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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全球Smallibrary书屋2025年“3个月精读10本书”挑战计划（每本书要求30万字及以上）活动的书友阅读心得评价，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平台观点。

PART 1 打卡记录

分享人： 赵一鸣

读完时间：2025年10月20日

书名： 《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作者： 〔美国〕 许田波

译者：/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字数：21 万

评分：10分（10分制）

PART 2 读后分享

战争、国家与历史的岔路：比较视野下的支配与制衡逻辑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但其河道却非命中注定。为何春秋战国终归于大一统的秦制，而近代早期欧洲却在纷争中催生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一书，通过将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时期并置比较，为我们揭示了一幅关于国家形成动力机制的宏大图景。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更是一次研究方法的典范展示。

一、 方法论的革新：在差异中探寻共通的因果机制

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创新。它并未陷入“寻求共同起点”的传统比较史学窠臼，而是采用了 “非共同基础研究法”。这意味着，它承认中国与欧洲在初始条件、文化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却致力于发现一个统一的因果机制——即战争压力下的国际政治动力学——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以迥异的方式结合起来，最终“产生差异极大的后果”。

这种方法的力量在于，它既避免了历史目的论（即认为某种结果是必然的），又避免了文化决定论（即认为文化差异注定了一切）。它告诉我们，战争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压力，在任何时空都可能触发相似的国家行为逻辑，但这些逻辑的具体组合与最终胜出，则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此外，反事实思想实验的运用，则进一步解放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它让我们敢于追问：如果拿破仑的成功提早一个世纪，欧洲是否会走向统一？如果合纵联盟得以巩固，中国是否可能维持一种多国并立的体系？这些思考并非空想，它们迫使我们剥离那些被视为“必然”的要素，从而更清晰地识别出真正的关键变量。

二、 支配与制衡：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交响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国家形成的道路，取决于“支配逻辑”与“制衡逻辑”在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上的复杂互动。支配逻辑追求的是控制与强制，体现在国内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汲取与深入控制，体现在国际则是霸权追求与领土扩张。制衡逻辑则旨在抵消与平衡，在国内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如贵族、商人、教士）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在国际则表现为均势联盟的形成。

在中国（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路径中，支配逻辑在国内层面的胜利，为其在国际层面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各国面临的残酷生存竞争，催生了“自强型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国家直接控制和动员社会的能力：推行义务兵役制、建立直接税收体系、构建非世袭的行政官僚系统。其结果是国家权力穿透了社会肌体，直达个体。书中精辟地指出，战国时期的小规模土地所有制，并未如西方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成为“自由的基础”，反而在缺乏强大中间阶层（贵族被削弱，商人被“重农抑商”政策压制）的情况下，成为了“战国极权主义”的温床。国家在社会独立利益集团壮大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汲取能力，从而能够抑制任何潜在的内部制衡力量。

在国际层面，尽管前期制衡逻辑（如合纵）一度盛行，但秦国的战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他国的短视（贪图眼前土地利益），以及“多重威胁同时出现”导致的注意力分散，使得有效的、持久的制衡联盟始终无法建立。最终，秦国凭借其更彻底的国内支配能力，将国际层面的支配逻辑推行到底，完成了统一。

反观欧洲，其道路恰恰相反。国内层面的制衡逻辑，束缚了国家的手脚，进而巩固了国际层面的制衡体系。近代早期欧洲国家进行的多是“自弱型改革”：为应对战争急需，它们将军事（雇佣兵）、财政（包税人）和行政（买卖官爵）权力“外包”给第三方。这短期内解决了资源问题，长期却削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能力。其根源在于，欧洲社会存在着众多独立且强大的社会集团——贵族、商人、教士。国王为了筹集战争资金，不得不与这些集团谈判、妥协，甚至出让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法国国王可以解散三级会议，看似“自由度高”，但国家动员能力却因依赖包税人和军事企业家而下降；英国国王权力受到议会制约，看似“自由度低”，但议会让渡的税收制度反而为国家提供了更稳定强大的财政基础。因此，欧洲各国在试图追求国际霸权时，往往因国内支配能力的不足而功亏一篑。拿破仑的法国、腓特烈的普鲁士虽然进行了“自强型”的军事或财政改革，但为时已晚，且其国内社会结构已然固化，无法像战国那样进行彻底的社会重组。最终，国际均势得以维持，欧洲走向了民族国家并立的道路。

三、 从历史到现实的思考

这一比较框架的解释力，远超历史本身，它为理解当代诸多问题提供了锐利的分析工具。

首先，对“反叛乱战争”的深刻启示。本书的逻辑完美解释了为何同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挫败，而某些政权却能有效维持内部稳定。关键在于 “国家能力”的性质。一个具备深入基层的完备行政官僚体系的国家，能够通过层级监督和信息控制（如同秦朝的“什伍连坐”），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能力建立在长期的“自强型”国家建设之上。反之，一个仅具备强大投射火力，却无法在占领区建立有效基层治理的国家，其军事优势无法转化为持久稳定。美国在其海外行动中，恰恰扮演了一个进行“自弱型”治理的角色，它依赖本地军阀和承包商，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控制，故而陷入“越反越乱”的困境。

其次，对“道德适用性”的层级反思。本书隐含了一个关于政治伦理的沉重话题。在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道德的计算尺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秦国的“不择手段”——攻城略地兼以大量杀伤有生力量，从个人道德看是残暴的；但从国家竞争的“支配逻辑”看，这或许是降低他国模仿成本、瓦解抵抗意志的“有效”策略。这迫使我们承认，国家层面的道德选择，并非个人道德的简单放大。决策者在此刻是一个制度符号，其权衡的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等复杂变量。这并非为不道德行为辩护，而是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复杂、更贴合政治实践现实的伦理框架，来理解和评判国家行为，而不是简单地以个人品德进行类推。

四、 结论：在历史的岔路口

《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最终告诉我们，中国与欧洲的道路都不是“注定的”。它们是“制衡”与“支配”这两种深层逻辑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博弈的偶然结果。秦国的统一，是自强型改革、战略机遇与冷酷计谋的完美结合；欧洲的分立，则是自弱型遗产、社会力量的顽强与地缘偶然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通过严谨的跨学科比较，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熔于一炉，让我们看到，历史并非线性进步或循环往复的简单叙事，而是一系列充满张力、路径依赖和可能性的复杂过程。它提醒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无论是中西治理模式的差异，还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竞争——都必须回到国家形成的源头，去审视那场始于千百年前的，关于“支配”与“制衡”的永恒对话。而这，正是比较历史研究令人着迷的永恒魅力所在。

PART 3 书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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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思想交流、政策分析与企业出海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湾山友俱乐部粤港澳国际精英户外实践交流”系列活动、“荔林读书会”国际前沿思想沙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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