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丨【烟火人间】我的老师

毕飞宇

一九六四年一月生于江苏兴化，一九八七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欢迎来到人间》等。另有小说讲稿《小说课》，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对话录《小说生活》（与张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二〇一七年获法国文化部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个语种发行。

2025年10月30日，我的老师周而琨永远离开了我们。接到噩耗之后，大约有三四个小时，我的脑海里全是周老师，当然，是周老师40多年前的模样。我的脑袋就处在了这样的一种回环的状态。我算了一下，那时候的周老师也才50出头，正处在她作为大学教师的黄金岁月。周老师教我们外国文学，我的外国文学课英国文学部分大多是她讲授的。

我在19岁的那一年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就在大二，我20岁的那一年，周老师走进了我的课堂。当然，我早就认识她了，知道她是外国文学教研室的。那是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的男老师们大多还穿着灰色中山装。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却相当特殊，他们郊游，他们野炊，他们的衣着与众不同，他们的言谈与举止与众不同。当他们骑着自行车从郊外返回，路过校园的时候，车队浩浩荡荡。其实，车队总共也就五六个或七八个人。然而，在寂静的校园里，这个小小的自行车队卷来了不一样的风，它只能和必须浩浩荡荡。周老师自然在车队里，那时候她还不认识我。周老师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她独特的骑车方式，在她把握车龙头的左手里，永远压着一块手帕。那自然是擦汗用的。老实说，我从没有见过一边骑车一边擦汗的人——如果当年的扬州师范学院做一次评选，评选最优雅的老师，我估计周老师的选票会遥遥领先。

周老师终于站在我们的课堂上了，她的课非常吸引人。在经济学界，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分，请允许我套用一下这个概念，在大学的文学课上，其实也存在一个宏观文学和微观文学的区分。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周老师的课？因为她具体，她特别地注重作品本身，尤其是小说的人物。无论是线性的结构性的人物，还是过渡性的拼图式的人物，周老师通常都会一一拎出来，分析、比对。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周老师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共振与共情。这样的课总是让人过目不忘和过耳不忘的。老实说，把文学课当成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乃至于历史学课，当然也可以，甚至会不乏它的高妙，然而，对于中文系的本科教学而言，文学首先得是文学，得是文本，无论如何它也不该规避文学的本质。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反而是它的方法论。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具有极为敏锐的审美感知和极为锐利的洞察能力。周老师是这方面的典范。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许多同学正是在周老师的讲解之下爱上文学并懂得何为文学的。对我来说，周而琨老师是一个让我受益终身的老师。

我个人非常怀念那时的大学课堂，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突如其来的松弛让我们似乎能听到骨骼的吟唱。学生们的求知欲是疯狂的，而老师们则是宽容的，一味宽容，那宽容几乎到了娇纵的程度。我是校园里少数的几个留长发、穿喇叭裤和早恋的问题青年，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来自系团总支副书记袁建林，他特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过渡，直接问：“恋爱了？”我也没有过渡，直接回说：“是的。”袁老师反而有些害羞地背过了身去，说，注意点啊。怎么个“注意点”呢，袁老师没说。我告诉袁老师说我“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这些。而在课堂上，我不止一次让我的老师下不了台，我从来没有担心会有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就是我越来越爱他们。

我很爱我的周而琨老师，每一堂课后，我都有数不清的问题要请教她。我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知道一件事，我喜欢纠缠老师。周老师终于对我说话了，没想到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外语怎么样？”这让我很惊诧。这个问题太奇怪了，为了考大学我才学英语的，我都考上了，我学那个东西干什么呢？我告诉周老师：“不怎么样。”口吻是理直气壮的。周老师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周老师重复说：“外语要好。”

我们这一代人最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基础差。我想周老师是知道的，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和周老师对话。可我盲目，我自信，一下课就要缠着周老师。周老师的耐心真好啊，很多时候，就在我们教室的门口，我要把我最新的、有关西方文学的阅读体会对周老师说一说。周老师一般都是低着头，偶尔也点点头，脸上始终是微笑的。在我的记忆里，周老师从不批评人。她就是微笑着，听。在谈话的结尾，她会这样告诉我，这是一个老的问题，谈的人比较多；或者说，这个说法比较新，有争论。

那时候我写诗，是20世纪80年代扬州师范学院里著名的校园诗人，狂得很。有那么一度，我的重点放在了波德莱尔的身上。读完了《恶之花》，二年级本科生的兴致上来了，写了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评论”，题目很吓人——《论波德莱尔》。在一堂课的课后，我就把我的《论波德莱尔》交给了周老师。后来的每一天我其实都在等，我多么地希望能在学校的操场或者食堂遇到一位陌生的同学，他带来了周老师的口信，说，周而琨老师让你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可是，一个星期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慌。

终于有那么一天，周老师的课结束了。下课的时候，周老师看了我一眼，我就跟着周老师来到了教室的外面。周老师把我的稿子还给我了。回过头来看，以我当时的能力，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长大的、20岁的大二学生写《论波德莱尔》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木匠把全县的树都砍了，然后，告诉别人他建了一艘航空母舰，就在豆腐坊的码头上。什么是年轻？年轻就是除了自己的雄心他什么都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我也问过我自己，如果我是当年的周而琨老师，我会如何面对这个20岁的年轻人呢？我会对他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我的周而琨老师当年是怎么做的？她很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你和我的儿子有点像呢。”周老师的儿子是谁，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不敢当。这是周老师对我最大的褒奖了。可周老师又是如何批评我的呢？没有。一个字都没有。她只是告诉我，“外语要好”。

我听懂了吗？没有。我真的没听懂吗？懂的，那是很多年之后了。多年之后，羞愧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非常惭愧，在我像个愣头青一般修建我的“航空母舰”的时候，我的老师周而琨就是这样呵护我们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光明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