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汝水注》地名辨析举隅——兼谈方志的地理辨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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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综合正史地理志、历代地理总志以及考古资料等记载，《水经·汝水注》存在3处可供商榷的地理问题：一是“成安县故城”特指汉元凤三年始设的成安侯国，受梁县治所变迁影响，极有可能位于今汝州市东南9.5公里左右汝河南侧范湾村与时屯村两处冶铁遗址附近；二是《水经注图》中，霍阳聚位于今李楼遗址且应移至清汝州西南，清汝州则向东移至三里水东岸；三是《水经注疏》《水经注图》误解桓、滶二水的南北位置，应当前者在南，后者在北。

关键词：《水经·汝水注》 成安县 霍阳聚 滶水 桓水

《水经注》作为中古时期“不可无一，不容有二”之方志巨著，记载有大量的地理名物。明清考据学派研究《水经注》地理，多从沿革信息之变入手，缺乏辩证的空间意识，而方志文献胜在对乡邦文化的详尽搜罗，其作用无可替代，应因地制宜，结合文献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跨学科手段，充分发挥后世方志对《水经注》的地理辨正作用。

《水经注疏》与《水经注图》汝水流域相关篇章，混淆不同时代相关城址与河流地理空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梁县与成安县故城位置、霍阳聚位置以及滶、桓二水河道的南北格局问题。现尝试结合相关方志与考古资料，绘制大比例尺复原图，进一步商榷，求教于方家。

一 先秦梁邑、汉梁县及成安县再辨

《水经·汝水注》“成安县故城”当西汉颍川郡属县，其位置杨守敬认为在清代汝州（今属河南）东南30里。通过考证，汉唐以来地理志书中隐藏的地理信息表明，汉成安县与先秦梁邑及西汉早期的梁县有一些联系，其故址很可能在今汝州市东南9.5公里左右汝河南侧的范湾村与时屯村两处冶铁遗址附近。

《水经·汝水注》载道：

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汝水又东迳成安县故城北。

杨守敬疏：“汉（成安）县属颍川郡，后汉省。在今汝州东南三十里。”“今汝州”即清汝州、今汝州市区。

与汝州有关的早期聚落、城邑，较早的要提到西周姬姓封国梁，春秋时期为戎蛮曼氏所占。《左传》载，哀公四年（前491）夏，楚国“袭梁及霍”，“梁”因此内附为楚北之边邑。战国，“梁”又称“南梁”，为建城之始，地点位于今汝州市杨楼镇汝河南岸和芦沟河所夹的二级阶地，樊古城至杨古城村一带的南梁故城遗址，以别于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城区北）与少梁（今陕西韩城市南）之名。汉代，“梁”城为县级行政单位“梁县”治地，方位不变。昭帝元凤三年（前78），封郭忠于梁县东南的成安（侯国），属颍川郡，至元延三年（前10）仍存。

两晋，梁县治所曾短暂迁移至秦迁周文公之地、位于今洪山庙村遗址的惮狐聚。有学者根据《汝水注》引晋杜预注《左传》“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附郦氏按语“即是县也”，认为晋代梁县治所位于汝水北、三里水东，可上溯至秦迁西周之目的地惮狐聚。而惮狐聚可能至迟在东周前后就已出现，也意味着晋代梁县遗址的时代理应涵盖东周。此外，郦《注》“三里水”之“三里”，应指该水入汝之河口向西至南梁故城遗址而非其他时代梁县治地的距离，约与今鲁山县城西南1—2公里处的“三里水”名同义。经测，南梁故城遗址东1.5—2公里处为荆河入汝之河口，距离亦与“三里”相当。因此，将荆河定为三里水最为合适。对比之下，学者张步天将汝州东、车渠村下游小屯镇入汝的黄涧河定为三里水，则有失偏颇。至此，我们将晋代梁县定在今汝河北、荆河东与南梁故城遗址东北范围内。经查，这里的新石器时代与商代遗址居多，仅汝州市西邻的洪山庙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与东周文化层的灰坑（地势较高的T2东壁剖面），与上文推测晋梁县治地惮狐聚出现的东周时代相叠。若此为真，就更能确信惮狐聚在“汝州西南二百步”与“汝州外”表达的意思相同，《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惮狐聚也”一句中“‘外’字衍”的辑校意见亦可能有误。

北魏，郦《注》所载“梁城”即梁县治地，现已证实又从惮狐聚迁回南梁故城遗址。隋代，梁县仍存，但原汝州治的地位被承休县取代。唐贞观元年（627），承休县被撤，梁县复为州治，向东北移至今河南省汝州市。后延至明洪武八年（1375），梁县被省入汝州治内直辖，其名不存。清至民国初沿之，位置同今汝州市区。1913年，汝州改为临汝县。新中国成立沿之不改，1988年更为汝州市，持续至今。

