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分配到东海舰队，为战台风省水而剃成光头

1970年7月，滨州线的绿皮车慢悠悠驶进上海北外滩，车窗外热浪翻滚，六名刚刚摘下学员肩章的哈军工毕业生在站台上站成一列，他们即将成为东海舰队后勤辅助船大队的见习军官。那一年，海军正紧张筹备下一阶段的现代化改装，最缺的不是装备，而是能顶得住甲板暴晒和机舱噪音的年轻人。

分配名单公布得很快。“微山湖”号补给船迎来了新的轮机兵，同批的其他几位则去了医疗船、测量船和综合补给船。与想象中的战列舰不同，辅助船看似平平无奇，却是整个编队的血袋。有人调侃：“主力舰不怕饿，可没油就哪儿也去不了。”

舱室条件并不体面：十来平方米塞八个人，三层铺板像蜂巢。上层借得到一点舷窗的风，中层靠灯泡凑亮，下层常年闷湿。那位新来的高个子因为身材出众，只能把腿曲成Z形才能缩进铺板，半夜翻身，铁皮床咯啦作响，其他人照吵不误，没人抱怨，因为都一样。

上海的梅雨季刚结束，机舱温度却早已突破四十度。指针式温度计在嗡鸣中抖动，规定十五分钟一次抄录数据绝不能省。为了降温，见习兵趁夜把被褥扛到甲板上打地铺，看似逍遥，实则要随时提防翻滚的浪头。“别睡过头，早操哨一响还得跑回舱。”值更长一句提醒，带着咸涩的海味。

伙食简单：搪瓷盘被分成三个格子，主食、热菜、咸菜，一样不能多也不能少。夏天在甲板排队打饭，风稍大米粒就会被吹走。城市兵嫌粗糙，农村兵则把节省下的糖块攒进铁皮盒，准备年底探亲送给弟弟妹妹。有人打趣，大白兔在内陆比金条更值钱。

轮机部门永远最后休息。船靠泊后，若码头岸电未接通，副机得整夜发电。别的兵冲淡水澡、打扑克、写家信，机舱只剩引擎声。年轻的轮机兵偶尔掀开活门偷看夜色，灯火摇晃，船却不能歇，因为“心脏”必须跳动。

年底去连云港送油，顶风顶水刚过江口，海水泵忽然罢工，主机被迫停转。船身像没系稳的浮木，被三米高的涌浪掀得上下起伏。机舱里几乎所有人都呕吐，只有出过海的政委还能稳住手里的扳手。“先救主机，再救胃。”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让紧张的空气松动几分。一个多小时后机器重新咆哮，桶里却已装满呕吐物。

1971年8月初，东海热带低压迅速增强。大队命令各船紧急驶入象山港避风。“微山湖”号余水不足，船长下令限水：全员剃光头，不准洗澡洗头，每人每天一杯淡水。推子一路推去，甲板风速很大，碎发被吹得到处都是，炊事班捡都捡不完。

船深入港湾，在10号水鼓系泊。夜半，风力飙升，雨柱连成白线，舷窗全部封死，只能靠通风口艰难换气。清晨检查，两根钢缆受力不均，随时可能断裂。两名班长系绳下水抢修，巨浪把人抛起又摔下，甲板上的士兵死死拽着揽绳，生怕下一秒失手。二十分钟后，两人被合力拖回，军服撕裂，肩头青紫，血迹被雨冲成暗痕，却没人哼一声。

台风过境，甲板狼藉，淡水依旧紧缺。光头队伍继续执行“一杯水”指令，刷牙漱口后还得把水倒进脸盆，再抹一把汗水才算洗脸。别说洗澡，连擦身都成奢望。三天后返航，补给船最显眼的就是满船滚圆的光脑袋，远远看去像一排排白炽灯泡。

同届学员杨玉焕的遭遇更险。“东运201”在长江口被货轮撞沉，二月的江水比刀子还冷，十几名官兵围着救生筏坚持四十五分钟，最终大多获救，但仍有两人牺牲。冰水中的互相搀扶，日后只在授奖通报里留下寥寥数行，却把“战友”二字刻得极深。

七十年代中后期，海军装备逐步更新，机电一体化初见雏形，“无人机舱”概念开始在设计所的图纸上出现。那批在蒸汽管道旁成长起来的轮机兵陆续走上技术骨干岗位，有人成为远洋补给船的机电长，有人参与了对外访问舰队，有人退役后投身民用造船。曾经的光头照片被夹进荣誉册，偶尔在老兵聚会上拿出来，大家哈哈笑，笑声里有盐味也有机油味。

从北外滩到象山港，那段海上岁月并不传奇，却清晰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支年轻海军的真实质感：条件艰苦，纪律苛严，但没人退缩。如今谈起“省水剃头”总被当作趣事，可在当时，这样的琐细规定恰恰支撑了一船人的安全，也为后续更复杂的海上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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