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企业史读书会第54期纪要】附下期预告

【编者按】2025年12月4日晚，第54期企业史读书会在线上如期举行。本期读书会围绕国外企业史权威刊物刊登的3篇英文论文召开讨论，三位主讲者分别为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背景，探讨了企业史领域的多元方法论。

另第55期读书会将在2026年1月8日（周四）晚上举行，由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与华东师范大学赵晋联合主持。本期读书会恰好是2026年的第一个月，也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个月，我们将邀请国内目前活跃在新中国企业史研究领域的一批青年学者参加，共同探讨与反思新中国企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推荐企业史相关阅读书目。

于2025年12月4日结束的第54期读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主持，讨论以选读企业史论文的形式进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宁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福州大学、上海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福建商学院、台北教育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硕博士生及其他史学研究者共80余人参加。

本次读书会旨在通过对三篇前沿文献深度研读与讨论，拓宽研究视野，探索企业史领域的多元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肖锡宙首先汇报了Carry van Lieshout等人发表于《企业与社会》（Enterprise & Society）2025年第2期的文章“Beyond the Elite: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Britain, ca. 1880s–1910s”。该项研究扩展了传统企业史聚焦于商业明星或世袭贵族的“精英”视角，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公司董事群体，以此考察1880-1910年英国商业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肖锡宙认为，该文章采用网络分析处理数据的方法值得学习。作者充分利用了《董事名录》（Directory of Directors）包含的数据信息，通过构建“公司-董事”二分网络进行社群发现和动态分析。其核心发现有三：第一，尽管研究时段内公司数量和董事规模急剧扩张，但网络的整体连接密度并未稀释；第二，金融与产业的疏离关系在文中得到关注，虽然银行与制造业的关联显著弱化，而保险公司凭借其连接“枢纽”的特质，替代银行成为资本与信息网络的新核心；第三，网络当中的“社群”形成逻辑从基于地理邻近演变为基于产业链展开。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将英国董事网络的形成建立过程与中国近代银行董事网络的情形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中国近代的董事网络主要服务于巩固经营权、构建信息信任圈和风险共担等具体功能，与英国董事网络的形成逻辑形成鲜明对比。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提出应关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承担的角色，并补充说明了对应时期英国董事制度的概况，认为在研读论文时应与历史背景信息有机结合。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李玉教授展示了北洋时期中国公司董事实际运作的图景，为理解近代中国的董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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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陈雨思评析了Yuan Jia-Zheng等人发表于《企业史》（Business History）2025年第1期的文章“The metamorphosi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1953-2001): Inward internationalisation, technological transfers and the making of a post-socialist market”。该文引入国际商务理论中的 “内向国际化” 概念，用以描述现当代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并强调中国汽车产业通过技术引进、合资合作等方式与国际经济体系发生的深度互动。文章将1953至2001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前期技术仿制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为特征的合资企业探索，以及1990年代后民营企业崛起与产业链深化阶段。陈雨思认为，该研究通过提供不同阶段中国汽车企业的案例，主张中国汽车工业的国际化符合“渐进路径”，即技术转移先于市场成熟，具体表现为以大众为代表的合资企业在“内向国际化”进程中取得商业成功。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曲冠青首先就文章使用的“内向国际化”概念提出了疑问，认为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具体构建。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助理教授吴未关注到文章使用乌普萨拉模型（即企业国际化渐进理论）分析当代中国计划经济与转型经济时期的工业发展情境，并针对其适用性开展讨论。李玉教授指出，新中国以来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当中的行业特性值得挖掘，合资模式成功的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图2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甘霖分享了Lara Pecis等人发表于《企业史》（Business History）2025年第2期的文章“The strategic realignment of paradoxical family and business goals in family business: A rhetorical history perspective”。该文章以一家经历三代传承的意大利家族企业为案例，引入“修辞历史”作为分析工具，强调企业如何战略性、选择性地叙述历史，以调和矛盾、构建共识。文章内容围绕两大核心悖论展开，即“家族和谐”与“企业增长”的冲突，以及“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管理”的矛盾。研究发现，企业并非被动承受这些矛盾，而是主动地、战略性地通过重构和叙述自身历史，追求达成新的共识。李甘霖认为，一方面，修辞历史可作为家族企业动态管理悖论的有效工具，该方法揭示了历史不仅是客观过去，也是可被动员的战略性资源；另一方面，修辞历史可能掩盖权力不平等的后果，“共建”的叙事此时仅意味着权威主导下的共识。

在自由讨论环节，林立强教授从What、Why、How三个层面，对西方管理学界的rhetorical history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地剖析，并介绍了自己对企业史与现实结合时如何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体会。吴未助理教授从关于修辞史与口述史方法异同，以及如何应用于中国本土案例研究的两个实践性角度对讨论进行了延伸。

图3

在总结环节，李玉教授再次强调了历史学者的本位与责任。他指出，企业自身的修辞史旨在强化认同、凝聚利益，而学术研究的历史则应保持批判性距离，对历史本身负责。兰日旭教授将三篇论文的精髓概括为“两篇方法，一篇概念”，认为它们共同展示了通过新方法与新概念切入“老问题”所能带来的活力，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开展研究，最终都应服务于深刻的“问题意识”。高超群研究员在最后总结中指出，中国企业史研究需要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多元方法，审慎锤炼理论概念，最终目的是形成既能深刻解释中国经验、又能与国际学界展开平等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

本次读书会历时2小时有余，在22时左右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