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寺之夜：历史转折时刻的袁世凯

作者：李开元

倘若出现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历史时刻，这一刻必将影响数十年乃至数百年。

——斯蒂芬·茨威格

时势的推动

一八九六年六月，一群锐意改革的青年政治家，聚集在二十六岁的光绪皇帝周围，毅然宣布变法维新。

新法的颁行，如一股新潮注入死水一塘的大清帝国，清新的生气，从帝国的顶端播散下来，和平振兴中国的希望，千载难逢地降临在神州大地上。

新法的颁行，也如飞舞的皮鞭，抽打在守旧派裸露的脊梁上。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枪声炮火中，他们闭目养神，昏昏欲睡。在皇帝挥舞的皮鞭下，他们迅速惊醒。他们先是痛苦不解，继而惊恐不安，终于绝望而怨毒横生。他们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聚集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的周围，在天津形成一个反对新法的阴谋中心。

政局的关键人物是慈禧。

此时，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在颐和园中安度晚年。她已经归政于光绪，整日在昆明湖畔的乐寿堂中闭目诵经。她表面上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实则是一头假寐的猛虎，眯缝着眼遥临在紫禁城上，暗暗操纵着帝国。保守派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她能够管束那位无法无天的皇帝，阻止新政。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挑起慈禧对光绪和新政的愤怒。

年轻的光绪也清楚地知道，只有慈禧不加以反对，新政才能推行。在实行新政的一百天里，他十二次往返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小心翼翼地争取慈禧对新政的认同。

七月，光绪把变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罢免了阻挠新法的礼部六位大臣，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保守派们终于忍受不住了，他们一致认为皇帝是发了疯。他们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将指控新政的上书，如雪片一般送到慈禧手中。他们踉踉跄跄，拖儿带女地奔赴颐和园，向慈禧哭诉皇帝的荒唐和新政的危害。他们恳请慈禧重新垂帘听政，拯救大清三百年江山不至毁于一旦。

从颐和园到紫禁城，京城内外，京津之间，各种谣言骤然蜂起，各种阴谋显露端倪。有消息说，皇帝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丹丸，乱了天性，要剪辫子换洋装，不再认太后是自己的母亲。有消息说，太后因皇帝的胡作非为，准备废黜光绪。有消息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经抵达中国，不久将入军机主持大清国政……

从内到外，从此到彼，到处是谣言，到处是阴谋，生生灭灭，来去无踪。究竟是阴谋者在制造谣言，还是谣言在暗示阴谋者，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从庶民到大臣，从皇帝到太后，人人危不自安，到处是野兽，到处是猎人，究竟是猎人在捕捉野兽，还是野兽在窥视猎人，全都模糊不清。

不过，一个不祥的传闻却经久不散，日甚一日。太后和皇帝，将于九月到天津阅兵。届时，皇帝将被废黜。

光绪察觉到了危险。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政变，他接受了谭嗣同的建议，决定起用新军首领袁世凯。

七月二十六日，皇帝下诏，传袁世凯进京陛见。

从这一时刻起，袁世凯，这个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进入中国历史旋涡的核心。历史，将因他而改观。

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位慷慨激昂的新派人物，一位有胆略有权谋、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在清末的腐朽官场中，他是一位正在崛起的新秀。

袁世凯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在战乱中长大，二十三岁投笔从戎，随清军到达朝鲜，开始在风云突变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崭露头角，显示了应付事变的才干。

二十六岁那年，袁世凯独当大任，出任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深入各国在朝鲜的争夺，通晓洋务。甲午战争前，他认清日本决心一战的真意，坚决主张调陆海军入朝参战。由于李鸿章的妥协，他在朝鲜受到日本人的侮辱，几乎被武装押解出境。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失败，特别是他所发迹的湘军和淮军的惨败，使他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禁不住仰天长叹：“天也！命也！痛愤也无可说……京堂之大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诓非天乎？然也由谋之不臧，平时不绸缪也。”

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袁世凯和当时很多有为之士一样，参加了强学会，加入了维新派的行列。他与康有为交往甚密，饮酒高论，纵谈变法练兵，强国雪耻。当他得到督办新军的任命时，维新派们都认为这是同志掌兵，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光绪决定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以此时袁世凯的职务和地位而论，他在清朝政局中无足轻重，不过一区区直隶按察使。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因素的因缘际会，他所统率的新军，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地位陡然突起。

