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200万军队为何消灭不了后金几万部队？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问，比如：为何不足百万人口的后金灭亡了人口近2亿的大明？这实际上有些玩文字游戏。

因为战场上，不是200万对几万，也不是百万和2亿直接对抗。

但弱小的后金的确灭亡了强大的大明，这一点上，确实是值得讨论的——虽然这种讨论已经有过千百次。

一、纸面兵力与战场现实的鸿沟

明朝理论上维持着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常备军。根据《明史·兵志》记载，明初军户制度鼎盛时期，全国军户约有二百万户，按每户出一兵计算，常备军力确实惊人。朱元璋时，全国总兵力120万，朱棣时的峰值是270万，然而到了崇祯年间，这套体系早已名存实亡。

但明朝不能把120万军队一起摆在努尔哈赤面前，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0来万人。因为10万人的调动，已经是明朝后勤的极限。

这里我们来看看熊廷弼在辽东溃败之后的将领调动，由于久经战场的将领阵亡多达四五百名，所以只能从其他边镇，以及内地调动将领，数量为100余名。

九月，熊廷弼曰，辽为残兵者，逃阵之余，生气垂尽。为额兵者开原、清、宽、抚、叆与营翼并已消亡。为募兵者，朝投暮遁，听警骇飞。为援兵者，羸弱应命，马毙甲穿。既以怯丧中国之积威，又以虚糜重海内之隐祸。自丧败来，总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员，零碎弁流，称戈胆落，故意刺马，觊免出征。辽人侵染胡俗，贼杀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闻公家之役，怨不绝口。贼遣行奸细，输情用命。军法能行于各将，各将不能行于逃军。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惟有哀鸣涕泣而已。于是选于各边将领，征调江应诏等九十六人：

江应诏、毛有伦、王有光、王国菜、姜、倪宠、王秉忠、刘芳声、艾穆、蒲贵、张定、潘洪、陈文魁、吴富、金城、谢子尤、王世卿、黄玺、郭登选、黄士英阎正名、夏国卿、张总、方承勲、麻峇、崔承恩、张万化、邢进邦、李承芳、冯大梁、尚志弘、邓科，李秀、王永祯、戴名、袁大有、沈应业、薛拴住、张斌、李荣、李蒲化、何光先、杜文焕、杜勇、孙雄、尤岱、侯体乾、侯世禄、马雄、武贵、叶光先、张治化、田茂，梁仲善、孙光禧、郭虎、田应龙、鲁胤昌、王汝金、保国忠、罗一贵、杨肇基、祁煌、张世胤、戚金、陈九思、陈策、陈寅、童仲揆、张大道、张世应、雷安民、韩锡、王荩，郭惟宗、陈一龙、王兴业、许承明、萧声、钱世桢、张国栋、张惟德、王成龙、张思仁、李表、张应邻、陈与王、王千斤、徐武、石应罗、芦无敌。

又请罪将四人：张名世、周敦吉、张神武、庄安世。荐邢慎言兵备，高出、胡加栋监军。已，又谓大将李如桢不能直守沈阳，而坐视开、铁之丧，法宜褫。道臣韩原善力任恢复，请救沈阳责成之。廷又捧尚方剑，系逃将于辕门，数之曰：从张承胤而逃，从杜松又逃者非刘遇节乎？临阵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应者，非王捷乎？铁岭既陷，弃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众曰然，即麾斩之。乃设六坛，以祭死事诸文武者，大哭致哀。开原推官郑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贾朝辅为回乡击鼓而见军门。廷弼问其故，则抚顺生员也。奴竞克北关，而后并力于沈辽。于是亟调李怀信、朱万良出关，而以何奋武住山海。

