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

“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1946年2月的上海，黄昏的天色沉沉压着人心，军统局里，气氛有点不对劲，办公室里烟味呛人，戴笠的秘书快步推门递上一封灰色信封，嘴唇抿得死死的，像在压住什么。
戴笠当时正低头圈阅文件，听到门响头也没抬，随口问了句：“又是哪路人告状？”
秘书没敢多说，只把信放在他桌角，信封没署名，只有一行苍劲的毛笔字：“军统局内有地下党！”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戴笠的神经，他猛地坐直，眉头拧成一团，军统这些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但“地下党”三个字，足够让所有人都冒冷汗，他把信拆开，信纸上只寥寥几句，直接点了名：李时雨。
戴笠盯着这个名字，嘴角突然浮起一丝笑意，他把信纸往桌上一扔，像是看到什么荒唐的笑话，随口嘀咕：“这不可能。”
气氛就是这样突然紧张了，有人悄悄传话，说戴老板今天心情不太对，李时雨是谁？上海滩上的人都知道，这位李组长，北大毕业，汪伪政府里混得风生水起，后来又被军统高价请来，专门管情报和接收敌产。
戴笠对他很信任，说过他“比谁都精明”，还开玩笑叫他“李眼镜”，意思是有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
但也有人悄悄议论，李时雨平时太低调，饭局上喝酒从不多说一句废话，谁找他打听事情，他只笑笑，跟你聊天气，上海这种地方，谁越是“正经”，谁就越让人忌惮。
戴笠心里其实也明白，局里从来都不太平，自从抗战胜利后，军统、中统、地方保安队，上海滩上的各种力量都想着分一杯羹。
李时雨管着接收敌产，油水大，利益多，谁都盯着，有人告状，本来也不稀奇。
但这次不一样，地下党，这仨字不是随便能往人头上扣的，戴笠把李时雨叫到办公室，气氛像拉满的弦，李时雨一进门，戴笠没说别的，先盯着他看了半分钟，然后突然笑了，语气很轻：“老李啊，有人说你是地下党，你怎么看？”
李时雨没急，眼镜片后那双眼睛很平静，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只是把手里的笔放下，耸耸肩，淡淡地回了一句：“要是有人怀疑我，为了局里清白，我可以停职查一查。”
戴笠看着他，半天没说话，屋里静得只听见钟表的“哒哒”声，就在这时候，戴笠突然把举报信揉成一团，往废纸篓一扔，挥挥手：“行了，你下去忙你的。”
李时雨走廊里走出来，脸色很平静，但手心已经渗出汗，他知道，这事还没完，但他更清楚，自己必须演好每一天，后来有老同事回忆，说李时雨“城府深，耐得住寂寞”，这种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
事情表面上就这么过去了，可军统这种地方，风声总是比人走得快，三个星期后，局里还是有人不死心，背后又递了几封匿名信，说李时雨和沈维翰有过节，这次举报其实是两派争斗的烟雾弹。
有人打听消息，李时雨还是那副淡定样，照样上班，照样下棋，谁都看不出他心里有什么波澜，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其实在军统局里，戴笠用人，有自己一套标准，他最看重的，是谁能办事，谁能帮他稳住上海的局面，李时雨进军统之前，后台调查得很细，履历干净，在汪伪政府里“表现可靠”，最要紧的是，他从来不沾派系，不跟谁走得太近，这种人，戴笠最喜欢。
而且，李时雨在接收敌产和搞情报时，手腕很硬，办事又公道，有人试图拉他下水，他一律冷处理，戴笠觉得，这样的人，最多是太聪明，不太像内鬼。
但上海这个摊子，水太深了，戴笠自己也承认，局里人多嘴杂，派系矛盾大，沈维翰和李时雨之间有过几次争执，表面上为公，背后都明白是为了利益。
有人说，戴笠之所以不深查李时雨，就是怕引起更大的内斗，把局里气氛搅得更乱。
时间来到1946年3月，戴笠突然坠机身亡，这一下，军统局里天都变了，李时雨的保护伞没了，沈维翰趁机发难，短短几天，李时雨就被“请去喝茶”，软禁在南市监狱，可是刑讯逼供，软硬兼施，李时雨咬牙顶住，他知道，只要自己不松口，对方就没证据。
狱中最难的，是孤独和煎熬，有人说，李时雨晚上睡觉前，会把手指咬破，用血在纸上写下密信，托人带出去，监狱外面，他的妻子孙静云，天天奔波，四处找人营救，但始终没能见上一面。
监狱里，有人开始怀疑：李时雨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有人说他不像，有人说他太像了，沈维翰一度想加大力度，但始终找不到直接证据，最后只能长期关押，想等他自己露出马脚。
1949年5月，上海大街小巷都传来解放军即将进城的消息，南市监狱门口，一辆军车停下，解放军战士推门进来，有人喊了一声：“李时雨在不在？”监狱长战战兢兢带路，李时雨被带到院子里，阳光刺眼，他半天没缓过神。
出狱后，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李时雨见到了刘少奇，老领导仔细问了他这几年怎么挺过来的，李时雨只说：“我没什么本事，就是记得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