应对手段，当时还接连发生了三次恶性事件，让罗瑞卿都来到前线问责。

第一次是敌人趁机进攻我临海哨所，还在沙滩上插了一面国民党旗帜拍照；第二次是在掌握了敌人进攻的情报后，由于出现失误，未能及时拦截，使敌安然撤出；

第三次我军已做了充足准备，但在敌军悄悄登陆时，有战士太过紧张提前开了一枪，导致被敌人察觉、迅速溜走。整场战斗下来，敌人一个没打死，反而自己有人被误伤。

这三次事件，敌人回去后都进行了大肆渲染，导致外界议论纷纷，民众对解放军能否守住海岸线也产生了怀疑。

信心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有时候能影响到大局。为解决危机，毛主席让罗瑞卿亲自去前线了解情况，务必不能再出现此类事件。

罗瑞卿整顿部队很有一套，他抵达后发现这些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确实存在轻敌心理。如果任敌人来去自如，那海防防在哪里？

所以，在跟福州军区领导班子开会时，他话说得特别重，其中“有损我军的威严”、“撤销守卫部队的番号”两句，更是让大多数人额头冒汗。

他震怒之时没人敢反驳，不过在总结回忆上，韩先楚还是开口了：“出了问题，作为军区司令员，应该负主要责任。”

先表明态度，韩先楚接着又委婉为部队说情：向部队传达总长指示时，要做必要的解释工作，要领会总长指示的精神实质。至于撤销番号的决定，我看就不必向下传达了，到此为止。

罗瑞卿自己也是军人，何尝不知道番号对军人的重要，他当初也是恨铁不成钢说的气话，气过了也就过了。

并且罗瑞卿实地走访了一线阵地后，也了解到面面俱到确实太难，所以他同意了韩先楚的说法，但要求务必不能再有此例。

之后韩先楚的确用了很多心思，也起到一定效果，但还是无法彻底根除此类事件。比如1963年的“孤胆英雄”叶中央，他因为以一敌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获得中央表彰，但这事也确实证明了还是拦不住。

韩先楚对此非常苦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作为三野出身的干部，认为老首长粟裕或许有应对之策，便将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请到了福州。

据《粟裕传》所述，粟裕自1958年就退居了二线，但他对国家、对军队的关心从来没停止过，美蒋势力在沿海施压的消息，他也一直急在心里。

此时有机会能出力，他是非常乐意的，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份不合适，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应先上报军委审阅，等上面给出批复意见再讨论。

直来直去的韩先楚可不管那么多，让粟裕畅所欲言，大家都是军人，只要能为国家好，无需那么多拐弯抹角。

粟裕先前就担心自己发言可能会干预福州的部署指挥，眼下韩先楚如此诚恳，他也不再推托。直言按照目前的情况，如果只是在近海，把上岸的敌人赶回去不难，想全歼却不容易，这样造成的效果有限，还会利于敌人的宣传。

既然防不住、追不上，那不如改变想法，诱敌深入，然后关门打狗。把敌人打痛几次，他们就不敢再来了。

这个想法跟毛主席的战略不谋而合，主席多次强调：“对付小股袭扰的敌人，在打法上应首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大胆迂回，断其后路，并设法击毁其船只，围歼上岸之敌。”

原先韩先楚一直是想要御敌于外，不让敌人上岸，但这太依赖海、空军，现实情况根本做不到，粟裕的建议和毛主席的指示倒是给了他另一种思路。

之后韩先楚开始研究新的作战方案，海防适当地让出口子，等敌人登陆后，再形成一个包围网去捕捉。陆军进攻“蛙人”，海军专打运输舰艇，这样敌就是人、具两空。

为能实现这一目标，韩先楚组建了舰艇更小、动作更灵活的海上快速反应部队，敌不是喜欢搞突袭吗？我们就在他之后再搞突袭。

一套动作下来，国民党的“蛙人”部队再也没取得什么“成绩”，从1963年到1965年，其派出的90多股小分队全部被歼，1000多国民党精锐都没能逃脱。到1966年，蒋介石发现投入与收入完全不对成，就取消了这不切实际的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