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实干家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陈涌2000年留影。 陈越供图

《鲁迅论》

《陈涌文论选》

1959年9月，陈涌（前排右2）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事樊骏（前排左2）、卢兴基（前排右1）等在山海关合影。卢兴基供图

学人小传

陈涌（1919—2015），本名杨思仲，广东南海人。文艺理论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4年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著有《鲁迅论》《陈涌文论选》等。

1938年夏天，抗战烽火燃遍全中国，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负责人的引导和帮助下，四位青年学生结伴离开了南国的家乡，开始了长途跋涉的旅程。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当时千万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个队伍中，有一位名为杨思仲的青年，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陈涌。

足 迹

1919年8月，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潮中，陈涌出生于广东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据他自述，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童年开始，便亲历动荡不定的生活的艰辛，七岁开始上学后，因为交不起学费，换了几个学校，最后也未能读到小学毕业，后来考到一个名为‘明远中学’的私立学校读中学”（《我的归宿我的家》）。陈涌在明远中学只读了一年，语文教师林悠如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林老师这里，他“第一次看到鲁迅的作品《孔乙己》”，也是“第一次从文学作品里看到真实的人生”，从此“便越来越为鲁迅的小说所吸引”。鲁迅的小说开启了他对于现实和理想生活的思考，也埋下了后来从事鲁迅研究的种子。林老师是共产党员，给陈涌介绍了唯物论和唯心论思想的区别，由此激发了他对于理论的兴趣，开启了他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历程。

1939年，陈涌从抗日军政大学预科结业，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秘书处短暂工作，后因喜爱文学，在萧劲光、何其芳以及周扬等的帮助下，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旁听生转为正式学员。在鲁艺读书期间，他开始广泛阅读外国古典文学名著。1940年，陈涌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底批评态度与批评方法——〈马恩列论艺术〉读后感》，这应该算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现的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的认识和理解。而他晚年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有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则凝聚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贯穿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历程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持久热情、坚定信念与持续深耕。

1941年，陈涌从鲁艺毕业后留校工作，1944年调往延安《解放日报》。在延安工作的这段时间，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辨、勇于争鸣的特质已经初步显露出来。他以本名杨思仲发表的几篇文章都颇具理论上的锐气和较强的思辨性，如《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讨论题材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初步尝试，《关于果戈理》则是针对魏东明《鲁迅创作的道路》中有关果戈理的观点提出疑问和商榷。《关于形象和思想——评严文井同志有关这问题的主张和创作》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称赞，周扬后来告诉他，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称赞这个观点，认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1949年7月，陈涌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会后，他先是在《人民日报》任副刊编辑，随后又担任《人民文学》执行编委和《文艺报》编委，其间写了数篇作家作品论，其中《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有名的文学评论家。1952年，陈涌从中央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调往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1957年。在此期间，他担任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组长，他的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和成名作《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相继刊出。

1960年春，陈涌来到兰州，先是在兰州艺术学院任教，后因院系合并，到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开设了鲁迅研究、曹禺研究、列宁论托尔斯泰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1978年年初，陈涌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1979年，他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同年，开始参与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初稿的审阅和修订工作。

1991年8月，陈涌离休。进入古稀之年的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继续思考着文艺问题，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先后写下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批评的系列论文，讨论“反映论”等主题的“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系列论文，以及评论丁玲、梁斌、欧阳山等著名作家创作的论文，还担任了第三届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委员。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陈涌深居简出，但仍在思考和写作，不少同事和朋友也都还记挂着他。回首往事，他写下了回忆艾思奇的文章，还先后接受数次访谈。

2015年10月4日，陈涌病逝，给我们留下了高山仰止的道德风范和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的学术遗产。

治 学

陈涌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地位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可谓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陈涌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听过一个说法，陈涌不仅将鲁迅的著作、译著、日记、书信全都读了，而且将鲁迅文章、记述、书信中提到的古今中外各种著作也都找来读了。这个传说是否属实，无须去证实，看看陈涌的鲁迅研究，其实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彻底穷究和深入探索的精神正是陈涌鲁迅研究的一个特点。

