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的一个清晨,泰安火车站的站台上停着一辆敞篷军车,车斗里静静坐着一位只剩一只眼、一米三高、四肢皆残的退伍军人,他就是二十三岁的朱彦夫。车子驶离站台时,晨雾还没散尽,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和初春的寒意,这场简陋的送别没有锣鼓,也没有欢迎横幅,除了军车旁几名陪送的医护,只有他们衣袖上的红十字在微微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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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走到泰莱公路,路边耕牛正低头咀嚼干草。医护小王轻声问:“老朱,真不后悔离开疗养院?”朱彦夫只是摇头,没再多说半个字。对他来说,离开那座条件不错的荣军所,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酝酿了整整一年:他要看看这个因战火残缺的身躯,能否在贫困的老家重新站稳。
傍晚抵达张家泉。山村依旧三沟两岭,土墙灰瓦,行人寥寥。村口狗吠声此起彼伏,人们循声望去,很难将眼前这个“矮小”的年轻人同当年风风火火参军的壮小伙联系起来。有人低语:“他不是早牺牲了吗?”也有人惊讶:“真活着回来了!”这些议论透着好奇,更透着对伤残的惶恐。
推车的人把朱彦夫送到自家院门,木门吱呀一声,母亲端着煎饼探出头来。火光映出她额头上的皱纹,当她看清儿子的模样,手里的煎饼啪地掉在地上。老人退后一步,声音发颤:“俺……俺伺候不了你,还是回去让国家照顾吧。”这句脱口而出的恳求,说得既现实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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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反应朱彦夫早有心理准备,他没有辩解,只说:“娘,先让我住一夜。”那晚他把自己关进西屋,地铺上一块草垫,随身只带了一袋地瓜干和一壶凉水。他要用行动告诉母亲,他还能活得像个男人。接下来的一个月,小屋没有走出半步,却不时传来砰砰的碰撞声——那是他练习装卸假肢、翻书、写字的动静。
三十二天后的一个午后,朱彦夫拄着竹杖,端着一碗小米粥蹒跚来到堂屋。母亲愣住,双眼瞬间湿润。老人接过粥,哽咽着:“孩啊,娘认了你。”这里没有煽情的拥抱,只有沉重的叹息与羹勺撞碗的微响。自此,母子重归,村人也开始接受这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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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张家泉是典型的“乞讨村”,荒山、石旮旯、多沟少田。朱彦夫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是因为没人比他更清楚贫穷的痛。没有四肢,他却一天跑遍全村记录地势,规划渠道与梯田;没有健全手脚,他却带头扛锄指挥开沟。村民起初质疑——一个连碗都端不稳的人能带大家翻身?可他用最不体面的摔倒回答质疑:一次次跛行跌倒,一次次撑起身体,继续往前。
造田时需要暗渠,他提出“棚沟造地”,把山洪引入涵洞再排出,两边荒坡连成一片良田。全村两万方土石,是靠肩挑背驮完成的。村民咬牙干,朱彦夫咬牙看,他没法搬石,但能在边上用残臂画草图、点出重心。有意思的是,暗渠竣工那天突降暴雨,水流哗地冲进拱洞,渠壁纹丝不动,大家这才彻底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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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之外,他琢磨林果。靠退伍抚恤金买来几十棵苹果苗,试种成功后扩到五百亩。果园挂果那年,外村商贩骑着破摩托来收购,先看树再看人,不得不说,看到那位穿着旧军装、行动缓慢的残疾书记时,他们惊得合不拢嘴。
解决吃饱问题后,还缺电。十公里外的变电站不给免费牵线,他就提着公文包跑了七十九次公社与县里审批,硬是靠协调、靠众筹、靠自掏腰包备齐电杆导线。1978年夜里,灯泡第一次亮起,山口回荡着孩童的欢呼,那光一点也不刺眼,却足以穿透多年的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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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务交接给新人后,朱彦夫想起曾经在长津湖阵地上答应指导员的事:把经历写下来。1983年,他坐在破旧书桌前,干脆利索地拆掉假肢,将残臂搁在字典上,嘴里咬着铅笔一点点勾画提笔。翻页靠舌头,找字翻到口渴,练字写到残臂渗血,他也不松劲。他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再死三次,也得写完。”
九年后,五十五万字的《极限人生》面世。新书发布那天,他并未赴京,而是抱着样书来到村南的公墓前,默默立了很久,把一本样书掩在松土下,算是向那些再也醒不过来的战友递交答卷。
此后,他又带着偏瘫之躯写出《男儿无悔》,多次受邀到部队、学校做报告。有人问他秘诀,他平静回答:“疼,才知道还活着;活着,就还有价值。”这句干巴巴的话,被不少年轻军官抄进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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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乡那天算起,朱彦夫已经在这座山村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他的假肢换了七副,眼睛几近失明,可村里的果树却年年更新,梯田里水渠依旧清澈。这样一对比,什么是损失,什么是收获,就显得再明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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