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档案馆资料记载：周养浩祸害女犯人，逼迫打胎、纳小老婆

1978年3月，北京初春仍透着寒意。公安部档案馆里，一批工作人员在核对战犯减刑材料时，偶然抽出一份发黄卷宗。卷宗封面写着“周养浩”三个字，墨迹已淡，却依稀能看出当年批注的怒气。就是这份记录，再次拨开了军统息烽监狱暗无天日的旧账。

往回追溯，周养浩1906年出生在浙江江山县后源村。少年靠借书自学，1918年考入省立衢州第八中学，自觉“名达”二字俗气便改名周文豪。四年后，他放弃教师饭碗，报名省防军政治训练班，渴望闯荡更大的天地。谁料军中前途有限，他干脆投向戴笠的复兴社，一脚踏进特务圈子，从此再难回头。

1933年，他已经混到军统内部司法科要职。戴笠看重其油滑，把他调进新组建的息烽监狱。1941年就任监狱主任前夜，他再次易名，自诩孟子“浩然之气”，于是“养浩”二字登场。名前高雅，手段却阴毒，所谓“伪装开明”只维持了三天，第四天就恢复鞭子与老虎凳。

前任何子桢以不见天日折磨闻名，牢窗外覆黑纸，囚徒皮肤溃烂、虱蚤成群。戴笠嫌其太过粗暴，引发地方反弹，才把周养浩推上去。“换汤不换药”，这是在押人员暗中传的顺口溜。周养浩表面准许放风，实则在操场埋伏特务，谁敢交头接耳立刻带走重审。审讯室一盏白炽灯照到眼花，往往灯灭人就没了。

有意思的是，他对马匹格外贪恋。1945年一支川商马队路过息烽，三匹骏马被他截下，一匹自用，一匹送给美籍教官，剩下一匹留作监狱坐骑。马贩告到贵阳，市长何辑五打了哈哈，此事不了了之。对老百姓而言，三匹马值钱；对官场而言，只算闲事。

周养浩对女犯人更是毫无底线。深夜，“提审”常成借口。他先看上姓陆的女子，几周后又迷上新押来的莫姓女学生。莫姓女子被迫怀孕，他命医官郭尚贤“想办法”，一句话就决定一条生命。郭尚贤战后回忆：“他要我打胎，否则关我单人牢。”短短九个字，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1947年，息烽监狱戏班排演《空城计》自娱，女主角周大全唱得好看得也好，被他勒令“随侍”，并公开称其“二房”，狱警低头默许。周大全被迫改口叫“大主任”，再不敢提自由。有个狱友愤懑地嘟囔一句“狗官”，当夜被拖走，第二天只剩一双鞋。

1949年底，昆明机场事件把周养浩的逃跑梦想击碎。卢汉发动起义，封锁跑道。周养浩躲进一辆旧雪弗兰，缩成一团。警员喊道：“周养浩！”车门缝里露出半张脸，又赶紧缩回。十分钟后，他被拽下车铐走。李志正冷冷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周只低头沉默。

押赴重庆白公馆时，他还以为靠旧同僚能摆平。谁知沈醉为了自保写了揭发信，两人在牢里扭打成一团，守卫喝令“都老实点”，场面狼狈。1956年，他被送进北京功德林改造，扫地、种菜、抄法条，才知道日子有多长。一次交待材料时，他对管教说：“如果重来，我愿做个乡村教书匠。”对方淡淡回了句：“晚了。”

1975年，第三批战犯特赦名单公布，他名列其中。台湾拒绝接收，他辗转美国，靠女儿接济，做图书馆管理员度日。1990年病逝，新泽西一处廉价养老院只记下：周·杨（Yang），无宗教信仰。遗憾的是，多数受害者连公墓的编号都未能留下。

那份卷宗最终归档，编号A—0521。档案员记录时写道：“此人罪行，尤以祸害女犯最甚。”短短十二字，比厚厚卷宗更具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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