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属江南的镇江，为什么脱离了吴语区？

所谓方言，即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在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一种方言就是一座座城池、邑镇地域文化的梗概。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更是地方文化认同最鲜活的体现。一个人的口音往往可以将他的出生基因暴露无遗，从乡音能够辨认出他是何方人士。中国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七大方言（也有说十大方言的），各大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若干小片、若干种“土语”，各种方言的词义非常丰富，各有特色，也不乏幽默。

01

镇江是一座方言岛

镇江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古时临近出海口。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江在此交汇，江淮次方言与吴语也在镇江交汇，地理位置和方言特性属“吴头楚尾”。

大镇江境内方言成分颇为复杂，江淮方言和吴方言平分秋色。狭义的镇江话指的是镇江主城区方言，分为城里话、城外话、南乡话和东乡话。城里话保留了古吴语的一些零星遗痕和吴方言词汇；城外话接近苏北话；建国后的城里城外的语言逐步相融。市区东部是吴方言过渡带，东乡话的吴语成分渐浓。南部农村和丹阳绝大部分操吴语太湖片毗（pi）陵小片的丹徒话和丹阳话。句容话南北不同，以南京官话为主，并带有镇江话成分；扬中话以江淮官话洪巢片扬中小片口音为主，如泰方言的成分较浓。

我们仅以镇江府城外围的丹徒区为例。

古时丹徒属镇江首邑，同属吴越文化。丹徒话主要分布在镇江经开区（原丹徒县东片）、丹徒区两大部分，具体分为三大片区：东乡片——包括中东部的辛丰、黄墟、丁岗，中东部偏北的大港，东部姚桥、石桥，东部偏北的大路等七地。东乡方言既不是江淮官话，也不是吴语，恰好是两种语系的过渡带。南乡片——包括北部的西麓、三山和上党北部，也属于过渡带方言；南部的宝堰、荣炳、上会三地，接近吴语的丹阳话。高资片——包括北部偏东的江心，东北部的高桥，西部的高资、石马，西北部的世业等五地，接近镇江话。

所以，丹徒话至今还保留着当代吴语的大部分特点，但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受到江淮官话的影响，读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02

吴文化与吴方言

湖熟文化代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4000-5000 年的灿烂文化，主要分布在宁镇山脉及秦淮河沿岸（今南京、镇江及安徽东南部），与太湖流域相邻。古代镇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朱方”之称，镇江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

泰伯、仲雍奔吴，曾居朱方，地属吴国，后又有东吴之称。朱方地区的湖熟文化是吴文化的重要源头，也为泰伯奔吴后吴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长期考古发现，镇江有很多的吴国遗存、吴人古村落、土墩墓，还发现了最早的吴国古城址遗存。1954年在镇江城东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是中国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之一，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继宜侯夨簋出土之后，大港烟墩山、母子墩和磨盘墩、北山顶等地也先后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10余座。这些大墓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铜礼器，表明墓主身份地位较高，是吴国国君及其显贵的墓地。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如鬲、鼎、簋等陪葬品的风格接近江淮地区周代青铜文化特征。这些有姓名有祭文的吴王墓葬均能与《史记》所记载的商末时，泰伯、仲雍为让位于周文王姬昌而奔荆蛮，立国号勾吴相吻合，可以认定镇江大港及其周边地区是吴文化最重要的的发源地。

谈到吴文化就绕不开吴方言。吴方言又称吴语、江东话、江南话、吴越语，通行于吴越江南，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方言是中国七大方言之一，世界排名第十，是全球上最大的非官方语言。据权威统计，国内讲吴语的超过1亿人。其中上海约1700万人，江苏约2400万人，浙江约5200万人，安徽约700万人，江西约400万人，福建约30万人。另有海外华人约百万人讲吴语。

现代吴语是以浙江临安话为共通语，以苏州音为标准音，以江南群城方言为基础的方言，以江浙民系作家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开创的白话文为现代语法规范的江左江南方言。

吴语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的语言，在古汉语的不断冲击、覆盖下逐渐形成古吴语。吴侬软语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语言形式，柔绵好听。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这些特点不仅使得吴语与其他汉语方言区分明显，也使其成为研究汉语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不少语言学者认为吴语至少有以下几点最主要的特征：

①吴语声调系统非常发达。具有古汉语的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八个声调，八调俱全，腔调相当优雅。吴语有丰富的韵母组合，如苏州话七[cie]，十[xiʌ]，酱油[ziangyou]的发音，其古雅的声调系统可见一斑。

