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荆门军史话-荆门军知军官员

从现存史料的零星记载中仔细梳理，两宋时期荆门军知军的名录共出现 81 人，其中北宋有 26 人，南宋有 52 人，另有 3 人的任期如同雾中的兰草，难以厘清具体脉络。南北两宋的国祚时长相差不大，可知军的数量却悬殊得如同天上的云彩与地上的泥土。这其中的奥秘，就像一幅没有完全展开的古画，需要从制度的细微褶皱和史料的厚重烟尘中去探寻真相。

北宋初期，知州的任期还带着五代时期的遗留风气，像春天的柳枝一样摇摆不定。虽然 “一年一考课、三年一迁转” 的旧例依然存在，但执行起来却像断线的风筝，难以抵御现实中的各种变动。直到中央多次颁布诏令整顿规范，在哲宗朝之前，还大致遵循 “三年一任” 的制度规定，可之后就像江河改道一样，两年或两年半的任期逐渐成为主流。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的任期乱象丛生，就像生病的树木胡乱生出枝丫 —— 荆门军知军的实际数量比制度预设的明显要少。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史料流传过程中有所缺失，北宋的文献散失比南宋更多，如同长河淘沙，不少记载被遗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北宋时期在荆门军任职期满的官员相对较多，他们的离任如同秋叶静静飘落，没有留下太多值得记载的波澜。​

到了南宋，荆门军知军的任期更像屋檐下的急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洪适上任之前的二十年里，“文官接连任职的就有十一人”，平均每任只有两年左右，这些官员就像驿站里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在 1147 年至 1165 年这十八年间，有记载的知军多达 10 人，除去其中三年没有记录的空白期，平均任期短到只有 1.5 年，就像花期短暂的牵牛花，转瞬即逝。在这些知军中，赵士初、王之望偶尔有长达三年的任期，如同荒野中挺立的孤松，显得格外难得；而洪适、魏震却接连只任职一年多就离任。姚岳因为整顿训练民兵有功，得以留任一年；可到了孝宗隆兴二年（1164 年），竟然在一年内两次更换主帅，官员更替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

陆九渊满怀壮志赴任，却遗憾地在任上去世，此时他的任期也才刚刚满一年；庆元四年（1198 年），郑如崈、孙叔豹更是因为治理政务不当、行事乖张，相继被罢官，官员任免就像舞台换角一样仓促。从北宋 “三年一任” 的制度规定，到南宋 “两年一迁” 的实际情况，官员的频繁流动就像受惊的鸿雁掠过水面，在荆门军的治理版图上，只留下淡淡的、如同雾气般模糊的履职痕迹。​

苗书梅在《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中剖析的 “任期三弊”，放在荆门军的情况中来看，就像一面明镜，清晰地映照出问题所在。第一，政务如同水上浮萍，难以巩固根基。洪适在《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中，痛斥茶商与官吏相互勾结，不断增加赋税，像剜掉身上的肉来修补伤口一样剥削百姓，这正是政务缺乏稳定规划、没有固定章法的弊端体现。第二，胥吏势力不断壮大，如同蚂蚁侵蚀巨大的堤坝。

陆九渊到任时，官府仓库空空如也，他感慨 “连年接待应酬，实在难以承受”，而官员平均每年两次的迎送应酬已经成为常态，“财政连续三年都被接待费用占用”，这种情况就像蛀虫慢慢啃空房屋的栋梁，让地方财政日益空虚。第三，迎送往来的应酬耗费巨大，如同滚烫的开水浇在雪上，瞬间就将资源消耗殆尽。除了地方官员的频繁更替需要应酬外，高级官员巡视边境经过荆门军，更让驿站的负担如同烈火烹油般加重，地方财政的困境愈发严重。​

南宋朝廷虽然在绍熙四年（1193 年）严令极边、次边的二十三个州郡实行 “三年一任，任期满后晋升提拔” 的制度，但这一规定却像风中的纸鸢，难以落地。庆元年间，荆门军三年内连续更换三任知军的混乱局面，彻底揭露了制度终究敌不过现实的阻碍，一纸诏令难以约束官场中官员频繁流动的现状。​

荆门军知军任期的变化，就像一面浓缩两宋地方治理状况的镜子：制度设计如同精美的织锦缎匹，看似完善华丽，可实际运行起来却像用破旧棉絮修补的衣物，漏洞百出。当官员像候鸟一样频繁来去，地方治理就成了没有根基的树木，难以茁壮成长；而胥吏则趁机扩张势力，如同猛虎般欺压百姓。在那些短得像早晨露水的任期里，多少官员兴利除弊的宏大愿望，都化作了一场春梦；多少百姓亟待解决的困苦，都随着呼声消散在风中。陆九渊等人的叹息，洪适等人的奏疏，终究抵挡不住官僚体系自身的惯性漩涡。最终，荆门军在 “三年一任” 的制度规定与 “两年一迁” 的实际情况相互拉扯中，成为了制度失灵的典型例证，在厚重的宋史长卷上，留下了一道深浅不一的治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