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朋友周作人，1937年当了汉奸，建国后被如何对待？

1949年9月中旬的北平，秋雨淅淅，西长安街上偶尔传来新政府阅兵彩排的鼓点声。八道湾的一间老屋里，七十二岁的周作人合上希腊文原典，隔着半掩的窗棂听那节奏，神情复杂得像翻旧账本——他知道，一份迟到的清算很快会落到自己头上。

倒回三十一年。1918年11月的北大红楼里，一个来自湖南的年轻馆员把借书卡递给周作人时，腼腆地说了一句：“周先生，可否请教新村主义的细节？”对方正是刚到北京不到三个月的毛润之。那一年，周作人正讲欧洲文学史，见这位青年口音浓重却思路犀利，颇觉新鲜，还特地写进4月7日的日记：“毛泽东君来访，议新村，言辞诚恳。”

两人交集并不长。毛泽东南归组织工农运动后便杳无音讯，而周作人继续在北大讲课、写散文、编译小说，风评与哥哥鲁迅相差无几。然而北平沦陷将一切撞得粉碎。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多数文化人南下，周作人却在羽太信子劝说下选择原地观望。他不愿失去鲁迅留下的四合院，更不想抛下手里丰厚的稿酬。

观望很快滑向妥协。1938年2月，他出现在日军主持的“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上，与汤尔和、张燕卿并肩而坐。会后《新民报》大篇幅报道，茅盾、老舍连夜起草谴责声明。艾青愤怒地喊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忏悔吧，周作人！”可警告像落水的石子，只溅起一圈涟漪。周作人继续写文章吹捧“大东亚新秩序”，并于1939年受聘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彻底被贴上“文化汉奸”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日子并非总被鲜花簇拥。1939年元旦，一名热血学生闯进苦雨斋，朝他肚子开枪。子弹撞断衣扣，没有穿体。此后，日方将他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警卫日夜不离。这层“护网”也加固了他的耻名。

日本投降后，南京高等法院判他十四年。押解途中，他拍着镣铐哭喊：“悔不该听女人的话！”这句抱怨传到狱警耳里，引来一阵冷笑。半年后，因国共和谈气氛，李宗仁下令释放部分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名单里。1949年8月，他带着行李回到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恩来递交六千字检讨书，请求宽恕。

材料呈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完只说一句：“文化汉奸，总归是汉奸，不过能翻译希腊文的人也不多，留着用。”简单几字，等于给他按下了“缓刑”键。随后，北京市公安局派人约谈：不得再涉政治，仅限学术。周作人点头如捣蒜，“以后只埋头翻译”成了口头禅。

1950年，他被安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定薪二百元，任务是整理古希腊悲喜剧。那年冬天，他对编辑低声感慨：“我欠中国两本好书，算是还债。”编辑没接茬，只递上一杯凉茶。几年后《伊索寓言》全译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出版，学界评价甚高，排字工却悄悄嘀咕：“这稿子味儿正，可别忘了人写过吹日本的文章。”

1951年，北京重审战犯，他心里没底，又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摘掉“汉奸”字样，保留住宅。秘书胡乔木提了处理意见：“令其公开认错，房屋暂不动。”毛泽东在纸上批了两个字：“照办。”之后，《北京晚报》刊出《周作人自述错误》，算是官方定调。对话中的一句“多年来愧疚难安”被不少读者剪下保存，但民间对他的标签并未松动。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1964年“社教”运动，稿费减半，他再去信出版社，理由是“年迈体弱，仍需购书”。领导批示只给二百。他嘀咕：“真到喝粥的日子了。”说是玩笑，语气却半真半苦。次年，他完成《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手稿，为鲁迅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兄弟情的迟到补课。

1967年5月6日凌晨，周作人因肾衰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治丧通知贴在胡同口，寥寥签名。有人驻足，有人匆匆。消息传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排字工只是喃喃一句：“欠的债，总算还到头。”随后继续低头铅排。

纵观周作人跌宕的生涯，才能与软弱、贡献与污点交织。他曾在北大课堂上启发过青年毛泽东，也在民族危亡时为侵略者张目；在监狱里落泪忏悔，又在案头为古典文学奉献心血。复杂，乃历史常态。毛泽东那句“留着用”与法院的“十四年”判词并存，正昭示了新政权处理文化汉奸的尺度——罪责记录在案，可利用之处不浪费。凡此种种，不是宽宥，也不是苛责，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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