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事件】邓晓芒与郭齐勇的论战

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场重大论争，莫过于邓晓芒与郭齐勇关于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的激烈辩论。这场肇始于2002年的学术交锋，表面上是关于儒家经典中一个具体伦理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却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伦理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等根本性问题。

论战一方是深耕中国哲学与儒家传统、致力于传统价值现代转化的郭齐勇，另一方则是专精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理性批判与启蒙精神的邓晓芒。二人学术背景与思想进路的差异，使得这场论争成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辩论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哲学领域，而是扩展到了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形成了跨学科的学术对话。正如陈乔见在《逻辑、理性与反讽》一文中所指出的，这场争论"关乎对儒家伦理及其现代意义的评价"，也关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

【论争的源起：舜该不该背着杀人的父亲逃跑？】

这场影响深远的哲学论争起源于2002年，刘清平教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孟子》中记载的舜帝案例体现的是一种"腐败"行为。《孟子·尽心上》中记载了舜对其父瞽瞍杀人行为的处理方式："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刘清平认为，舜选择背着父亲逃走以避免法律惩罚，这种做法是将家族利益置于社会公义之上，本质上是一种徇情枉法的行为。这一批评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前提之上：公民社会的普遍伦理应当高于血缘伦理的特殊主义。

【论争的白热化：郭齐勇和邓晓芒先后下场】

这一批评迅速在哲学界引起反响。郭齐勇教授于2002年组织学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多个角度对刘清平的观点进行反驳。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入《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一书，成为论争中的重要文献。郭齐勇教授认为对儒家'亲亲相隐'伦理观念的批评是基于对历史语境和儒家思想整体性的忽视，是用现代法律观念生硬地裁切古代伦理。因为在其看来，"亲亲相隐"不仅不是腐败的根源，反而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抵抗皇权专制、保护私人领域的积极作用。

2007年，邓晓芒教授发表《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标志着论争进入新的阶段。邓晓芒站在新批判主义的立场，系统地阐述了对"亲亲相隐"伦理观念的批判观点。

随后，陈乔见等四位学者撰文回应，邓晓芒又发表《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进行再反驳，使得论争不断深入和扩展。在邓晓芒看来，这场论争绝非单纯的学术考辨，而是关涉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大问题。他在《世纪之风：中国当代文化批判与人文建构》中明确指出："我认为，影响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是对中国最根本的改变......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呼吁并将自己的全部学术研究都集中于对启蒙思想的梳理和深化的原因。"这种自觉的启蒙立场，使得邓晓芒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带有鲜明的现代性诉求。

【文本之争：孔子到底在说什么？】

经典文本的解读差异构成了论争的首要交锋层面。

郭齐勇强调，"亲亲相隐"在儒家经典中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伦理考量。《论语·子路》中记载的"叶公语孔子曰"一章，通常被理解为孔子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认可。支持郭齐勇的其他学者也认可，这种"隐"并非简单的包庇犯罪行为，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伦亲情的维护。因为在先秦时代，法律制度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血缘伦理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亲亲相隐"具有维护社会基础秩序的意义。

郭齐勇进一步指出，历史上的"亲亲相隐"制度实际上对平衡、抵制皇权专制之连坐和鼓励告奸等方面有不容否认的作用，"合乎人性"；而且在今天，我们如真正继承这一伦理法文化传统，修正完善《刑事诉讼法》，也可以避免如佘祥林案中当事人与其亲属遭到的冤屈与侮辱，保障人权，更"合乎人性"。在法律制度上肯定亲属相隐，正好是最人性化的，最能避免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私权与弱者的。

邓晓芒则从现代法理和普遍伦理的角度，对"亲亲相隐"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儒家这种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伦理，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普遍主义伦理存在根本冲突。在《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中，邓晓芒指出："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家庭伦理，而家庭伦理的放大就成了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这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契约精神是相悖的。"在邓晓芒看来，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亲亲相隐"也并非无可指责，而是有其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在现代社会更加凸显。

【西方经典的援引：苏格拉底同意儿子告发父亲吗？】

西方哲学经典的援引与解读是这场论争的另一个重要交锋层面，这也凸显了双方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差异。

邓晓芒在《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通过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分析，试图证明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控告父亲杀人的行为是"鼓励甚至赞同"的。他认为，苏格拉底虽然对游叙弗伦的"虔敬"概念进行了质疑，但对子告父罪这一行为本身是肯定的。

这一解读遭到了郭齐勇教授及部分学者的反驳：陈乔见在《逻辑、理性与反讽——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教授商榷》中指出，邓晓芒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存在严重误读，忽视了苏格拉底对话中典型的反讽修辞，陈乔见认为，苏格拉底并非赞同游叙弗伦告父，而是通过反讽的方式对这一行为进行质疑和劝阻，这一文本解读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差异以及哲学诠释方法的不同。

陈乔见进一步论证道："读过柏拉图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著作除了书信外，都是对话形式，其大多数篇题就是以对话者的名字命名。柏拉图对话，尤其是早、中期的对话（学者一般认为《游叙弗伦篇》属早期对话），具有明显的戏剧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对话形式特别适于把握苏格拉底的反讽，一部真正的对话就是一出戏剧，和一切戏剧一样，重要的不仅仅是说了些什么，还要看做了些什么，有时后者特别重要。'因而，对于理解柏拉图的对话而言，戏剧人物和背景的了解必不可少。"这种对西方经典文本的细致解读，体现了论争的学术深度。

【深层冲突：文化特殊主义vs伦理普遍主义】

这场表面关于具体伦理观念的论争，深层次上是文化立场与哲学方法论的冲突。

郭齐勇所代表的文化特殊主义强调儒家伦理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特殊性，反对用西方现代性标准简单评判中国传统思想。这种立场背后是对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的坚持，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同。

邓晓芒则持守一种伦理普遍主义的立场，强调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普遍标准。他从康德哲学中的"普遍立法"原则出发，认为任何伦理准则都必须经受理性的普遍性检验。在邓晓芒看来，过分强调文化特殊性会导致相对主义，阻碍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他在《世纪之风》中明确表示："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已经不可动摇，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已经不可能恢复原样，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已经使传统社会的封闭性面临灭顶之灾，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已如世纪之风无孔不入，使底层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场论争的一个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对启蒙理性的反思。邓晓芒的立场代表了启蒙理性的延续，强调批判、理性和普遍主义。而郭齐勇的立场则体现了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强调传统、语境和文化特殊性。这两种立场的交锋，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道路不同思考的体现。

【未完的对话：中国现代性的双重思考】

邓晓芒与郭齐勇关于"亲亲相隐"的论争，虽然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但这场对话远未结束。它不仅深化了对儒家伦理的理解，也推动了中国哲学界的方法论自觉和理论创新。这场论争的意义不仅在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更在于它展现了中国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场论争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复杂心态和艰难选择。无论是邓晓芒的批判启蒙，还是郭齐勇的创造性转化，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二者的对话和交锋，共同丰富了中国当代哲学的思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