综上梳理，历史时期，梁县位置对应不同时代、古地名及今地信息得以明晰，梳理如下：

1.春秋战国—两汉：梁—南梁—梁县（南梁故城）；2.晋—北魏前：梁县（洪山庙村遗址）；3.北魏—唐贞观初前：梁县（南梁故城）；4.唐贞观初—今：梁县—临汝县—汝州市（汝州市区）。

再看成安县故城“成安侯国”。自西汉后，唐《括地志》曾述其方位：“成安故城在汝州梁县东二十三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引《括地志》曰：“成安故城，在（汝）州东南······《括地志》：‘成安故城，在梁县东三十里。’”与今《括地志》辑校本之“二十三里”冲突，且并未发现相关解释。我们认为，既然梁县治所在唐贞观元年后，才向东北移至今汝州市区。贞观十二年（638）至贞观十六年修纂的《括地志》中，成安县故城与梁县间的距离应缩短，而非维持旧“三十里”之数。可见，虽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也认识到，清“汝州”与唐“梁县”为同一地，但极可能误抄《嘉庆重修一统志》所录《括地志》之“三十里”数。

据“二十三里”数换算，成安县故城应位于汝河南岸、今汝州市东南距离约9.5公里左右范围内。经查，目前所见汝河南侧发现三处遗址：今汝州市史庄村的史庄遗址（商周）、小屯镇西王庄村与时屯村的冶铁遗址（汉）以及范湾村的岑彭墓（东汉），暂无汉代城址发掘。不过，西王庄村与范湾村三处汉代遗址位于蟒川河东、朝川河西，水源条件较好。而且，今汝州市境内除上述小屯镇以外，仅存杨楼镇樊古城村一处战国冶铁遗址且与北城墙被汝水冲毁的南梁故城同地。因此，我们认为范湾村与时屯村附近极有可能是成安县故城即西汉中后期颍川郡成安侯国所在地，只不过这里位于山地东南边缘与汝河相夹地带，较南梁故城更易受水灾侵袭，故未能留下城墙体遗迹。

综上，《嘉庆重修一统志》引《括地志》录文，以及杨氏疏文所抄录“成安县故城”之方位，应改为“在今汝州东南二十三里”。下图1为成安县故城方位与汝州历代行政单位治所位置示意图，序号为先后顺序，以备参考。

二 “霍阳聚”的位置

关于霍阳聚，《水经·汝水注》载道：

汝水又东，得鲁水口······汝水之右，有霍阳聚。汝水迳其北，东合霍阳山水，水出南山······其水东北流，迳霍阳聚东，世谓之华浮城，非也。《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虏将军祭遵攻蛮中山贼张满，时，厌新、柏华余贼合，攻得霍阳聚，即此······霍阳山水又迳梁城西······水又东北流，注于汝水。

据上引东汉服虔注与汉建武二年（26）事，霍阳聚乃西周中叶自山西霍国分徙而来的姬姓霍国，春秋被灭。其名延至汉代，规模为“里聚”，大致相当于县以下的乡里规模，应当未建城址，北魏仍存其名。

霍阳聚的具体方位，目前所见观点散见于方志文献且分两种：一是汝州市西南。唐李贤注《后汉书·祭遵传》观点，认为霍阳聚在汝州西南，并得到杨守敬赞同。南宋程公说著《春秋分记》称，霍阳聚位于梁县南45里、汝州西南45里，属于故梁县之地；二是汝州市东南。清《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汝州全志》认为在汝州东南20里，《嘉庆重修一统志》认为霍阳聚在汝州东南。

据上引郦《注》观点，霍阳山水经霍阳聚东、梁城西。此“梁城”位于今战国南梁故城遗址，霍阳聚自然位于该遗址西部。而且从相对位置来看，既然梁城尚在今汝州西南，霍阳聚就不能在今汝州东南了，故采纳观点一。借助霍阳山水流路，可限定霍阳聚的具体方位。

首先是霍阳山。该山又称霍山，最早于汉代因山设霍山县，晋杜预集解《左传》：“梁南有霍阳山。”首次提出霍阳山，位于晋梁县南。唐李贤注《后汉书》：“（霍阳聚）有霍阳山，故名焉，俗谓之张侯城，在今汝州西南。”则将霍阳山位置具体到唐汝州梁县西南的山地。《太平寰宇记》指出，霍阳山俗名又作“现山”，在（梁）县西南70里，唐太宗曾经过此地，因该山“危峰独见”而命名为岘山。《读史方舆纪要》与《伊阳县志》延续前代说法，认为现山位于今汝阳县城南40里处。结合上文梁县位置变迁可知，虽然晋代以来霍阳山的位置不断具化，但大体方向与空间范围比较稳定。核之，今汝阳县刘店镇岘山村东南部仍存岘山，海拔1165.8米，与周围海拔700—800米左右的山地相比，明显高耸。因此，岘山及其以东至南梁故城南的山地，应为晋代以来文献所述之霍阳山。

