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雨果的《九三年》：对专制循环与人道悖论的终极拷问

雨果

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雨果也被称之为浪漫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留下了22部诗集、12部戏剧、20部小说和散文等珍贵作品。

《九三年》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873年。以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专制时期——1793年为历史大背景。这部创作于法国大革命风暴落幕近一个世纪后的鸿篇巨制，远非对一段血腥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雨果晚年对革命逻辑、绝对正义与人道价值之间永恒冲突的深刻沉思。它无情地揭示了一个历史悖论：以自由为名的革命，如何可能分娩出新的专制；在绝对理念的祭坛上，个体的血肉与尊严又何以成为最先被献祭的牺牲。

《九三年》的核心张力，通过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这三个分别代表旧制度、人道主义与革命律法的男性角色，以及象征无辜受害的人民的农妇米舍尔·佛莱莎，构建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道德剧场。

米舍尔·佛莱莎的悲惨身世，是旧制度下人民苦难的浓缩史诗。她的家族史就是一部被贵族、神权与王权轮流碾轧的血泪史：父亲因一只兔子致残，祖父因信仰被流放，公公因走私被绞死，丈夫为统治者的战争丧命。革命的风暴并未将她拯救，反而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家园，带着三个孩子流离失所。她对政治一无所知，却承受了全部的政治后果。她唯一的“理想”仅剩下保护孩子，而这最后的人性寄托，却成了各方势力博弈中的筹码。她的存在，是对所有宏大叙事最卑微也最有力的质问：那些为了“人民”发起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看见了具体的人民？

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是旧世界冷峻的化身。他的“高贵”与残忍同源，都来自于对其阶级特权与价值观的绝对信奉。他煽动叛乱、焚烧村庄、杀害战俘，将佛莱莎的孩子置于火海，这些行为体现了他所代表的秩序那种不容置疑的、视下层生命为草芥的冷酷逻辑。然而，正是这个冷酷的象征，在最后关头被母亲绝望的呼号所触动，返身火海救出孩子并束手就擒。这一戏剧性转变是小说最核心的伦理困境：一个“魔鬼”瞬间的“人性”闪光，能否抵消其全部的罪恶？这是否意味着在抽象的政治身份之下，存在着某种普遍的人性连接点？

共和国军指挥官郭文面对的就是这个困境。作为朗德纳克的侄孙，他身处新旧世界的交界处。他深信革命的原则，却又无法泯灭内心深处的人道情感。朗德纳克拯救孩子的行为，在他眼中标志着“人的天性”对“政治怪物”的胜利。他放走朗德纳克而自我囚禁的选择，是人道价值对政治律法的终极抗议。他坚信，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容纳高于其条文的人性光辉，那么这个制度本身便丧失了正当性。

而革命家西穆尔登则是绝对理性的化身，是革命原则“不容腐蚀”的守护者。他出身底层，对旧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坚信唯有铁一般的律法和无情的肃清才能捍卫脆弱的革命果实。对他而言，郭文放走朗德纳克是致命的情感背叛，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他依照法律判处郭文死刑，在完成这项“正义”之后，因无法承受理念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彻底撕裂而自杀。他的悲剧在于，他用以建造新世界的唯一工具——冰冷的理性与暴力，最终吞噬了他所珍视的一切，包括与他情同父子的郭文。

对专制循环与人道悖论的终极拷问

雨果将故事背景置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的顶峰，也是“恐怖统治”的代名词，绝非偶然。他通过小说人物的争论与命运，间接评判了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这“地狱里的三个判官”。雨果深刻地指出，革命一旦将“暴力”确立为催生新世界的唯一助产士，那么这种暴力就会获得自我延续的恐怖惯性。

最初，暴力指向旧制度的象征（国王、贵族）；继而，为了清除内部的“不纯分子”和“叛徒”，暴力转向革命阵营的不同派别；最终，当维持恐怖本身成为目的时，任何个体——包括最普通的劳动者——都可能被这台失控的机器随机吞噬。经济上的“统制法令”与政治上的“嫌疑犯法令”相辅相成，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兵营和监狱。自由、法治、人权这些革命的初衷，在“保卫革命”的至高口号下被悄然搁置乃至公然践踏。革命逻辑异化为一种自我膨胀的怪物，它需要持续不断的“敌人”和“牺牲”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正如西穆尔登所体现的，他成为了自己所信奉的抽象原则的奴隶。

雨果借小说揭示了“革命专制”诞生的机理：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天然地依赖暴力来维持其合法性；在生死存亡的极端环境下，非常手段易于常态化，临时措施固化为永久制度。雅各宾派的悲剧在于，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和历史方向，因此任何出于人道主义的犹豫、妥协或宽恕，都被视为对革命的犯罪。这种“绝对正确”的心态，正是所有专制暴政最核心的精神源头。

《九三年》的深刻性更进一步，它触及了一个更为灰暗的历史规律：旨在推翻专制的暴力革命，常常会催生一个在组织效能和控制力度上更为强大的新专制。拿破仑帝国在大革命后的出现，在雨果看来正是这一规律的明证。

旧制度（以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为典型）的专制往往建立在传统、习惯和等级制的缓慢腐蚀之上，而新专制则可能借用了“人民主权”、“公共意志”等现代理念，并运用更高效的官僚体系、宣传手段和组织技术，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更深层控制。朗德纳克的冷酷是封建式的、个人化的；而西穆尔登所代表的革命恐怖，则是非个人的、制度化的、以“真理”和“未来”为名的。后者在心理上更具强迫性，因为它要求人们不仅服从，更要发自内心地认同。

雨果指出，旧制度长期的专制统治，本身就在社会肌体中培育了两种对立的毒素：一是被压迫者积累的“暴力的激情”，二是统治集团面对危机时“拒绝和拖延变革”的顽固。这两种力量的激烈碰撞，使得革命过程极易滑向极端。新生的政权为了镇压旧势力的反扑和巩固自身，往往不得不沿用甚至强化旧制度的某些专制手段，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延续了专制的基因。“太阳王”种下的专制之根，并未被大革命彻底铲除，反而在革命的激流中变异生长。

在小说的伦理困境与历史反思之上，雨果最终将问题引向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追问：制度与人，究竟谁塑造了谁？

《九三年》通过其人物的选择表明，任何制度，无论其蓝图多么美好，最终都由具体的人来运作和诠释。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在相同的历史关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这既是他们个人性格与理念的产物，也反过来定义了他们所拥护的制度的精神实质。西穆尔登的铁腕塑造了革命的恐怖面貌，而郭文的慈悲则预示了革命另一种可能的、却未实现的温情未来。

同时，一种制度的稳定运行，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性”。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顺民、臣民，他们的恐惧、麻木与对强权的依赖，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土壤。即便革命更换了台上的演员，如果台下观众的内心状态未曾改变——缺乏独立的公民意识、对个体权利与尊严漠不关心、习惯于寻找新的权威来依附——那么，新的专制形式很快就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米舍尔·佛莱莎的“无知”与“麻木”，正是这种可悲的适应性的体现。她是一个受害者，但她的精神状态也是旧制度得以延续的部分原因。

因此，雨果的启示在于，社会的真正进步是一场双重革命：它既是外在制度与法律的建设，更是内在国民性与公民精神的革新。解放个性，并非纵容私欲，而是确立每一个个体不可侵犯的价值与权利。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真正理解了“人”的价值，并勇于为之承担责任时，自由与法治才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生活的常态。郭文用生命捍卫的那一瞬间的“人性”，正是这种价值的最高体现——它高于派别、高于律法、甚至高于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