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失踪者”

汉译：郭世佑、刘红英 校对：郭世佑

《左舜生口述史》汉译自序

郭世佑

近四十年来，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挖掘、专题探究与学术交流日新月异，论著频仍，早已不是1980年左右的青涩面目可比。然而，在海峡两岸，特别是大陆的学术话语里，在英语世界的史学空间，曾被郑天挺、陶希圣、费正清、韦慕庭、沈云龙、李守孔等中外史家所珍视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创者之一左舜生（1893—1969），至今还像该专业的失踪者，匪夷所思。左舜生毕竟还是五四前后的知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后来居上者，也是民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后来居上者，该党内外亦有“曾、左、李”之称。

中国大陆的史学论著亦已呈现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的存在价值，左舜生却是该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君不见，当六位国民参政员离开延安前夕，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寓所单独邀宴两位国民参政员，左舜生就是其中之一，由毛公的文武两佐周恩来与朱德作陪。如今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回首自身的成长历程时，尽量绕开左舜生，左舜生却是该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是代表主席张澜统筹全局，与蒋介石掌控的国民政府软硬斡旋凡数载的实际负责人。而在此之前，左舜生还是蒋介石邀入庐山别墅的座上之宾，亦乃蒋介石敦促中央政治学校特聘的两位非国民党党籍的教授之一，在南京内外都比较显眼，而左舜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荣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左舜生口述史》，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史项目执行人夏连荫女士（Julie Lien-ying How） 完成的“左舜生口述史”英文打印稿的汉文回译，即对左舜生的汉语口述试作修复式迻译的文本。在口述录音未曾完整保存之前提下，回译本身的冒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较之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文本德文译成英文或英文译成俄文之后，再由俄文迻译成汉文而愈译愈远之杞忧，犹有过之。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译者之所以明知故犯，辄与“左舜生口述史”的英文打印稿至今无人问津有关。倘若未曾越洋阅读过“左舜生口述史”英文打印稿的华语史学同行与爱好民国史的广大读者藉此关注曾经跻身民国舆论与政坛的左舜生及其相关人物，使民国政治史研究于国共两党关系之外多做一些文章，彰显民国历史的复杂性，则是译者所期盼的。

毋庸讳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对旅港要人左舜生等的口述史录音着手英文翻译时，倘若能作相应的汉文之整理，在销毁录音资料之前，形成相应的汉文稿本，即可省却英文打印稿的回译之劳，不必多此一举。当年的决策者既不曾对汉语口述资料制订汉文实录的计划，亦未对左舜生二十九盘口述录音予以全宗存储，那是因为决策者不惟英、汉双语都不成问题，彼等的工作语言就是英语，毫无后顾之忧。然而，若就资料的完整性而言，尤以习惯于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读者及汉文之学界而论，主事者既不用汉文实录一份，又不曾保留全程汉语采访的录音，不能不说是一举两漏的缺憾。

惟其如此，以汉文回译英文打印稿之效果如何，则是鄙人始终忐忑的。不说别的，科举制与帝制接连覆亡之后的民国政坛与社会已呈多元景象，左舜生所吐出的人脉往来密密麻麻，多方交错，曾将原本出身于上海名门、人脉资源丰富，师出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名家之后还专攻民国史的夏连荫累得不轻，遑论历史学之散兵游勇如我者。香港作家岳骞曾在左舜生病逝前两年登门求教，通报自己想编一部《民国名人生卒年表》之意向时，左舜生颇为重视，畅所欲言，耐心提示其选编要点，希望此书收进万人之规模。岳骞面有难色，坦陈是书所录顶多不过三千人。左舜生则认为，民国之名人甚多，至少不应少于五千人 。已入左舜生史眼的民国人物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译校者欲弃晚清而贸然撞入民国时空，虽无长处可避，却犯扬短之忌，个中惶恐，实可想见。