②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全浊声母。例如，苏州话“桥”的发音[jiau],“皮匠”的发音[bi ziaŋ]就是一例。再如，苏州话“冻”、“痛”、“洞”的声母分别为t、tʰ、d，而在普通话中“洞”的声母清化为不送气清音。

③吴语保留了全部入声等正统存古的自然语音，为古典语法之规范。入声为促音，短而刚劲有力，是古代最基本的仄音之一，也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语的“石”“骨”“铁”三字全都是入声，显得比较“硬[ngen]”。相比之下，普通话丢弃了入声，导致平仄难分的弊端。

④吴语中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词汇，如“侬”“睏”“箸”“囥”“闲话”等等。再如，上海话往往将“晚上”“晚饭”讲成“夜[ya]到”“夜[ya]饭”；将“下雨”“下雪”讲成“落雨”“落雪”；将“丢掉了”讲成“落忑了”；将“站队”“站位”讲成“立队”“立位”。宁波话将“早上”“早饭”讲成“天[tie]亮”“天[tie]亮饭”；将“大床”“睡觉”讲成“眠床”“睏觉[gao]”;将“晚辈”或“青少年”讲成“后生”。这些独特的词汇在现代标准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或较少使用，反映了吴语区地域文化的底蕴和其生活方式的延续。

⑤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尖团分化音。京剧的尖团字堪称古音的活化石，是音韵学的活宝，没有尖团字就不成京剧了。例如：尖zian/清cing/小siao/相siang/酒ziu/精zing/将ziang/集zih/焦ziao/姐zie/尽zin/进zin/千cian/切cieh/亲cin/写sie/心sin/笑siao/修siu等。尖音是汉语发音重要的组成部分，今河南全境、山西大部、陕西大部、山东东部的中原话及客家话和粤语都区分尖团音。除此以外的满族汉化语系和淮语系不分尖团音。

⑥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平仄音韵，平仄合韵，诵读诗文朗朗上口。

⑦吴语无任何卷舌音。普通话将大量的z/c/s划入zh/ch/sh，引起江南人的口感不适，难以卷舌。

⑧吴语无轻声，字字着音；无多音字，一字一音；无任何儿化音。

⑨吴语的语言习惯无异化现象。例如，吴方言不说“窝窝头”说馒头，不说“挺好”说蛮好，不说“胡同”说巷陌，不说“脖子”说颈根，不说“桌子”“椅子”说台子、凳子。

03

江淮官话的形成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刘聪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北方陷入五胡混战，西晋灭亡。晋室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北方士族与江南土著经过长期的磨合、融合，在首都建康和镇江等北方人相对集中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北方官话。南北朝时的语言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自兹(按指三国魏)厥后，音韵锋出，各有风土，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氏把金陵话与洛阳话相提并论，此时的建康官话和洛阳话这一南一北两大城市的普通话基本都是通行的官话。

自从晋室南迁后，海量中原移民在京口（镇江）附近落脚生根，把北方语言带入江南。镇江被命名为南徐（州），时任丹阳尹刘真长坚持讲北方话，并且嘲笑王导等官员学说南方方言。有历史记载，东晋初，王导（王羲之的堂叔）在建康时好为吴语（学说当地吴语）。在刘真长的主政和坚持下，本地的吴语出现弱化趋势，北方话开始逐步成为镇江的强势语言。但民间的吴语力量依然存在，并没有很快蜕变。《资治通鉴》卷185记载：“（隋炀）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问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表明那时候的南京、镇江等沿江南岸和江北地区，特别沿江北岸扬州、三泰一带，还在讲吴语，到隋末扬州人还在说吴语。至少到隋唐宋时期，镇江地区的社会整体方言应该还是比较完整的吴语。

明朝建都南京（应天），南京又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前的建康官话理所当然的成了全国的普通话。同样明初又搞了个《洪武正韵》，相当于全国推广建康官话，亦即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与吴语是汉语方言中关系密切的相邻方言，两者在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和语言特征上存在深层次的互动与交融。江淮官话本质上是受吴语影响的中原官话，而吴语则在接触中吸收了部分官话特征，形成了复杂的过渡关系。

许金龙（资料图）

04

镇江话由吴方言向江淮官话演变的过程

镇江在古代地图上的位置理应属于吴方言范围。可是当今镇江市区的方言却完全是北方口音，与吴语相差甚远。为什么地属江南的镇江城区偏偏没有纳入吴语体系呢？

现代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对六朝时包括南京、镇江在内的长江下游金陵地区为吴方言区的考证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周代至六朝时镇江方言应该是属于属完全的吴方言区。《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以丹徒、丹阳、金坛、溧阳、溧水，包括江北靖江、通州为研究对象，也认定这些地方基本绝大多数是吴语区。只是经历了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徙“永嘉之渡”后，北方方言的入侵，造成镇江地区呈现从吴方言到江淮方言过渡的趋势。对于镇江方言吴淮杂居的现象，早在宋代《太平寰宇记》“镇江府·风俗”就有记载：“承泰伯之高踪，存季子之遗意，盖英贤之旧址，杂吴夏之语音。”就是说，至迟从宋代开始，镇江就已经存在吴语和夏语（中原方言）掺杂的现象了。北方移民的迁入对当时南方方言造成了巨大冲击，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对此记载：“自五胡乱华，驱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而河淮南北，间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