而发源自霍阳山的霍阳山水，应当是今陈沟河。据郦《注》所述，汝水出狼皋山峡谷后，接纳支流的先后空间顺序为：广成泽水（今广润河）—于涧水—霍阳山水—三里水（荆河）。按此推论，自今岘山发源的霍阳山水，应是今荆河西、广润河东之间向北入汝的河道。查现代天地图卫星图与水利资料可知，自岘山下向北入汝的河流有两条：板棚河与陈沟河。但是板棚河入汝口在广成泽水西，不符。符合条件的只能是陈沟河。然而，目前该河下游河道早已干涸，难觅踪迹。不过，结合民国34年（1945）“临汝县”地形图，可大致复原陈沟河入汝水道的关键节点，作为参考：姜沟村—崔沟村—陈沟水库—任沟村—口子赵村—杨楼镇西—刘圪垯村西—汝河。经查，该段河口西至广润河口之间的汝河南部地区，考古工作者在杨楼镇李楼村西200米处李楼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扰乱层中发现商代早期青铜器、汉代的砖块、瓦片（91T4北壁地层剖面第2层）与青灰色绳纹砖、布纹瓦片（92T3西壁地层剖面第2层）。这里取水方便，位于圆形低土丘上，说明汉代这里仍然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且极有可能营建小规模聚落。

综上，我们推测李楼遗址最有可能为霍阳聚所在地，杨氏《水经注图》中三里水应当在清汝州西侧直接注入汝水，梁县应标于清汝州西南，见图2。

三 “滶水”在南，“桓水”在北

《水经·汝水注》载今宝丰县境滶水与桓水信息如下：

（滶）水出鲁阳县之将孤山，东南流······滶水东入父城县，与桓水会。水出鲁阳北山，水有二源奇导于贾复城，合为一渎。迳贾复城北，复南击郾所筑也······其水东北流至父城县北，右注滶水，乱流又东北至郏，入汝。

“父城县”当为“城父县”，位于今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之城父故城遗址（楚—汉）；“贾复城”亦名“金吾城”，位于今宝丰县城关北半部的贾复城遗址。郦《注》 认为，滶水入城父县西境后，其支流桓水于贾复城遗址西部向右注入，即滶水在南，桓水在北。

但是，熊会贞于“右注滶水”后作疏，提出相反的意见：

右当作左。滶水与养水俱出鲁阳之将孤山，桓水则出鲁阳北山，可知滶水北与养水近，在桓水之左，非右也。又滶水东南流，东入父城，而桓水东北至父城，注滶水，可知桓水注滶水，是左注，非右注也。桓水当自今宝丰县西，东北流，至县东，入滶水。郦氏已言有枯渠之称，或至今更灭没难明，故新图误以滶水为柏河，而柏河之南，不复载他水乎？

上文“柏河”即宋本之“桓水”之形讹，沈炳巽已对此作说明（以下皆称“桓水”）。可见，熊氏在延续郦《注》滶水为干流、桓水为支流的基础上，结合后世地理环境进一步认为，滶水之源将孤山（今讹为焦姑山）较桓水之源鲁阳北山靠北，桓水应在下流方向的左边汇入滶水，即滶水在北，桓水在南。清代所见其他记载，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水经注图》（见图3），以及今学者也延续该观点。

综上发现，郦《注》与后世所见观点的矛盾集中在一个问题：滶水究竟是南是北？

结合清道光《宝丰县志》（以下皆称“《县志》”）以及今水道信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切入点：北魏以后，滶、桓二水系的地理格局分布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仅在明代小幅改道。据此推测，《水经注疏》《水经注图》正是因为忽略这一改道现象，才误判了滶、桓二水的南北位置。理由如下：