在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中人雅克·勒高夫看来，个人的回忆比历史学意义的“历史”更真切，“回忆倚重的是对记忆进行加工，而历史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编排，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来进行的一种编排，历史学家们的责任便是在此。”他还说，如此编排出来的历史“是世间的这或那，是真相的敌人，是政治有意识操纵的产物。民族主义、各种偏见在左右历史，处在发展中的史学的历史范畴有时候需要良知发现……”。也许勒高夫对“历史”的诠释还容易引发历史学主体内部的歧义，但他认为“回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回忆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素材的源泉”，当属不刊之论，需要细究的只是谁的回忆与如何回忆。倘若勒高夫在谢世之前，能够看到左舜生与夏连荫俩人时而轻松问答、时而反复质疑与存疑的访谈作坊，恐怕也会对那一老一少训练有素的华裔历史学家敬羡三分，甚至不难以年鉴学派的名义，加入对此类口述史的礼赞。

1961年3月，左舜生以英文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复函时，欣然通报：“您邀请我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项目，我感到荣幸，且乐意接受。夏小姐与我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访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约见了六次。我觉得访谈令人振奋，希望继续约见夏小姐，直到我们的项目能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我完全赞同中国口述史项目的目标，我认为，这个项目将是一项重大的事业。恰当进行的访谈将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源，比文字的记载更加可靠。我向您保证，我将尽我所能，使我们共同的事业为历史研究做出贡献。”若就访谈双方的史学素养、互相配合的程度与访谈质量而言，左舜生此函不虚。由两代华裔近史专家合作而成的《左舜生口述史》，不啻中国口述史项目的典范之作。虽然该项目已留下未曾趁热打铁地实录一份汉文稿本，且未将全套访谈录音一并留下而至今无法弥补的缺陷美。

多学科的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曾以“胜利者的宣传”指陈历史学的历史，可谓入木三分。天下之胜者酷爱宣传，还过度解释，不嫌其烦。倘若败者时常衣食无着，还不怨天尤人，内心的焦虑与思索却在从容中穿越，那便是难得的异数。物以稀为贵。

不曾指望从追寻有年的近九十分钟口述录音之残片中，还能听到左舜生边诵边释的得意之作《踏莎行》。左舜生还鼓励夏氏译入英文，还说她肯定行。但夏氏深知中、英二文的差异不是语言的技巧所能抹平的，最终未曾将左舜生此词迻入英文稿：

软水温山，丹枫白露，渔舟点点神州路。谁言游子竟忘归，归帆总被秋风误。

浊酒休停，闲愁休诉，欢娱总把秃龄驻。从头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错。

左舜生平时吟诗填词不多，却能这般出手，那么，此前彼对钱穆、毛泽东等的诗作评价不高，说得还容易得罪人，那是情有可原的。左舜生置身于五四时，也试写过白话新诗，曾被编入新诗合辑，却对新诗的生命力并不看好，对新文化运动的巨擘胡适写的新诗尤不乐观，仅将康白情的诗与其为人之道严加区别，承认康氏的新诗还写得不错，泾渭分明。而左舜生在晚年以败者寄调《踏莎行》所袒露的那番平静，何尝不是一个饱久经政学风云与世态炎凉的史家所修得的应有之心境，良非易事。

基于种种缘由，《左舜生口述史》之回译停停打打，前后已逾数秋，再校一轮就该交卷了。知难而进之草创与舛误在所难免，不宜再拖。近日在万里航空轮番穿越，随身打开《左舜生先生纪念集》，几回掩卷沉思，新添微感。同样是滚烫的记忆，同样是仓颉所赐，较之铺天盖地纪念胜者的书刊，纪念败者的篇什竟能多添几丝冷峻与质朴，省却许多油腻。若就历史学而言，此类“幸存者偏差”，弥足深思。

在文字可信度的慰藉中，不知不觉地走近了南极。故国远隔重洋，时差区区四小时，却足以倒转乾坤。夏冬之互换，竟易如顽童翻跟斗，无需世俗的威权首肯。满目海天一色，奢捧湛蓝。海鸥旁若无人，井河两道。一尘不染，最省督查。水远路遥，匆此为序。

2024年6月30日清晨于R1015,M Social Hotal, Auckland, NZ

8月20日午时于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 档案馆2号桌

《左舜生口述史》，英译汉，汉译：郭世佑、刘红英，校对：郭世佑，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香港开源书局，2025年7月。