西晋永嘉五年（311），北方地区发生了一场由八位西晋皇族参与争夺中央政权的暴乱，持续16年，史称八王之乱。为了躲避战乱纷争，90多万北方中原人士如潮水般南下，寻找安身立命的净土，史称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西晋的皇室、官僚士族群体、文士军人与大批流民南迁江南，西晋朝廷渡过长江建立了东晋政权。随着东晋王朝在建康扎根，26万中原人士涌入江苏境内。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人口3500万，20多年间流落到小小京口（今镇江）的北方移民竟高达22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原来镇江的土著人口，接近江苏境内移民的90%。庞大的北方人口数量短时间内在镇江占据了主导地位，同宗同族的北方移民抱团取暖，京口成为江南最大的侨郡。

那么，晋室南渡时北方移民何以首选京口？因为晋代京口往东的长江江面宽达40里，为长江之屏障。地势险要，军事上易守难攻，又是三吴与建康之间和物资输送的的枢纽。古代渡江条件落后，京口及以西江面狭窄，北方移民横渡长江时必然选择京口。加之京口地理位置偏北，且离北方故土的距离最近，将来也就越容易迁回。京口的山山水水酷似洛阳，来自北方的几十万流民心中不由产生了一种慰藉之感。出于对故乡的眷恋，移民抵达京口后大都不再南行。

当年中原的望族名士集聚京口，可谓藏龙卧虎。东晋重臣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合肥，定居京口。于是就将自己在合肥的部属带到了京口，继续招募流民，京口成为著名的北府兵发祥之地，也使得京口得以进一步发展。之后，东晋名将权臣谢玄、王恭、刘牢之、刘裕等等显赫一时的人物和强悍的门阀世家控制着京口重镇，加上强大的北府兵，京口的地位也一再凸显。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家族长居丹徒京口里，彼时的京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建康的门户，吸引着更多的官宦、文人雅士来到京口定居，皆呼“生在洛阳，死在朱方”。

海量北方移民过江后，必然和原有的江南居民发生利益冲突，这在历史上表现为东晋朝廷和江东世家大族豪强的博弈。最终两者达成的妥协，造成茅山山脉以西归属北方势力，以东归属江东既有豪强的格局。茅山山脉以东的曲阿（丹阳）、义兴（宜兴）、吴郡（现苏州）等地由顾、陆、朱、张、周诸姓的名望氏族占居，势力相当雄厚，南渡的北方中原人很难融入其中，吴语方言才得以保留。两种语言的分布范围也同时基本形成，造成了今天镇江以西的长江沿岸方言江淮化，而镇江以东沿江仍保留吴方言的基础格局。

古运河的开凿贯通，使京口的漕运口岸地位大大提高。江淮水系沟通了沿途交通，密切了人流与经济的交往，也必然推动地方方言的接轨。我国历朝历代的“官话”包括江淮官话在内均为北方话。官方推行的江淮官话就是控制话语权，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对原先的江南方言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因为中国强势的政治集权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并存，而在江南的官场和民间体现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即官场讲属于北方方言的“官话”，民间仍操属于吴方言的土话。后者或强或弱，前者对后者仍然有渗透。长期居住在金陵、京口一带的北方移民所持的洛阳音（中原雅音）与江南土著的吴语不停地发生冲撞、渗透，互相影响、交融，最终金陵音（下江官话）成了南京、镇江一带的强势语言，直接导致了镇江方言属性的变化。后来，镇江历经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1126年的“靖康之变”及宋室南渡等几次北方人口大迁徙，使得镇江话越来越往北方话转变。

