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文化”到“主体性黄昏”，刘慈欣王晋康谈科技与人文

以“奇点时代人文思想的阵痛”为名，近日，刘慈欣与王晋康进行了一场对话。今年9月，在北京文化论坛上，科幻作家王晋康发表了“奇点时代，人文思想的颠覆与重建”的主题演讲，随后不久刘慈欣在新浪微博转发了这篇发言稿，并表示对王晋康的思想很有感触。此次对谈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以期让两位知名科幻作家进行一场关乎未来的深度分享。

断裂的桥梁：科学与人文的世纪鸿沟

对话的开篇，直指一个困扰现代社会的核心症结——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所警示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刘慈欣提出自己的观察：在主流文学与人文话语中，科学常常是缺席或被敌视的他者。

刘慈欣描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现状：科学作为塑造现代生活最基本的力量，却在以描摹现实为己任的主流文学中近乎隐身，许多人文学者对技术持抵触心态，视其为摧毁田园诗般的传统与导致人性异化的怪兽。这种隔阂在某一次科幻作家与主流文学家的沙龙中达到戏剧性顶点：一位著名主流文学家激昂地宣称，要“以人文思想战胜万恶的科技怪兽”。这句话正暴露了二者的深层对立。

王晋康提出，科学是最深刻的“人文”，因为它直接回应“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终极之问。当旧的人文框架无法解释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构成的新世界，甚至与之尖锐对立时，这一人文框架的生命力便岌岌可危。刘慈欣对此表示，科幻小说存在的重要使命之一，正是充当沟通这两种割裂文化的桥梁——尽管这座桥梁的修筑在当下仍显艰难。

“主体性的黄昏”

对谈很快被推向大家最为关注的议题：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迎来奇点式突破，人类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王晋康从哲学中“涌现”的概念出发，断定强人工智能意识的出现是必然。他解释我们人类本身就是从没有主体意识、没有情感的低等动物中进化而来，当所有复杂的因素集合在一起，一个更加高明的东西必然会“涌现”。

这一必然性背后，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致命解构。王晋康谈道，全部现代人文思想与伦理大厦，都如同“流沙上的城堡”，建立在人类对自身神圣性的自我加冕之上。我们认定人超越动物，有着独一无二的主体价值，因此“杀人有罪”而“杀猪无罪”，因此胚胎基因编辑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这种神圣性正被科学无情消解，从进化论揭示的人类动物起源，到神经科学否定灵魂实体，再到基因技术证明生命可被人工组装。

刘慈欣从历史视角补充了这种跌落感：人类从宇宙中心一路退行至浩瀚星海的尘埃，而AI可能带来的是人从“认知主体”宝座上的最终退位。“近些年的人工智能主要还基于大数据模型，无论从它的算法来说，还是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说，都是有天花板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工智能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一个古老的领域——图灵时代就出现的领域叫符号学派，它纯粹凭逻辑推理，根本不需要任何数据就能产生智能；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学派，叫进化学派，让人工智能不断的自我进化。但这两个领域目前进步还是比较吃力的，我们也只能在此之前苟延残喘。”刘慈欣谈道。

这似乎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主体性黄昏”。刘慈欣坦言，我们这一代似乎绝对无法接受，但后代终将接受，正如人们接受了日心说。届时，人类文明延续与发展的宏大责任，或将移交于更强的智能。人类或许只能退守一隅，专注于经营一种“值得过的生活”。这并非消极，而是在承认自然规律前提下的理性重构。

刘慈欣

“定时炸弹一直在响着”

此次活动恰逢王晋康的长篇科幻小说《新人类系列》（《癌人》《类人》《海豚人》《豹人》）以全新面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

在《新人类系列》四部作品中，王晋康设想了几种技术突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后人类社会，他分别塑造了拥有永生之躯的“癌人”、沦为工具的“类人”、翱翔深海的“海豚人”与潜藏兽性的“豹人”，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生物学奇迹与伦理困境交织的未来图景。

王晋康借其作品《豹人》提出了一个无解的身份诘问：注入万分之一猎豹基因的短跑运动员，还算“人”吗？区分人与非人的“红线”究竟在哪里？旧有基于物种神圣性的伦理观，在技术模糊物种边界时正在全面失效。

更深刻的悖论在于应对之策。刘慈欣有一个结论：科技造成的巨大副作用，最有可能的解决途径，恰恰是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他设想的“意识备份”技术，可能彻底颠覆“生命唯一”的伦理基石，使谋杀变得可以恢复。而王晋康则引用了阿西莫夫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尖锐矛盾：现代医学挽救每一个个体，却在种群层面违背了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律，导致不良基因的快速累积。解决之道何在？可能恰恰是被当前伦理严格禁止的基因编辑与基因改良。

王晋康将其比喻为“定时炸弹一直在响着”，我们必须在不顾一切的飞跃与审慎僵化的保守间，寻找未知的平衡点。面对重重困境，科幻思维提供了几种路径设想。最光明的图景之一是“人机融合”。刘慈欣描绘了通过脑机接口，人类智能与AI结合，感官得以扩展，思维得以加速的未来。但他也清醒认识到“拖拉机装火箭发动机”的瓶颈——肉身的生物性局限。

谈及文化资源，两位作家对“东方智慧能否拯救未来”保持了高度理性。王晋康认为，自身创作受西方科学人文思想影响更深，中国农耕文明孕育的集体主义倾向虽与进化论的群体观暗合，但新人文范式绝非古典思想的简单复活。刘慈欣更直言，寄望于古典文化解决现代性危机，是“比科幻还虚无缥缈”的幻想。未来需要的是吸收古典精华，建立在全新科技文明基石之上的文化重生。

道路何在？关于奇点时代的一切，答案本就尚未诞生。其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锐度与坦诚，将我们文明最深层的矛盾、最脆弱的假设、最艰难的抉择，赤裸裸地呈现于聚光灯下。前方的道路并非坦途，而是一场需要巨大勇气、智慧与韧性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