袁世凯的这支新军，数量仅七千人，并不足以进行大的战争。但是，这支军队，是按照德国陆军的编制、装备组成，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精锐和机动，最适合作为一支应付突发事变的突击队。更要紧的是，这支新军驻扎在京津腹心地区，可以在三小时内从小站驻地开进北京。

人以物显。正是这支小站新军，让袁世凯受到皇帝的瞩目。时势，偶然地将袁世凯推举到历史舞台上来，尽管暂时还在后台候补听用，但前台的光亮已经闪现。

皇帝的暗示

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乘坐第一班火车从天津到达北京。时势正在造就他，那深不可测的最高权力核心，向他打开了一线细缝。不过，对于命运的神秘微笑，袁世凯本人毫无察觉。

袁世凯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是加官晋爵的希望所滋生的愉悦。他也有些忐忑，那是人臣叩见天子时的惶恐。他怀着乞讨者即将得到施舍的心情下了火车，以一副极为平庸的形象步入了历史的后台。

受权刊发，选自《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李开元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八月初一早上，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接见了袁世凯，详细垂询了新军的训练情况和他对新政的意见。袁世凯一一做了回答。当天下午，光绪破格提拔袁世凯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项。

短暂的兴奋之余，袁世凯感到一种不安。他是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清楚新旧两派的争斗。他体会到陛见和提升，都是帝党对自己的拉拢。他自感非分受禄，吉凶难测。

八月初二，袁世凯入宫谢恩，流露出自己的不安。光绪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在赞扬和鼓励外，明显地给了袁世凯以暗示：今后不受荣禄节制，独立遵旨行事。

袁世凯领受了皇帝的暗示。他力图弄明白这个暗示更明确的含义，结果是徒然，因为在皇帝的意识中，这个暗示的意义也不具体。

命运仅仅显示了倾向，离成型还有一段距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一种不能自明的精神重负的苦，越来越沉地压在了袁世凯的肩上。

他汗流浃背了。

危机

历史加快了运转，紫禁城上空阴云密布，危险的征兆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

慈禧一直对新政采取默许的态度。她是一个机警干练的老人，知道旧的章法已经不能应付洋人横行的今天，昏庸的老臣们常常误了国事。但毕竟她年事已高，时时想到要有一个安静的晚年，自己的晚年，大清帝国的晚年。罢免礼部六大臣一事，她认为光绪做过了头，帝国的根基受到了震动，她严厉地指责了光绪。她说：

“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光绪顶住了，他辩解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

他们不欢而散，帝后裂隙表面化了。

光绪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奇人。他从小在慈禧的严厉监护下长大，未经任何操劳争斗执掌了大权，他还没有发展出应付权力角逐的经验和手段，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要因。但是，正因为旧思想旧经验的尘垢还没有闭塞他的心灵，他才能在人主的高位上听到康有为变法的呼声，唤起内心深处的共鸣，对新法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热忱。他不是历史舞台上的强者，而是先行者，一个在冷酷无情的战场上放歌的诗人。他对帝后关系恶化视而不见，反而用急切的举动加剧了裂隙。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同意他开懋勤殿，延聘外国政治家一同讨论制定振兴中国的大计。这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生活中的大胆举动，也是光绪久藏于心的政治理想。他要做彼得大帝，他想学明治天皇，他比他们走得更远，几乎是用诗人的激情来处理政事。

光绪没有想到，他这种举动的冲击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所允许的限度，也超出了他个人的能力和权力。他太天真了，当他满怀热情地向慈禧吐露这个计划时，他的心因一种献身的向往而颤动。他没有想到，慈禧听完他的话后，当即神色异常，闭上双目不发一言。

光绪一下子惊呆了，仿佛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一种彻骨的寒意沿着脊梁爬上来。他的血开始凉了，他从天上跌到了地面。就在与慈禧无言的对峙中，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一切可怕的传闻都会应验，他有些疑神疑鬼了。

事态继续恶化。

八月初三，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反对新政最活跃的人物，御史杨崇伊秘密前往天津见荣禄。与荣禄密谈后，杨崇伊回到北京，到颐和园上封事于慈禧，请求太后“训政”。慈禧依然一言不发。