查《县志》，明孝宗时期，宝丰县知县黄君泰曾疏浚滶水河道，即“改滶水由西城下折而北，与桓水合”。对此，《县志》编纂者的实地考察可作为证据，他认为清代桓水上游二源延续前代“南北分渎”的格局，中下游在宝丰县城西北角“遽折而南，渐逼滶水，不待至父城而遽合也”；滶水方面，“今（宝丰县城）南门外迆东至陈家营（今陈营新村）、周家庄（今周庄镇）故道依然”，与郦《注》桓、滶二水至父城县相合的记载“竟大龃龉”。基于以上发现，明孝宗修浚滶水河道前，桓、滶二水应“独自东流”，入父城县境后汇合。又查同书清舆地图（见图4）与《山川》“桓水、滶水”条，滶水折北，环经县城西后，于贾复城处与“桓水”合为玉带河，折东北流，入汝。核今水文，贾复城遗址西部合流之水为净肠河，南部入净肠河之水为玉带河渠，与县志所述城西水道一致。可见，自明孝宗疏浚滶水后，才形成延至清代、北绕宝丰县城并最终与桓水相接的玉带河。熊氏改桓水“右注”为“左注”，应当误将其时东北向即左岸注入城北的二级支流视作桓水，又将接纳此水的一级支流视作滶水。

《县志》考察结果从水道南北分渎格局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与郦《注》所述“桓水二源”相合，也可解释明代整饬河道前后，桓、滶二水流路的变化，从之。此外，受地形影响，宝丰县属北汝河水系的6条一级支流、3条二级支流以及4条三级支流，均发源自外方山余脉，自西北向东南流至县城东后，折东北汇入干流。直注汝水的滶水，应属上述支流之一。核今水文，符合《县志》条件的滶水应为贾复城遗址西南的玉带河渠，经县城南，于周庄镇南折向东北；桓水应为贾复城遗址西北的净肠河及其支流，郦《注》时代桓水若“独自东流”，极有可能抢占今县城北的二献河部分河道，至净肠河与石河交汇处闹店镇双口村河口入滶。郦《注》中桓、滶二水北的养水为石河（今同名），直注东长湖后入汝。

若上述推测为真，郦《注》桓水“右注滶水”条下，熊氏“右当作左”的修改意见有误。现参考上述推论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宝丰县地理信息，将纠正后的桓、滶二水流路复原，见图5。

四 方志的地理辨正作用

文章所辨《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的三处地理问题，主要涉及梁县与成安县故城的位置、霍阳聚的位置以及滶水与桓水的南北位置，或与标绘有关，或与地理位置定点有关。但总的来说，历代地理总志与明清县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方志的时空尽全性问题。汉唐以来地理总志的记载，虽然对《水经注》多有注脚，但需要借助出土文献、考古遗址等资料，仔细分辨研究对象及其参照的地理名物的时代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释读它们的地理信息，确保时空尽全性。文中对梁县与成安县故城位置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一点。又如学者熊贤品也通过结合《巴蜀史稿》等方志与三峡云阳故陵考古材料，认为《水经·江水注》中重庆云阳故陵“六大坟”为“楚都丹阳所葬”的说法并不可信。

再者，地名具体位置的考订与落地问题。杨、熊二人所绘《水经注图》，本质在于表达地理名物的相对位置信息，即便作为清人《水经注》研究之巅峰，也难免会在具体位置考订方面有疏忽讹漏之处，需甄别使用方志文献落地。《太平寰宇记》《伊阳县志》等方志文献，就为霍阳聚定点所依附的“霍阳山水”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此类工作集大成者，为复旦大学李晓杰教授编“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专著。例如在《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附录考证中，黄学超根据《郿县志》提供的清水河上游承接斜水的信息，结合附近五丈原切割地形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所录斜水附近地名记载为辅证，最终否定今石头河即斜水下游段的流行说法，改订为清水河。

最后，方志所在地理环境的稳定性前提与综合考察的结合问题。由于汝水流域上游处于伏牛山山前地带，自然力和人为活动对《汝水注》对应信息以及周边环境的改变很少，可以判断从《水经》编撰到《汝水注》的注解，再到今天解读《汝水注》，相关信息能够转化为今日可用的资料。因此，在考察局部地区地理情况后，可沿用明清地方志的河道信息，综合复原郦《注》的原貌。文中便借助《宝丰县志》作者自述的实地考察信息，对熊会贞的意见进行纠正，科学辨正桓、滶二水的南北地理格局。像汝水上游这种山前谷地的河段还有很多，如《水经·洛水注》中“洛水出京兆上洛县欢举山······东北过卢氏县南”一段，李晓杰等人考察乾隆《洛南县志》、乾隆《直隶商州志》等地方志记载与山间谷地环境后，绘制复原地图，遵循今洛河流路。

基于以上分析，尝试借助《汝水注》地理考证与地图复原，引起学界重视方志文献的地理信息以及精细化复原工作，避免重文献轻地理的现象。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地理学等新资料以及新水经注图的出现，《水经注》研究会引领新的历史地理学潮流，为现实社会服务。

作者：申雨康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5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江 桐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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