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地理学：不止山河，还有人心

在地理研究多以数据、模型丈量山河的时代，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著作恰似一束微光，照见了地理学与“人”的深层联结。他拒绝被捧上神坛的科学主义，用质性思考的温度，让地理学超越了测绘与分析的工具属性，成为叩问人性、共鸣心灵的学问。重读他的思想内核，或许会让我们以人文之思，重新审视自我、审视世界。

“人何以为人”的新见地

众所周知，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段义孚于1976年正式提出的，他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肯定的：“在我漫长旅程的终点，我的第一个停靠港是地貌学。我对这个学科有什么贡献？我的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山麓剥蚀面》是一项非常深入的研究，以至于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费心研究它了。这无疑是一个学术贡献，但相较于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学术贡献并不那么令自己满意了。”

目前地理学界流行的三本汉译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分别是美国学者撰写的《地理学思想史》、英国学者撰写的《地理思想学史》，以及美国学者撰写的《现代地理学思想》。后两本书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出版的，二者均提到人文主义地理学是由段义孚首创，后由雷尔夫、赛明思、布蒂默等人一起推动的，形成了一种学术思潮。另一部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准学术史书为《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其中介绍了四种重要的认识论，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其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1世纪初出现了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它动摇了“人”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的共同参照的特权地位，关注物质情境和非人类的能动性，认为它们可以补充和扩展人文地理学中现有的方法论。段先生从未使用这个词，也许他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强调的不断感悟的思维路径，就已经包含了后人文主义所说的“流动性”。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在反对科学主义至上的科学哲学大背景下出现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它的特色之一。质性研究是以了解概念、观点或经验为目的，用来启发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见解，或产生新的研究思路。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课程中介绍过“质性分析方法”。理科专业的学生对质性分析不感兴趣，或认为其没有什么难度。地理学的质性研究难度有不同层级，最难的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质性研究。这种研究输出的“结果”往往看上去就是几句话，但是学者如果不经过深思，很难道出对“人何以为人”“何以恋地”的新见解。

为了唤起学生的兴趣，我上课前讲授的“引子故事”之一是我与同事梁进社教授的一次对话。2022年的一天，我们俩下班后从生地楼走向学校大西门，在这段不到400米的路上，我们曾有为数不多的学术交流。如果以谈话产生的灵感数量而论，我们俩之间的学术交流效率非常高。那天我与梁教授一起走到大西门，我要出大西门，梁教授要进入大西门边家属区与教学区之间的小门，这时我忽然冒出一句：“等明年你退休后，我们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进行交流了。”也许是前些日子我知道他2022年要办理退休。按照当时的新冠疫情管理规定，退休教师进入校园教学区是要申请批准的。然而梁教授马上回应道：“这种空间隔离的方式不会长久，因为人的本性是要交流的。”我当下汗颜，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拥趸，我竟然没有梁教授那种基于人性的、对空间格局发展趋势的快速预判。段先生曾借用《柳林风声》中鼹鼠的故事，说明人即便身处家中，也知社会大舞台会吸引他离开家。段先生与这则童话“相遇”的结果是，他的内心与童话作者产生了共鸣。这种质性思考的共鸣，形成了他对人们空间移动趋势的判断基础，即漂泊与回归、探索与归根的人类永恒话题。

生计、社会现象之上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四个时期来了解段义孚先生的著作。

1959年—1969年，他的著作集中于自然地理学研究领域；1970年—1979年，他开始转向人文地理学，并酝酿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1976年，他在《美国地理学者协会年刊》上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是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这个时期也是他学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在欧美地理学界引起了重视，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术群体；20世纪80—90年代，面对学术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热烈讨论，段义孚陆续出版了回应质疑的文章和书籍。他从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从家到宇宙）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落在空间实践或地方认同上。

2002年后出版的段先生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随笔类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学术回顾的著作，这些书是他对自己之前著作的反思和行动。

1999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第一次拜见段先生时，他推荐了自己的新作《逃避主义》，并说这是他最后一部学术著作。然而，在此之后，段先生又出版了9部著作。拜读过段先生多部著作的读者会发现，他一生都在尝试用不同的书写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譬如晚年他基于自己回到祖国的短暂经历，出版了介绍中国的《回家记》，该书不同于他刚入行时基于文献资料撰写的《神州》。国内有学者总结了段先生的书写艺术，力图透过其书写的表面形式，看到其背后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认识论。

在段先生的所有著作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本《逃避主义》。原因之一是它体现了段义孚思想境界最成熟的状态。对许多人文学科学者而言，他们晚年的著作都蕴含着对自己前面著作的反思，因此也是相对成熟的著作。可能是年纪的原因，段先生后续出版著作的篇幅都不及《逃避主义》。原因之二是我在初译和重译《逃避主义》时，边译边悟，也逐渐将本书提倡的在二元之间双向“逃避”的思维，变为自己的思维习惯。

其实在《逃避主义》中段先生就指出，人有追求理性的思维本性，在将世界条理化的同时，也充满幻想。只是段先生要将地理学中“一边倒”的科学主义研究趋势做一次纠偏。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文化地理学创始人索尔就指出，许多地理学者已欣然放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科学主义地理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途径，复杂现象可以并应该被还原为更基本的组成部分；知识具有价值中立性，只有可被测量、被数据证实的、可重复再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是，人类太自负，其实人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英国地理学者J-D.杜斯伯里等人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指出现有的理论远不能解释世界。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常常可以作为地理学定量研究设计的第一步，审视即将开始的研究对认清世界本质有何新视角，以及有何局限。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科学主义地理学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对话。前者回答我们要何种自己、何种世界。它在提醒地理学者，既不能进入“唯科学论”的冰冷铁笼，也不能退回到“反智主义”的蒙昧之中。

段先生既没有在大学讲授过文化地理学的课程，也没有出版过以文化地理学为标题的著作和文章。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地理学术史专家确定为文化地理学家。他在《逃避主义》里也默认了学界给予他的这个标签。他说：“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文化如何指导我们改造自然环境，逃避主义给文化地理学带来新的转向，从更宏大的层面说，要么是深思熟虑地超越自然，要么是被误导地超越自然。”

最近出版的《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一书是段先生对自己学术生涯所做的全面且精练的总结。几乎无人能替代学者自己总结其学术生涯，学者自述是最好的形式，它能与学术界对段先生的他评构成有趣的对话。作为一次终极漫游，这本书是作者用身心与世界相遇的思想自白，献给所有在数字时代仍会为大地风景而驻足思考的灵魂。（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

段义孚 著

周尚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标题：《重新定义地理学：不止山河，还有人心》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周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