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陈策、张神武、罗一贵等等。

明朝为了调动兵马，甚至连土司兵都用上了，比如秦良玉、奢崇明等等，最终还引起了奢安之乱。

所以，明朝最多能够调集10万兵力与后金作战。而努尔哈赤的兵力在其起兵之时就已经有6万人马，所以双方的战场实际兵力比为10：6，这样的差距就很小了。

二、明军存在的各种顽疾导致战力低下。

明军的问题太多了，比如指挥系统糜烂、军户制度崩溃、贪腐严重、缺饷，等等。如果要全部来讲就得长篇大论。

这里就简单贪腐问题。

祖大寿是辽东名将，其家族在宁远、锦州等城扎根日久，城中最恢宏的建 筑即祖家的宅子。1644年，作为人质被留在清军的朝鲜王子麟坪 大君随多尔衮入关，路过宁远城，麟坪大君的随行人员记录下城内祖大寿故居的奢华：

世子过祖大寿、祖大乐旧居，范文程亦偕往周览。 两人家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壁炫耀， 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 家，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 国则碓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奢，其黩货，取怨以 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

朝鲜人由此感叹明亡。

再比如熊廷弼入辽，发现贪腐严重，就以将领郭济川为例。他原本是镇静堡守备，靠给李成梁送钱提拔成正安堡游击，既然官职是花钱来的，他在任上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搞钱。

1、郭济川每次发军饷，每人扣常例6分，全堡800人一年为郭游击创收 500 两。而升迁，生日，节日等强迫下属送礼。

2、郭济川给李成梁的钱，是要往下分摊的，他强迫每堡出银 96 两，六堡共出银 570 余两。

3、郭济川占毡皮军张得名等二十人，这些人每月要上交郭济川银子8钱，合计每年合计 190 两银子。

4、如郭济川用中等白布换夷牛二十多支，每头牛作价五六匹布，然后高价卖给手下各堡，每头牛作价5两银子。

5、制作兵器的铁器当时是朝廷严禁交易的物资，郭济川用违禁铁器从夷人那里换马三十四匹，同样高价倒卖这些马匹。

6、夷人骑走官马14匹没有归还，郭济川逼迫照管马匹的士兵赔偿。后来，夷人回来赔偿新马十匹，这些马就变成郭济川自己的马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讲述。

三、财政崩溃与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

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加剧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削弱军事能力，形成死亡螺旋。

加派三饷的恶果：为应对辽东战事，明朝先后加征“辽饷”、“剿饷”、“练饷”，总额超过2000万两。但这不仅未能改善军备，反而导致民变四起，进一步分散了军事资源。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

两线作战的困境：从1630年代开始，明朝不得不同时在辽东和内地两线作战。这使原本有限的精锐部队被分散消耗。1643年，明朝在辽东防线部署约15万人，在内地围剿起义军投入约20万人，两者都感到兵力不足。

士气与忠诚的瓦解：长期的欠饷和失败严重打击了明军士气。许多士兵不再为朝廷而战，而是为生计打仗。这解释了为何明军投降清军后，往往战斗力大幅提升——他们获得了稳定的粮饷和奖赏。

四、关键战役的透视

通过具体战例，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双方在质量上的差距。

萨尔浒之战（1619年）：

明军：宣称24万，实际约10万，分四路进军，协调混乱

后金：集中约6万精锐，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策略

结果：明军三路被歼，损失约4.6万人

松锦之战（1642年）：

明军：洪承畴率13万精锐

清军：皇太极亲征，总兵力约11万

关键转折：明军粮道被断，各部将领意见不一，最终全军覆没

这些战役显示，当双方兵力相近时，明军在指挥、士气和战术层面全面处于下风。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何大明200万部队不能消灭后金几万部队？答案在于，那200万只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数字幻象，而后金的几万部队却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军事实体。

明朝的军事失败，本质上是其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全面溃败的集中体现。当一支军队的士兵需要卖儿鬻女才能生存，当军官们更关心如何虚报兵额而非训练士卒，当指挥系统因党争而四分五裂时，再庞大的兵力数字也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