光绪沉不住气了，他感到危险迫在眉睫。他连续发出两道密诏，要康有为策划解救危机的办法。

光绪在第一道密诏中写道：“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在第二道密诏中写道：“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初三早上，康有为等人接到了密诏。跪读以后，深重的悲愤之情注满了每个人的心。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皇帝的艰难处境和新政所面临的危机，他们痛哭失声。悲愤之余，这一批热血的青年改革者擦干眼泪，迅速做出两项决定：一、康有为马上遵旨离开北京到上海，堵住守旧派的口，缓和光绪和慈禧间的紧张关系。二、实行兵谏，调袁世凯的新军入京，囚禁慈禧，保护光绪，彻底扫除新政推行的障碍。

法华寺的会见

法华寺，是京西的一座佛寺，坐落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袁世凯进京以来，一直住在这里。

初三的夜晚，袁世凯正秉烛伏案，草拟给荣禄的回信。他的心情很是烦躁不安。傍晚，他接到小站军营的来电，说是数艘英国军舰突然开到大沽口，荣禄已经传令各营整装待命，要他迅速回营。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荣禄的一名专使从天津赶来，带来了荣禄的亲笔指令，说英俄两国即将开战，要袁世凯马上回营设防。并通知他，已经调动聂士成的毅军驻扎天津，以防意外。

袁世凯是机警的军人，英俄开战的消息，他不敢妄作评议，但是，毅军调动的消息，马上使他联想到小站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已经被控制，荣禄在戒备自己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袁世凯心中越聚越浓，仿佛有某种灾难在逼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的心，渐渐沉重起来。

袁世凯实在写不下去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车马的吆喝声，仆人拿着一张名片走进来，低声说道：

“小军机谭嗣同老爷。”

有关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诸家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清楚的。谭嗣同向袁世凯说明了新旧两党的斗争及光绪的危险处境，特别是天津阅兵废黜皇帝的阴谋及荣禄的关键作用。他要袁世凯迅速回小站，率领新军到天津，诛杀荣禄，代理直隶总督，封锁电报局和铁路，然后领军进入北京，围住颐和园，不许任何人出入。

袁世凯当即魂飞天外，宛如被当头猛击了一棍。这一可怕的行动，无异于把皇帝和太后的命运交到自己手里，要自己在帝后之间做断然的选择，做一把斩龙杀凤的利刀。袁世凯惶恐地推辞说：

“此事干系重大，关两宫安危，恕小臣不敢与闻。”

谭嗣同深知此行是将新政和皇帝的命运孤注一掷，绝无退路可言，当即凛然说道：

“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旷代之圣主也。”袁世凯肃然答道。

“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谭嗣同一针见血了。

袁世凯正色厉声说：

“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

谭嗣同上前一步，取出光绪的密诏说：

“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踌躇了一下，手奉密诏说道：

“容我考虑一下。”

决定命运的历史时刻

袁世凯考虑了两分钟。这两分钟，决定了袁世凯一生的命运，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因这两分钟而改变。

第一分钟，袁世凯的目光，停留在谭嗣同身上。这位湖北巡抚的公子，年轻的新贵，正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一种不去估量后果的献身热情，从这目光中迸射出来。袁世凯不能不感染到那夺人的力，他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当年投笔从戎的洒脱，在朝鲜与日军战斗的豪放，甲午战争中的屈辱，加入强学会的慷慨，一并涌上心来。

一种挥刀斩杀的渴望，一种纵情使性，以及冲决一切腐朽的向往，使他的心猛然膨胀，他体内那青年的热血，最后一次汹涌来归。痛痛快快地干吧，做中国的西乡隆盛，与皇帝共命运，做推行新政的名臣，为中国的强盛死而后已。

就在这一瞬间，袁世凯感到一种明显的振动出现在安静的夜空中，仿佛在那遥远的浩天深处，有一双巨大的羽翼在扑动，掀起的气浪，正将自己向上托举。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一声隐约的呼唤：“热血啊热血！”来自远方天际。他浑身如同被火点着一般发热，一股热流涌上脑门。他猛然推开了窗户，仰望星空，想把那声音捕捉住。

世界静息了，星星月亮凝神屏息，天地万物期待着，准备迎接一位英雄的诞生。历史车轮的运转戛然而止，它停止在一个转折点，等待一个拨动的力，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力。不可捉摸的命运，准备委身于伸出手的人。

