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长沙一寡妇家门口停满小轿车，邻居打听才知都是中央领导

建国后，1951年的一天，长沙老街的一位寡妇家门口，突然停满了小轿车。

这些车辆的到来，惊动了邻居，他们打听之后才知道，来的竟然都是中央领导。

那么，房子里住的那位妇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真实身份呢？

这位妇人名叫郑家钧，她出生在长沙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早早去世，丧期刚过，父亲就把她送去做了童养媳。

她在婆家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每天干不完的活，还要挨打，甚至都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被婆家直接称作“细妹仔”。

十四岁那年，她趁一家人熟睡，偷偷带上一个小包袱，翻墙逃出了那个院子，一路靠乞讨、捡破烂走到了长沙城。

她靠在街边卖早点、洗衣服、做针线活，换来一口饭吃，但真正让她站稳脚跟的，是那双灵巧的手。

她从小做针线活，虽说都是给婆家缝缝补补，可针线的功夫却也练了出来。

长沙是湘绣的发源地之一，她在一次为人缝补衣裳时被一个湘绣坊的老师傅看中，收做了临时工。

没有名分，没有工钱，只有一天三顿饭和住在绣坊后院的权利，但她心甘情愿。

她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也用这一针一线，将曾经凌乱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补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长沙街头，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反帝呼声高涨，而郑家钧，就在这样的浪潮中，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一日，一艘载满日货的商轮即将靠岸，人群浩浩荡荡地朝湘江码头奔去，郑家钧也在其中。

游行队伍抵达码头时，日轮已然靠岸，军警荷枪实弹列队阻拦。

郑家钧站在靠前的位置，正打算举起标语牌往前冲，突然身侧一阵骚动，只见一个瘦削挺拔的青年从队伍中冲出，直奔警戒线。

他戴着圆边眼镜，身穿朴素长衫，眉宇间一派英气。

“他是谁？”郑家钧听见有人在她耳边低声问。

“夏明翰，工人代表！”另一个人答。

她刚记住这个名字，还没回过神，前方就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口对准的，正是那个冲得最前的青年。

郑家钧没有犹豫，猛地冲上去，一把将那青年推倒在地：“趴下！”

枪声再次响起，她只觉得肩头一震，像是被烧红的铁棒戳了一下，接着就是一阵剧痛。

子弹擦过她的胳膊，撕开了衣袖，血顺着手肘滴滴答答落下，夏明翰反应过来时，她已经倒在他身上。

混乱中，他们被好心人搀扶进附近的屋子，夏明翰亲手为她包扎伤口，手指略显笨拙，郑家钧忍着疼痛看着他，心里泛起奇异的暖流。

从那天起，夏明翰经常来看她，他从一开始的歉疚，到后来的关心，再到逐渐习惯在她病床前说上一两个小时话。

两个人渐生情愫，而他们最终在一起还是由毛主席推了一把，1926年秋，他们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婚礼。

婚礼上，郑家钧没有穿凤冠霞帔，只是一身素净的棉布衣裳，但笑容灿烂得像窗外的阳光。

夏明翰看着她，低声说：“以后不论风雨，我们都不散。”

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被捕。

一个雨夜，夏明翰披着一件灰色油布斗篷走进了家门，郑家钧见状焦急不已。

夏明翰看着她良久，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坚定：“老蒋动手了，上海的同志死了很多，长沙很快也撑不住。”

郑家钧她低下头，手指紧紧揪住自己的围裙一角：“那你怎么办？”

夏明翰缓缓将她搂进怀中：“我要走一趟武汉，组织安排的，有危险。”

她的身体一震，倔强地抬起头看着他：“不能去！你不是刚接到省委的新任务吗？不能去，听到了吗！”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纸包，她接过来，打开，是一颗红色的珠子。

“好好的，干嘛送我这个？”她强作欢笑，话却说得颤抖。

夏明翰轻轻一笑，将她的手包住那颗红珠，低声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件首饰？我也就这个了，以后想我了，就看看它。”

纸包的内侧，还有两句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她哽咽着念完，眼泪已经溢出眼眶，匆忙送别了夏明翰。

但不久后，夏明翰就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酷刑，没有吐露任何情报，敌人最终决定将他杀害。

1928年3月20日清晨，汉口余记里刑场，夏明翰从容不迫地走上刑场。

“还有遗言吗？”国民党军官问。

他笑了：“有，给我纸笔。”

他在一张粗糙的纸上，奋笔疾书，写下那惊天地、泣鬼神的20个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刽子手举枪的那一刻，他无畏仰首，脸上没有一丝惧色。

狱中，他还留下了三封遗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姐姐，还有一封给他的妻子郑家钧。

纸张沾血，那是他咬破手指，以唇相印，在信末亲留的一枚“血吻”。

他在遗书里写道：同志们曾说过，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妻，我一生无怨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泣泣泪涟涟……

当这封遗书千辛万苦地穿越封锁、穿越战火、穿越牢狱，最终被党组织辗转送回长沙时，郑家钧正推着装满纸盒的木车走在长沙最冷的一条街巷。

那天是她女儿满周岁，她原本打算省出五分钱，买一个红鸡蛋给孩子庆生，接过那封信的瞬间，她跌坐在地。

她攥着那颗红珠，捧着血吻信，痛哭失声，几乎昏厥过去，她没有告诉邻居，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起丈夫的牺牲。

她只是默默收起遗书，把红珠缝进贴身的小布包里，从那天起，她再未穿红色衣裳，再未梳过发髻。

自从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就一直住在湖南，独自一人抚养女儿。

长沙解放后，她搬到城南一条老巷里的一处普通平房，街坊们平日叫她“郑大姐”，谁也不知道她的全名，更没人听她讲过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她总是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头发简单挽在脑后，脸上没有表情，却从不冷漠。

谁家孩子磕了碰了，她一边忙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还能低声叮咛几句；谁家婆媳吵架，她在院子角落晾衣服，听见了，也只轻轻叹口气。

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只知道她靠糊纸盒、绣手帕为生，手艺极细致，虽然眼睛已经花了，但线一穿针准得像是量过尺。

街坊们都很佩服郑大姐，一个女人，丈夫早亡，战乱中拖着一个娃跑了大半个中国，眼睛做坏了，还能靠一双手撑起整个家。

直到那一天，老巷里的宁静被打破了，那是1951年初春，那条小巷里开进了许多小轿车。

众人还在议论的时候，一群穿着整齐的干部从车上下来，其中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一眼扫见郑家大门，脚步一顿，眼眶猛地泛红。

他快步上前，像是终于找到一位多年寻觅的亲人般，握住了郑大姐的手：“老嫂子，可把你找到啦！”

一句话，把街坊们全都听懵了，郑大姐愣住了。

待老者拉着她的手走进屋，站在窗下，那斑驳的光影照在他的脸上，她的瞳孔一缩，嘴唇颤抖着开口：“李维汉同志？”

他们一个个站起身，默默看着这位独自隐姓埋名多年的烈士遗孀，眼中满是敬意和愧疚。

原来，他们是从北京专程来找她的，是组织找了她好几年，一度以为她已在战乱中殉难。

细细一查，才锁定了她的踪迹，来人恳请她随他们去北京安置，说组织有完整的抚恤和安排，女儿也能就学进京，不必再为三餐劳苦。

她沉默良久，轻轻摇头：“我还有手，还能动，不想麻烦组织。”

后来，还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她的女儿被接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实行供给制，终于不用再为学费忧心。

而她本人，却坚持留在长沙，继续在街道工作，清晨扫地，傍晚巡巷，默默做着社区里最基础的事，从不提过往，更不张扬身份，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