金兵攻克宋都汴京，北宋朝廷逃遁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由宋代史料和中国家谱信息网可知：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镇江知府刘子羽“为防江安抚使知镇江府，敌兵至。公建请清野，尽徙淮东之人于京口”。有记载他把淮东整个海州城的10万多人全部迁到了镇江，纯真的本地吴人占比成了极少数。同样南宋隆兴元年（1216），方滋“复知镇江府，其冬，敌亦犯淮。淮民渡江亡虑数十万。公日走江滨，劳集为开旧港泊舟，使避风涛。時他州流移数多剽夺。独公境安甚。饥者皆得食。比去无不感泣”。这些来自北方的他州移民绝大部分落脚镇江城区，很少一部分前往南乡的西麓、上党等丘陵地区。后来镇江又遭遇瘟疫，到南宋嘉定年间（1218），镇江居民总数也就仅剩10万多一点。几次北方移民的楔入，加剧了镇江方言向江淮方言转化。久而久之，镇江话逐步完成了语言的北方化改造，正式脱离吴语区，进入江淮官话的行列。

清朝康乾时期，大量旗兵驻扎镇江城内达300年之久，最多时达万人以上，镇江话又一度受到“旗语”的影响。出现了“儿化音”，以及“栅栏[salæ]”“自咁”“今咯”“明咯”“发欢[huan]”等等京味词汇。近代太平天国战争对镇江造成重创，城市人口锐减，又有许多北方人口移居镇江。清末民初，淮北与苏北移民再度不断涌入江南，寻求生机，土客文化在镇江再次进行整合。在几度移民潮的不断冲击下，镇江方言更进一步向江淮方言靠拢，呈现出地理上身处江南、文化表征却趋向江北的特有现象。

近代以来的镇江方言既保留了古吴语的一些零星遗痕，又有旗腔的影响。但是，镇江话无翘舌音，保留有比较完整的入声，口语词汇以阳平居多，有着复杂且丰富的连读变调。

05

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

通过实际调查，同为一地的方言发音并非千篇一律。

就一个“吃”字而言，江苏各地方言的发音都不一样，即使是吴语内部亦如此。不管是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还是杭州话、宁波话、嘉兴话、绍兴话，各个小片的讲话都各不相同。更有甚者，苏州境内各辖市、区的方言也不尽相同。例如常熟的“鱼[enai]”与吴语区其他地方“鱼[enng]”的发音大相径庭；苏州城里话与吴县、吴江、太仓、昆山话的发音表述都不尽相同。

镇江境内吴方言区的讲话也不一样，丹阳、丹徒（南乡）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所持的方言都有所不同。丹阳话四门八腔，城里人往往听不懂乡下话；丹徒上会一带“你干什么”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丰城人说“你做爹奥”，薛村人说“你做哼年”，上会、下会人说“你做实没”；上会人将“喝茶”说成“喝琢[jiuo]”，将“你到哪里去了”说成“呢到罗里开来”。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真可谓“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句容沦为清军与太平军恶战的主战场，历时长达11年之久。经过战乱、兵火、瘟疫、旱灾、蝗灾的重重洗劫，句容人口锐减80%以上，劳动力损失极其惨重。战乱初定后，地方官府采取让步政策，准许客民前来定居、开垦无主荒地。于是大批苏北贫民便迅速占领了句容北乡；而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则源源不断地输入句容南乡。如今的北乡人多使江淮次方言，而南乡人则多使用豫、鄂次方言。但句容毕竟地处吴方言区，因此黄梅、三岔、葛村、石狮、环城、郭庄等乡镇的村民在使用北方方言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保留了吴方言的某些痕迹。如把“这”说成“格”；把“今天”说成“今朝[zao]”；把“时候”说成“辰光”；把“会过日子”说成“会做人家[ga]”等等。

扬中是一座移民岛，五方杂居、南北文化杂陈.扬中方言海纳百川，兼吸并蓄。扬中话与镇江话一样没有翘舌音声母，并且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六个声调。但是扬中岛内方言也存在局部差异，新坝、联合南部一带的口音接近江南丹徒语；丰裕北部、西来桥镇周围的口音接近江北泰兴话；三茅镇至八桥镇地带约占全市三分之二人口的口音算得上是典型的扬中话。

06

镇江话当中的吴语痕迹

镇江话保留了入声，无卷舌音，这一点与吴语的特征相同。镇江方言虽然早已脱离了吴语区，如今镇江人日常生活中常常夹带着1000多年前吴语词汇的胎记。譬如：“京江[gang]脐” “还魂觉[gao]”“揩[ka]油”“不来司”“旧年子”“老底子”“出趟”“推板”“结棍”“得为”“难漫”“搞七捻三”。镇江话一点多钟叫“点把钟”；上午和下午分别叫“上半天”、“下半天”；小孩子叫“小把戏”，吴语也这么说；大港、上党话承袭吴语，把睡觉说成“睏觉[gao]”。凡此种种，可见吴语痕迹在镇江方言中无处不在。

从以下列表更能够说明镇江话脱胎于1000多年前的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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