陈涌鲁迅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也曾遭遇质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这样归纳：陈涌的鲁迅研究强调对鲁迅小说的社会政治经济分析，一直被学界视为“政治说”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一些青年学者则提倡“启蒙说”，强调“鲁迅的小说是现代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着意突出鲁迅小说对国民性落后面的批判和对启蒙的强调。如今，应该如何看待当年的种种论争？解志熙认为，从陈涌对《呐喊》《彷徨》的研究来看，他当年并没有忽视鲁迅作品反封建的思想意义，而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社会政治经济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联，反观新时期一些学者片面强调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意义，完全无视鲁迅小说对社会制度（如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深入揭示，这就使得鲁迅小说的革命意义不完整了。这无疑是平正公道、实事求是的论断。

除了鲁迅研究，陈涌在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也有许多贡献。

陈涌曾在自述文字中说道：“在过去，由于环境不同，有些要进步、要革命的人是直接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但也有些人首先接触的是文学，是从文学到马克思主义。我是属于后—种。”他是从鲁迅的作品，从苏俄的文艺作品，被引向马克思主义的，他向往革命，奔赴延安后，文学青年的特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充分结合，造就了他在文艺批评上独特和明显的风格，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所总结的，“他的批评形成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艺术分析三种方法的高度统一”。

1998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同年第三期《文学评论》杂志刊出陈涌的《关于陈忠实的创作》，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作者肯定《白鹿原》的原因。在陈涌看来，“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以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他那时候已经具备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鲜明的思想立场，他已经遵循艺术必须真实的规律进行创作”。他所看重的，是陈忠实具备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应有的直面现实生活矛盾冲突的勇气。他指出，作者写了不少生活的消极面，但并不给人带来消极的感觉，原因正在于作者有着较强的历史感，“他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观察这些消极现象的”。尽管《白鹿原》的正面人物不太多，反面和中间状态的人物反而占了优势，但这并非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真正重要的，是作者“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尽管《白鹿原》存在夸大儒家所谓“修身”效力等明显缺失，但陈涌从整体和本质上肯定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

晚年的陈涌，思考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他多次提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研究中国的革命战争需要从“战争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一途径来进行，周扬晚年受此启发，提出了“艺术规律—革命艺术的规律—中国革命艺术的规律”这一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路径。陈涌认为，这一路径“是合理的，有重要意义的”，“这正是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确的途径”（《漫谈周扬》）。

陈涌的鲁迅研究，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努力探索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在晚年的一封信中，陈涌说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很少谈及他关于鲁迅的研究，而研究鲁迅的学者又很少从观点和方法上谈他的鲁迅研究。这种理解上的错位或研究上的“盲区”，是令陈涌深感遗憾的。他希望研究者能够关注到他的这个特点，并加以阐发，以此推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这并非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饱含着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与瞩望。

风 范

陈涌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克己奉公，襟怀坦荡。即使是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的人，也高度认可他的人品。他本人曾说过：“不管有多少缺点，我们大多数都是严肃的，又是有责任感的，是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当陈涌去世后，笔者见到他写在一张张说明书、宣传单等废纸背面的遗稿时，心里是深感震惊的。他这是不愿意浪费好纸，所以宁愿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和片段灵感先写在还不愿扔掉的废纸上，想来这也是他一贯勤俭节约的习惯使然吧。

1981年是鲁迅一百周年诞辰，陈涌应邀去法国讲学，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据赵铁信《一个党员理论家的高贵品格——记文艺理论家陈涌》描述，此次法国之行，外事部门给陈涌发了补助，法方还提供了1000多法郎的伙食费，但他考虑到此时国家外汇紧张，舍不得用这些钱，只购买了一本画册，回国后，将省下来的足够买些“大件”的外汇全部上缴给了国家。

1986年9月，《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陈涌任主编。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就刊登了“与陈涌同志商榷”的文章《论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曾编辑此稿的李正忠回忆，他们将文章报送给陈涌后，陈涌明确表示，此文应该原样发表，以后应该欢迎这样说理的批评文章，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陈涌是学者，也是战士，是“在大半个世纪的火热斗争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现代中国革命史几个重要阶段的见证人之一”。他的著述是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人品风范，也堪称楷模。我们相信，他的热情和理想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陈 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