《左舜生口述史》译后记

刘红英

2017年，世佑学长再次访问斯坦福大学，邀我翻译《左舜生口述史》。他鞭策我翻译的原因，大概与我俩有过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论文报告会上获奖的共同经历有关，可能对我多存了一点信任。那是1981年大四的冬季，他在全省的历史专业中胜出，我则代表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带我们去湘江宾馆参加授奖大会的校领导是世佑学长的近代史授课老师、历史学权威林增平教授。林先生和我的父亲兼老师——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翻译理论家刘重德教授——为这个省属重点院校贡献了一生。世佑学长经常想着用自己的文字和演讲彰显我们的本科母校。这一年，他还邀请了26位在北美工作和居住过的湖南师大校友撰写自己的父亲，抢救家史乃至校史与社会史，知人论世。他作为主编，不仅教我们怎么写出接近出版水准的父亲，还在医院为我们修改文稿。天道酬勤，我们的书《故园的背影——湖南师大北美校友笔下的父亲》就给第二年湖南师大建校80周年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还被选为教育部给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的书目。

我在接受世佑学长邀译时，想的还很简单，比起艰深的学术著作，访谈体裁翻译起来会容易些，还能帮我恢复中文。

我于1985年初在北大西语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半年后，赴美留学，随后改变了回国任教的计划，转向IT行业。不论工作多忙，我每天在睡觉前，会读个把钟头的英文杂志，几乎不读中文书，不看中文电影，不写中文。亲友之间的对话只限于日常用语，中英混杂，方便为上，哪个词先冒出来，就用哪个词。中英混杂的原因，首先是懒，其次是内容使然。如果第一次接触的某个话题是在英文的语境里，脑子里储存的就是英文的有关词汇和知识，用英文表达就比中文容易。这与文化差异也有关系，中英文的词义还是有些细微差别。比如，我们常说某个同事很“nice”，中文的“人很好”、“善解人意”、“乐于助人”都算近义词，但还是跟“He's a nice person”略有差别。久而久之，我的母语中文日益荒废。动手翻译之后才知道，即便是访谈的体裁，我的中文还是不够用，译出来有点别扭。看了世佑学长的修改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别扭：第一，句子不符合中文句式的习惯。英文语法很规矩，主谓宾清楚，如果不断句，就要用连词或者分号把句子连起来。而中文可以一个逗号接一个逗号，讲完一个意思再断句。第二，口语要合乎习惯，我的译文里经常混进书面语。译完几段后，还应该抛开原文读一两遍，才知道是不是合乎口语的习惯，避免世佑学长说的“夹生饭”。

夏连荫女士的英文非常地道。虽然说的都是民国的事情，她流畅得让人猜不出受访者原来的中文用词。为了感受一下左先生的文风，我读过他的《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这位长沙前辈的文风很平实，语不惊人，不温不火，简明得体，娓娓道来，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左先生是个会讲故事的历史研究者。世佑学长也善于讲故事，也很简练，但他会出其不意地犀利一下，而且语言诙谐生动。不过，他修改的译文不像自己的话风，却能体现左先生的风格。我们尽量采用直译而不是意译的方法，因为翻译不仅要保全原文的意义，通顺易懂，还要切合原文的风格，这是我的父亲刘重德教授曾经在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基础上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切”。

我生锈的母语与夏女士完美的英文之间存在隔膜，我对时代背景与历史脉络的生疏更是给翻译增加了难度。官方的叙事是在有选择地解说历史，有时就掩盖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比如，口述史的第二、三章谈到2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涉及当时辩论双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我和许多读者都耳熟能详的梅光迪、吴宓、林纾、钱玄同、胡适、陈独秀，还有大量几乎被埋没却同样才情恣肆的人，比如刘伯明、胡先骕、姚永概、康白情、杨杏佛、朱谦之、杨没累、梁宗岱……还有一些嘈杂的细节：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专断；不懂外文的林纾翻译了一百七十一部小说，一个字挣六块钱，比普通作者多一倍，左舜生给挚友王光祈争取到优惠的稿酬，王还嫌低；严复不同意通过废除古典文学来推广白话文，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情新文化，但也聘请旧学派的教授……左先生给我们呈现的是百舸争流的时代画卷。