然而，一棵高大的古松笼罩了窗外小小的庭院，将袁世凯投向空中的视线挡了回来。几声亲切的耳语响起，声音是那样的亲近，仿佛就从古松的根处飘散过来：“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

听啊听出来了，这是祖宗在天之灵的告诫。他想起叔父袁宝龄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你少年贵幸，早得重名，以后只患不稳，不患不富贵。灼灼鲜花，艳极一时，却转瞬即逝。郁郁古松，龙钟老态，却千年长久。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事观人，诀窍只在一句话，要稳，唯有稳，能长久。”

袁世凯渐渐平静下来，他不再去寻求那渺茫的呼喊。急行慢行，前程只有许多路。他有些豁然了，他跌回坚实的地面上来，对自己刚才的冲动暗暗发笑。心中的迷雾消散了，他觉得自己头脑清晰，眼光犀利。

“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慢慢来，走着瞧。”

后一分钟里，他决定了。

袁世凯从容关上了窗户，他又仔仔细细地把光绪的密诏读了一遍。读罢，他平静地对谭嗣同说：

“我乃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请公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嗣同不放心地说：

“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世凯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相信了，坦然驱车离去。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星星诡谲地闪着清光，车轮嘎嘎转动，空中响起一声低沉的叹息，也许只是一只野鸟飞过。

法华寺的夜啊！

最后一班车

袁世凯允诺保驾的消息，第二天就为光绪所知，他的紧张不安平缓了，心中用新政拯救大清，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再一次升起。他想到应当缓和同慈禧的关系，耐心等待那关键的时刻。直到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发展出应付宫闱阴谋的能力，他感到成熟而自信了。

紫禁城上，希望之光闪烁。

由于康有为离开了北京，慈禧的眼中钉被拔除了。初五，光绪请慈禧一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慈禧对光绪勾结洋人谋害自己的疑虑冰释了。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太多疑，那些可恨的流言传闻，简直是一天天把自己逼到要发疯的地步。世上人事虽然不可尽信，光绪毕竟是自己从小养大的，在这个世界上关系最亲的人。新政若能救国，又何乐而不为呢？只要祖宗牌位不烧，我便不管。她感到一阵疲乏，又回到昆明湖畔去颐养。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

与此同时，袁世凯结束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初五早上，他再一次觐见了光绪，告辞回天津。

十一点三十分，袁世凯登上了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踏上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旅程。

两天以来，袁世凯经历了最复杂纠结的人生。他用拖延的办法赢得了权衡利害的时间。他走访了在京的各位大臣，从李鸿章、刚毅、裕禄到庆王、端王。他小心翼翼地试探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和对政情的了解，他收集一切可能得到的消息，倾听一切意见，甚至街谈巷议也不放过。他闭门沉思，运筹帷幄，他要从对时局的分析中寻求自己的对策。

毫无疑问，他在政见上是倾向新政的，但在利害上又认为新政太激烈，难免失败。他同情皇帝和维新派的勇气，但也畏惧太后和守旧派的力量。他希望帝后双方、新旧两派调和。但是，形势已经逼迫双方走到了决一死战的地步，最可怕的是，第一枪要由自己来放，刀要由自己来举，牌要由自己来摊出，他陷入了极大的苦恼和矛盾中。

他在初五早上的召见中，恳切谏劝皇上引进老成持重、明达事务的大臣辅佐新政，调理各方关系，切忌操之过急，用人不当。他极力推荐德高望重、开明干练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光绪点头会意，并无具体表示。

他有些怀疑围园兵谏的事光绪并不知情，而是谭嗣同的妄举。他对谭嗣同这个人是又敬又怕，敬的是他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放之情，怕的是他那种不计后果的鲁莽险躁。谭嗣同是危险的，像火一样危险，不仅要毁灭自己，还将焚毁与他接近的一切。

就在这两天里，袁世凯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估量了，种种盘算之余，他把一切考虑简洁明了地归结到一点上：此事的成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

事败身死家灭，泉下还得蒙上谋反的弥天罪名，此昭昭然也。事成也是刀山险途，袁家世受国恩，自己身为大清臣子，皇帝是父亲，太后是祖母，帝后之争是皇室内的家事，母子间的龃龉，外人不得过问，特别是汉人，更是绝对不可染指。

