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陈昌浩和徐向前很多选择都一样，为何后续发展截然不同

徐向前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55年也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获授元帅军衔。

但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他在部队里一直不是实权最大的，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上面还有张主席和陈昌浩。张、陈二人都是奉中央命令空降鄂豫皖，之后一直在高位。

老张通过多次对自己人下狠手，树立了权威；陈昌浩则是以四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配合徐帅领导作战，部队上下都很服他。这一点徐帅在回忆录里也说过：“那时陈昌浩的威望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

不过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因为一场草地分兵，很多人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老张暴露出自己的野心，导致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后挨批评，最终在陈绍禹回国后做出叛逃之事；

徐帅也无可避免受到了影响，不过好在他革命思想很坚定，又是主力四方面军的军事主官，1955年仍被授予元帅军衔；

但陈昌浩的际遇就有些奇怪，跟很多人所想的不同，草地分兵后，他并未盲从老张，很多事情跟徐帅一样选择站在了老张的对立面。既然如此，为何他后来跟徐帅的待遇却是天差地别呢？

或许在很多人印象中，陈昌浩和老张就是绑定的，很多政策皆出自二人之手。

这种情况在鄂豫皖、在川陕常见，但在草地分兵是否要追随中央北上的前前后后，陈昌浩确实不赞同老张。我们来看看当初的经过就知道了。

1935年6月懋功会师不久，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将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1军、红33军等部编成左路军，朱老总、老张、刘伯承等人为主要领导；

将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等部编成右路军，毛主席、周总理、徐帅、陈昌浩等人为主要领导。

当时为了编制达成一致，一方面军的“军团”都改为了“军”，红32军即原红九军团，其余三个军数字没变。

从这番部署能看得出来，右路军是以红一为主，左路军则是以红四为主。基于这个背景，两部在执行北上方针时有很大区别，右路军打得很坚决，成功拿下包座，为左路军前进扫平道路。然而，这时老张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前进。

此举让大家都很忐忑，9月8日，徐帅和陈昌浩也参与了联名电，告知老张：“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这时陈昌浩跟徐帅一样，站在了中央一边。

然而9月9日，老张发来一封语气强硬的电报，导致当晚中央连夜带着红1军、红3军单独北上，气氛一下子无比凝重，很可能会擦枪走火。徐帅在回忆录里记下了那一幕，并且对陈昌浩持赞扬态度：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他们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后来为了四方面军，徐帅和陈昌浩率部南下，但是，他们都不赞同老张的“另立”。1935年10月，老张在卓木碉会议上公然做了重大错误之事。但是在这场会议上，陈昌浩却全场沉默，即便老张示意他站出来支持，他也没有响应。

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的开国上将傅钟回忆录所述：关于张自立‘中央’问题……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

傅钟写回忆录之时，陈昌浩已不是重要领导，完全不用帮他隐瞒什么，真实性很高。

其实就1935年而言，除非像毛主席那样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哪条路更有前景，他们能看到的是红四情况要好得多，所以陈昌浩思考过后才率部南下。

但作为一名空降的政工干部，陈昌浩清楚地知道“另立”所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和老张空降到鄂豫皖能很快掌权，所有干部都服从命令，不正是因为背后代表着中央吗？现在老张公然把这根基都摧毁了，那还算革命队伍吗？

所以，陈昌浩不再盲从老张，开始进行了深度的转变。

当南下部队在百丈关受挫后，越来越多人明白，所谓的“打到成都吃大米”已不可能实现，老张威望大损。随后从莫斯科返回的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老张无奈宣布取消“另立”。

不过老张知道自己的错误很大，担心北上会被批评，所以想着带部队西去，争取到靠近苏联的地区自己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陈昌浩没有附和。当时朱老总提议部队不在甘南停留，要越过西（安）兰（州），到陕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陈昌浩立马表示赞同。

老张仍不愿放弃，9月16日到18日的岷州会议，老张蛊惑道：“日本的实力很强，我们去陕北合力一处也打不一定能打得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向西发展，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抗日的后备军。”只是这套说辞已没什么人信，还是支持北上的更多。

老张见得不到支持，再度玩起了假装妥协的做法，会议上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但一散会就私自去联系部队，准备强行西进。

陈昌浩听到消息后，立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令，不准任何部队向西行动，同时他对朱老总和刘伯承表示，北上计划不会因为个别人更改。

这个转变让老张错愕，如此关头他迫切需要陈昌浩的支持，就找到陈哭诉，想打感情牌。然而陈昌浩只是冷冰冰地说：我们都是党员，犯了错要勇敢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用的。

老张也是豁出去了，一招不通又想办法，跑到甘肃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当着众多干部的面颠倒是非，说自己在岷州会议被架空，陈昌浩想要夺权。因为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太高，不明所以的干部听信了他的话。

朱德与傅钟后脚也赶到漳县，但在老张的欺瞒之下，军队还是向西开赴了。

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让下面的指战员殊为迷茫，如果是在持续大胜的背景下，大家还能理解，但此时损兵折将，还漫无目的地到处乱窜，谁心里不犯嘀咕？

9月27日，眼看部队士气愈发敌军，高级干部们在洮州召开了会议，此时大家基本都了解岷州会议的来龙去脉，所以不再附和老张。傅钟将军在《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有讲到此次会议的经过。

最开始老张还试图混淆是非，说要先打到迪化，获取了共产国际援助再返回陕北与一方面会师。陈昌浩马上就站起来反驳：从地图上看又要过一遍草地，部队都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会增多，还怎么带？

一贯沉默的徐帅也开了口：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老张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就没有了底气，只得同意北上。

会议结束后，陈昌浩心情特别好，李先念几十年后还提到过那一幕：陈昌浩再见到我们可得意啦，一进门就说‘先念呀，没问题了，杀个鸡吃吧！‘然后又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统一了！‘

9月30日，进驻洮州的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先后分三路前往陕北。最终，三大主力于10月成功会师，艰难的长征宣告结束。

纵观南下、西进再北上这一路的过程，陈昌浩的选择基本跟徐帅一样，从中做出的正面影响不比徐帅小。既然如此，为何后来他的处境又比徐帅差了很多呢？

一来他是政工干部，在鄂豫皖和川陕时的事情，涉及程度就要比军事主官徐帅深。二来西路军失利后，他没有跟徐帅一样坚决返回陕北。

徐帅是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一心往中央的方向赶，陈昌浩则是先回了湖北老家一趟。最关键的是，他在途中经过了西安，如果有去陕北的念头，这里转个方向很快就能到达。

然而，陈昌浩没有。也不知他是担忧被批还是想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总之就是没有。这种侥幸心理，深深影响到了陈昌浩后来的发展。

他回到湖北没多久就去找了高敬亭，然而高敬亭不买账，还带着部队走远了。

此时的大别山继续战斗的红军队伍就只有高的红28军，这里容不下，陈昌浩也就没发挥的空间，犹豫一阵后只能前去陕北，而这个时间已是1937年8月，距离他离开西路军已过去近半年。

为什么说陈昌浩没有及时去陕北影响大呢？概因当年组织里的人极为重视党性，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都积极朝着党的方向前进，这才是值得肯定的做法。遇到挫折就恐惧、就逃避，那会被认为党性不够，很难担得起大任。

如果他跟徐帅一样，冒着被杀、被抓的风险奔赴中央所在的延安，那批评或许还会有，但将来的重用肯定也会有。所以，行动决定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