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趣十分浓厚。五四运动前夕，他加入了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南京分会的负责人。1920年初，他到上海加入中华书局编辑部，以新书部主任的身份，出版了很多译著和期刊。后来他投身政治，成了中国青年党的党魁之一。左先生见识广博，人脉资源丰富，立场中立，跟各派人士都说得上话。他希望中国青年党作为第三势力，在国共之间做些调解，没有意识到中国还没有走完你死我活的政党斗争阶段。他交往较多的人里除了青年党内的曾琦、李璜、陈启天、常燕生等，还有刘伯明、沈曼若、陈布雷、黄郛、雷震、蒋介石、张群、张君劢、张闻天、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让我脑海里模糊的黑白画面变得五光十色起来。相比之下，我辈从小接受过的党史课程与反帝反封建的宏大叙事不免单调乏味。

除了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大事，左先生还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他在19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近三十年见闻杂记》提供了更多的内幕与细节。为了译好这些故事，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比如，左先生记性极好，时间地点人名从来不会拉下。夏女士翻译人名不用汉语拼音，也不用威妥玛拼法，而是遵循粤语的注音习惯，我们往往要经过多方对照才能确认。谁是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重要人物，谁是路人甲，不少人和事已被历史堙没，维基百科里也找不到。这时，世佑学长作为历史学教授的侦探技巧就派上了用场。他甚至会从美国移民局的入境记录中，去考证某个家族的姓氏拼法，还会通过一系列旁证来决定某个细节是左先生的记忆有误还是夏女士的笔误。世佑学长的严谨和耐心，令人叹为观止。为了便于年轻的读者阅读，他还对很多久违了的民国人物做了脚注，其中也不缺他首次接触的姓名，毕竟他以前的研究重点是晚清而不是民国。那些脚注的语言简练，对民国名人词典提供了重要补充。

《左舜生口述史》的英文访谈记录由三百多张打印纸的照片集结而成，字体小、背景发黄、老式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度远远低于电脑排版的出版物，翻译起来很费眼神。我有不少漏译和误译，幸亏有世佑学长逐字逐句地校对，逐一改正。世佑学长经常谦虚地说，自己在岳麓山学的是哑巴英语，只能应付大锅饭式的英语课程与晋升职称时的低级考试，考完就扔，很多单词和有趣的句式都记不清了，但从他修改的译文来看，他对英文口语的理解还相当准确，加上他庞大的中文词汇量，经常能找到更能达意的词语，我等于上了一次翻译课。

世佑学长谈得最多的，是把汉译英之后的英文访谈还原成汉语的冒险性，还有在这个还原过程中许多中外师友与弟子付出的情谊，让他如数家珍，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资料还在仓库堆积的年份找到英文打印件的访问学者——两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杨贝教授与沈岚教授，还有为世佑学长代劳补拍哥大的访谈资料、至今还没与世佑学长见过面的纽约友人凤仪先生，始终关注世佑教授受托研究项目之进度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郭岱君女士与林孝庭先生，支持该译著出版的香港三联与北京三联原总编辑李昕先生，走进哥大多方追询左氏口述史信息的新泽西湖南师大校友徐琳玉女士，近年热心提供残留的录音磁盘与相关资讯、有求必应的哥大图书馆年轻有为的馆员黄颖文女士，以及该校的资深馆员王志成先生，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资深馆员薛昭慧女士与Grace，还有把记录左舜生晚年在台北演讲的日记供世佑学长拍摄，再赠送一箱青年党资料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该所副所长潘光哲先生，细心查证民国时期上海老街名的沪籍实业家王秋皓先生，南昌大学讲师张大海先生，还有全力支持世佑学长追踪左舜生与李璜在港足迹的李金强教授、区志坚博士、黄淑薇馆员与王炳强先生，受左师启发留学东瀛的新亚弟子卢玮銮教授，支持世佑学长在九龙钻石山住下来、追踪左氏藏书下落与家属蛛丝马迹的浙大本科学子丁凯博士，认真回应个别译名疑难的台北民国史资深教授刘维开先生与台湾国父纪念馆钟文博博士……还有并未先富起来却全资买下台北某教授家藏的青年党资料、再悉数转赠世佑学长的湘籍工程师萧君，还有先把英文访谈资料全部打印再襄助世佑学长逐章审校的美国犹他大学传播学博士孙瑱教授……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授权世佑学长对《左舜生口述史》的汉译与出版，推进学术研究之公益。

希望《左舜生口述史》让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抖落尘埃，给那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开一扇窗子。

刘红英 谨记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一日，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库珀蒂诺

作者授权刊发，选自《左舜生口述史》，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