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美］W.大卫·马克斯 著，杨凌峰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在我老家乡下，农民有钱之后，通常第一件事就是盖楼，里面毛坯不要紧，但外观一定要“气派”。这也情有可原，毕竟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们总难免陷入一种身份焦虑之中，渴望自己的成就得到社会承认，如果努力的结果却无法提升身份地位，那奋斗还有什么动力？所以项羽才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这常常是一个“面子问题”，但到了现代社会，身份焦虑不但驱使人们“求取富贵”，而且会推动文化变革。W.大卫·马克斯在其新著《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一书中如是概括：“这里的相互作用要深刻得多：地位塑造我们的心愿和欲望，为美和善设定标准，以此框定我们的身份；地位造就集体行为和道德，激励新的审美感受力的发明，并自动充当文化持续改变的发动机。”
有必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到了现代社会，身份地位才成为一种全民焦虑，并且更多地是由文化起到决定性作用。传统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地位通常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由血统先天决定的，阶级地位不可逾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发展出一种宿命论的态度， “逆天改命”既然是痴心妄想，那还不如安于现状。
只有当一个社会承认每个人都有权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相应地位和声望时，文化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我们现在理解的“时尚”一词的含义，直到1630年代才出现在英语里，因为只有到了近代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才开始通过文明礼仪、文化符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因此形成潮流，而当旧时尚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纳之后，就失去了其作为地位象征的价值，新时尚于是应运而生。例如手机的潮流形象，在1990年代的港剧里，墨镜富豪掏出的大哥大还是一种奢侈品，到了2000年，诺基亚广告里的年轻人又以叛逆、潮流的形象霸占屏幕。谁又曾想不过十年，智能手机就横扫市场，键盘手机很快也成了落伍的象征。
手机还是手机，功能上也还是能用，但它的地位价值则时刻在变化，这就给人施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同侪压力。有些人甚至每年更换两三款手机以符合自己“引领潮流”的人设。大卫·马克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观察音乐、艺术和时尚新趋势的实时呈现与演进，解析海量的潮流案例，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文化资本制造的身份幻觉。
正如这本书一再指出的，商品的符号价值常常超越功能价值。地位象征依赖于某种关联，被人解读为信号，随后带来社会认可，而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个物品或行为有价值，正是由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决定的。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消费超出生存必要的非必需品，则有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实际上，大部分时尚物品都不是生存必需，那是“有闲阶级”的游戏。但也并不是花的钱多了就必然能得到认可，本书举了一个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垃圾车比大多数兰博基尼车款都更贵，但没人会认为垃圾车是豪华车，因为有钱人不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文化已经对原有的“生产/消费”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年轻人，情愿为他们认为值得拥有的商品付出高价，而所谓“值得”，往往正是文化赋值的，例如他们追捧的明星所代言的产品。后现代社会，只有具备独异性，善于引领潮流，才能巧妙地借用文化为品牌和产品赋值，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图源：视觉中国
这是当下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不过，大卫·马克斯真正忧虑的还不在此，而是文化创新如何保持强大的活力。在他看来，网络时代的迅速传播正在冲击着文化生产和审美潮流：“互联网文化的疯狂节奏迫使人们的人格面具变化加速，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这种情况下，精英们不卷入新潮流，处境反而更好，如此一来，文化就会变得保守。数量极大、速度极快的信息也剥夺了我们与艺术作品形成情绪和审美纽带所需的时间。”
问题可能还不止如此。互联网也冲击着原本由文化精英所把持的审美趣味，原本一件艺术品究竟是好是坏、值多少，往往是由少数顶尖的评论家说了算的，但现在，至少在流行文化中，却不再取决于质量而是数量了——受更多人追捧的就是好的。尽管这有时令人沮丧，但或许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当一种文化品味不再像以前那样与身份地位深深绑定时，它就被相对化了，到那时，每个人都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
原标题：《制造潮流，现代社会的身份游戏》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本文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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