侍君如侍虎，君要臣死，就容不得辩解分说了。皇上周围簇拥着谭嗣同一帮操切之臣，一旦谢罪天下，不孝弑母的罪名，岂不要由自己承担？诛鼌错，清君侧；刘家安，晁氏危。成败皆是祸，此事万万干不得。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扑面而来的凉风，使袁世凯的头脑异常清醒。就在这列火车上，袁世凯做出了一生中最精明的决定，做出了一位官员在当时的形势下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把实情向荣禄披露，把交到自己手中的牌，推给荣禄去打。让荣禄直接面对帝后的不合，让谭嗣同去承担欺君弑后的罪名。在帝、后、己三者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危害最小的中点。

下午三点，列车抵达天津车站。

袁世凯下火车后，直奔荣禄住所，到吃晚饭时方才出来。

当晚，从天津开往北京的最后一班火车，增挂了一辆专车，专车上坐着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他焦急不安地望着窗外的沉沉夜色，恨不能插翅飞到颐和园。他即将引动一场震撼中国的政治大爆炸，引爆的雷管，就是袁世凯。

逆转

初六清晨，戊戌政变发动。

慈禧得到荣禄的报告后，当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这禽兽不如的孽障，我要叫你不得好死！”

慈禧，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刚愎女人，她的这一声怒吼，决定了新政的命运，也决定了她至死不渝的对光绪的仇恨。

晚年的慈禧，贪奢自好，对生命怀着坚执的依恋。用人施政，天下大事，皆可以从容计议，一旦有事危及自身性命，她就会像受伤的老虎一样不顾一切，扑向可能的敌人，将他撕碎吞食，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当晚，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囚禁了光绪，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她废除了新政的一切举措，把谭嗣同等六人送上了刑场。

古老的中国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催死老人的脸上返回了一丝血色，大清终于求得了一个安静的葬礼，可以留着辫子安然入土了。青年们又用热血祭奠了祖先，他们奔放的热情，再一次被扼杀。和平振兴中国的机会失去了，中国不得不再以传统的暴力方式，改换自己的门庭。

袁世凯是在初七晚上得到政变消息的，在天津荣禄的督署。当他从荣禄手上接过太后训政的电报时，心上曾掠过一阵不安，但他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当他走出督署大门时，已经心平如镜。他认为自己已经安然度过了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他坚信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恰当的应对。他充满了自信，坚实的短腿拖动壮实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向远处。他的全部心思，已经投向那即将到来的新的争斗。

就在八月初三法华寺的夜晚，袁世凯平息前一分钟的冲动之后，他的政治风格和处事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开始发展出一种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的特点，不信守任何原则，不执着任何信念。利益所在，就是行动的指南；力量所在，就是行动的方向。尽可能避开可能失败的输点，在赢的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投下赌注。

在这种本领的庇佑之下，袁世凯的仕途一帆风顺。从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从内阁总理大臣、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一直到洪宪皇帝，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几乎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

可悲的是，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在他从皇帝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在众叛亲离，举国声讨的凄凉气氛中咽气前，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最终是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开端，就在一八九八年八月初三的晚上，他在法华寺平息冲动后的那一分钟。那一时刻以后，他永远地失去了忘怀的激情，不再有沉醉的欢乐，他不得不时时刻刻在算计谋划中殚精竭虑，耗尽心血。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许，在临终的时刻，他才喃喃自语了一句，我是否算计错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死神就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接受审判。

公正地讲，当时，袁世凯的算计并没有错，无论在利害得失的权衡上，还是在成功失败的估量上，他都无懈可击。不幸的是，他当时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是一个新旧交替、牵一动万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种时刻，历史的新潮不是用力量的轻重，而是用蓬勃的生机来显形的。这种新潮显形，绝非凭借审时度势、算计谋划所能把握，只能凭借一种直觉，一种超出自我、超出计虑的激情。这就是创造性，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根本素质，也是人生至福的闪现。

袁世凯，他因蒙尘太深而与转动历史的使命失之交臂。中国的命运，也因为托付失人而蹉跎困顿。一八九八年八月初三，那法华寺的夜晚啊！

1983年7月13日于北大

2022年4月23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